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两部分在8月13日和8月20日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本人专栏。
徐相国的“阴门阵”
周英杰
晚清时期著名的顽固派大臣徐桐画像，徐桐其实也是一个悲剧，他是盲目迷恋过时了的中国文化的一个悲剧。
庚子拳变前夕安静的西什库教堂。拳变之后，西什库教堂非但没有像徐桐和拳匪们所希望的那样从北京消失，反而利用辛丑年的赔款翻新重建成了三层。
这里所说的“徐相国”，指的不是别人，乃是晚清时期先后担任过任太常寺卿、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重要职务的老官僚徐桐（1819年—1900年）。
众所周知，在清朝政治体制里并没有“宰相”一职，既然如此，徐桐为什么会被时人称为“相国”呢？这就必须要对明清两朝的相关制度做一些必要的梳理。
迄至大明王朝的第一位皇帝——朱元璋的时代，中国的宰相制度已经延续运作了1500多年。对于这个传统的制度构架，出身绿林大学的朱元璋自从当上了皇帝起就一直心怀不满，终于在发动了著名的胡惟庸案之后，明确下令取消宰相之职，转而以内阁大学士来取代原先宰相的部分作用。因此，在有明一朝的中后期，领班的内阁大学士，也就是所谓的“首辅”，也就顺理成章地就成了无宰相之名，行宰相之实的重要人物。
满族政权于1644年入关定鼎中原之后，明朝发明的这套以大学士取代宰相的制度基本上被承袭了下来。只不过，与前朝比起来，清朝的大学士衔，更多的只是一个虚衔，代表了朝廷给与士大夫阶层的一种最高的荣誉。清朝的大学士虽然品级位居一品，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权力。尤其在设置了军机处之后，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
一个最典型的明证就是甲午战后的李鸿章。《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旋即失去了炙手可热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权位，但朝廷却依旧保留了他的文华殿大学士的衔位。尽管如此，这个时期的李鸿章实际上只是一个在京城的贤良寺里赋闲的人物而已，相较于直隶总督时代的颐指气使已不能同日而语。
当然，由于大学士的品级很高，所以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都是由朝廷内的具有科举正途出身的重臣所担任。因此，在当时官场上看来，能够做到武英殿、文华殿或文渊阁等殿阁的大学士，实际上就相当于传统的“入阁拜相”。这些厕身于大学士之列的士大夫，亦因之而被时人以“某相”或者“某相国”称之。
徐桐的这个“相国”称号正是这样来的。因为他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得到了体仁阁大学士的衔位。
别看徐桐位极人臣，混成了象征大清朝最有学问、最有资望的几个大学士之一，本人也自视甚高，但这个人实际上是个出了名的老糊涂虫。他出身于汉军正蓝旗，属于满族政权根正苗红的嫡系，虽然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也曾高中过进士，但他除了对传统的程朱理学等道貌岸然的学问有一定的涉猎之外，对于世界大势等基本上处在茫然无知的状态。
实际上，在他做大学士的时代，清王朝已经和西方各国打了半个多世纪年的交道，吃过了不少的明亏和暗亏。按理说，身为大学士的他应该对西方世界具备一些最起码的判断才对。但其实此公却是颟顸无知得一塌糊涂。譬如，他硬是不承认世界上真的有那么多的国家，曾经信誓旦旦地在慈禧面前质疑说：“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他因此下结论说，这些国名根本就是些都是子虚乌有的国家，是英国鬼子编造出来哄骗我们的。
徐桐极端敌视和排斥西洋舶来的现代文明，是清季著名的顽固派。在他的思想里，中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即使是中国的“虱子”也都是“双眼皮”的虱子。他曾经公开表示过自己对于中国人把美国直译为“美利坚”的愤怒，斥责说：我大清已经够美了，它美利坚算什么美？我大清已经够顺利了，美利坚怎么能够赶上中国的顺利呢？我大清国已经够坚固了，如何轮到它美利坚“坚固”呢？
类似的有关徐桐极端“仇洋”的轶闻，在晚清民国的一些私家野乘里俯拾即是，这里不妨择其最可笑者以为读者谈资。
根据托名为晚清著名才子李伯元所著的《南亭笔记》说：徐桐的私宅在东交民巷附近。这里本来是一块旷地，徐桐出了数千金买下后，遂大兴土木，建起了一座十分宽敞壮丽的府邸。徐桐本来希望在这里优哉游哉地快乐度日，不成想这里后来竟然成为各国使馆的聚居地，而西方主要列强法国的公使馆刚好就建在徐宅的对面。各国还在徐宅的大门前正式修建