李鸣生的心结天知否？
胡殷红
我认识的作家中，不少是四川人，但像李鸣生这么“地域色彩”强烈的人并不多。
李鸣生到北京有年头儿了，装腔作势地学北京人说话，大碗锅挑地学北京人吃面，但唇齿间流露出的那个辣字，一张口就能知道他的出处。
李鸣生17岁就当兵进入西昌航天基地。估计招兵的人为他得担走后门的嫌疑，得跟上上下下承诺：这小不点儿还没发育呢，到部队吃得好，准能再窜一窜。可现而今，李鸣生还是那个“小四川”。虽与高大威猛无缘，但基于青年时期的部队训练，也为弥补缺陷，他永远双肩高耸、仰头挺胸，做出拔地而起的姿势。虽然已年过“半个世纪”，但短小精悍，还是挺帅的。
我熟悉李鸣生的名字和作品是从他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开始，真正和他熟络起来是他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后我对他的采访。至于在此前后他获得过三次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国图书奖，冯牧文学奖，全军文艺奖，《当代》文学奖之类的什么奖项我记不全、也说不清。记忆中他最大的特点是说话像“小钢炮”似的。因此有人认为他 “傲慢”。其实，无非是四川的水土在他身上的麻辣效应。
我和李鸣生的谈话从不回避谈获奖和期望获奖的话题。他说，任何一个作者要想获奖，都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尤其是全国大奖。但是，获奖仅是衡量作品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的唯一标准。获了奖的作品，不一定都是最好的作品，没有获奖的作品，也不见得就不是最好的作品。我的想法是，一部作品能得到专家和社会的承认，总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奖，不是为了获奖而去写作。从写作的本质意义上说，作品与获奖没有什么关系。争取写出更好的作品奉献给全军全国的读者是我自己对自己的期望和要求。
李鸣生因创作“航天题材”而在报告文学领域卓尔不群。但我一直疑惑，就李鸣生的名气，“为个啥子”总接“授命之作”。李鸣生冲我放了一顿“小钢炮”。他说，不是谁要我写，而是我要写。原因之一是，两三岁时因为饿着肚子在路边等妈妈，一直到天上布满了星斗，从小就觉得星星像妈妈的奶头的那个情结。
这个情结我无法想象，觉得想笑。
另一个原因是，当兵就在西昌发射场，10年最美好的的青春留在了发射场，有了生命的体验和情感的体验，与西昌发射场的科技工作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又意识地接触了许多科学家，有搞火箭研制的，搞航天测控的，和他们有了难以割舍的情感关系，感悟他们身上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感到有一种责任，不去写他们，就像歉了下一笔账似的。
欠账的感觉我有过，觉得挺真实。
第三个原因是，过去的文学作品一向表现的都是人类创造陆地文明的历史，从本世纪50年代起，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人类进入了航天时代，人类开始了创造空间文明的历史，文学自然就应该有所表现。所以就想写“航天文学”，在题材上开创一个新的领域，给文学辟出一块新的风景。
嗐，李鸣生慷慨激昂。跩了半天，原来是从小就和天上的星星纠结。别说，我觉得他写“航天文学”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航天文学”与他的生命相关联。
基于我们的熟悉，基于高龄女同志的“霸权”，我直率地问过他：写“航天文学”不仅仅是你李鸣生一个人最有优势吧。李鸣生语速飞快地表示：我的作品，是“航天文学”的基石。但我希望有更多的作家加入这个领域的创作，我们一起构建中国航天文学的大厦。
1974年，他到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时并不知道西昌将来要发射宇宙飞船和卫星。十多年的青春在打山洞，修公路，拉沙子中度过，但属于他的航天梦的确是在那时深入骨髓。无疑，李鸣生是军队培养出的作家，表现航天部队军营文化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如果仅仅表现军营文化显然不是李鸣生的追求，他要求自己必须超越军营文化。我认为，他力图追求大的文化、大的境界和大的气魄。他希望他的作品，既是属于军队的，又不仅仅是属于军队的，而是放在一种全民族文化背景下展开。当然，这也是题材本身提出的要求。比如《飞向太空港》，写中美之间在发射场上的冲突，这种冲突实际上是一种东西文化的冲突；比如《走出地球村》，他把中国的航天发展的历史放在整个人类航天发展的历史中来展开，构成了一种大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一种大的文化构架。我很信服地认为，这种大不是大而哗之的大，而是有着实在内容的大。说到这儿，李鸣生算是赞同了我的说法，磕头虫似地：对，对，对！
和李鸣生相处，读李鸣生的作品，最大的感受是，他不欺骗自己，不欺骗读者。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尊重事实，尊重历史，既代表他自己的声音，也代表中国老百姓的声音和这个时代的声音。还有一点也是我必须承认的，李鸣生的作品始终坚守自己独立的精神品格。
许多记者在采访李鸣生时都会说，命中注定李鸣生就是写“航天文学”的。我不这么认为，因为他还用了十五年寻找“老祖宗”呢。作为一个多年关注现实生活以创作“航天文学”而著名的作家李鸣生来说，为何对50万年前的事情产生兴趣，15年来坚持寻找“北京人”？我也想不通。他说，其实，生命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的过程，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寻找的历史！人类自诞生之日起，便开始了遥遥无期、永无尽头的寻找。我们寻找过去，是为了掌握未来。我们寻找“北京人”，不仅仅是几块头盖骨本身，而是为了寻找人类的源头，祖宗的血脉，民族的根基，还有我们失落的精神与斗志，尊严与自信，以及被战争破坏的文化，被愚昧埋葬的文明，被野蛮摧残的希望，被无知遮挡的光明。人类只有找到自己的源头，才能辨清明日的方向；只有找到自己的血脉，才能拓展子孙的智慧；只有找到自己的根基，才能把握一生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寻找“北京人”，如同当年发现“北京人”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尽管我和李鸣生的谈话从来是轻松和非正式的，但面对一个严肃的报告文学作家，我们仍回避不了报告文学是沉重的文学，也是很艰难的文学这一话题。他认为，报告文学所选择的题材一般都很重大，作者背负的压力很大；其次是对作品要负不可推卸的责任。搞不好就要吃官司。三是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和它所表现的内容对报告文学作家提出的要求很高。他谈的这几点我非常理解，像李鸣生这样的报告文学作家，除了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超人的胆识外，还须具有一定的思想境界、独立的人格情操、非凡的生命气质、较高的文化修养、良好的知识结构，以及与众不同的忧患意识、使命意识、超前意识乃至领袖意识。而且报告文学作家的这种意识必须要站在国家的立场和高度去思考问题。
说句心里话，李鸣生的勤奋和不辞劳苦，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但总是在想采访他时找不到他仍然是件令人不爽的事。从“神五”升空我们为了报道任务，就开始找他，直到“神五”安全返回时，我们几乎五分钟拨他手机一次，一直到他从酒泉刚下飞机到北京找到他，他像一路小跑似地气喘吁吁和我对话，当他在北京航天指控中心现场流着泪再次接受我的采访时，我那次是再也调侃不起来了。“神六”飞天时，这次他没去发射现场。但他说，“神六”的发射、返回我非常关注，发射那天，我一夜未睡。我知道，在航天领域李鸣生也算半个专家了，对飞船飞行中每个程序都了解，因此通过电视新闻便知道全过程。电视机前的他与发射现场是同步心跳，航天员进舱，火箭点火、升空，箭船分离，飞船入轨、运行、测控、返回等，每一个关节和细节他都给我讲解得清清楚楚，有时甚至是哽咽。
李鸣生为写航天吃了不少苦，为找“老祖宗”吃的苦也是一时难于说清的。20年的航天梦在天上，15年的找祖宗在地下，想着都苦，看着就累。苦与累对于李鸣生这样一个作家来说或许是命中注定的，但这命是灵与肉的组合，是时间的过程。一个把生命与他的创作纠缠在一起的人的苦与累，人知否？天知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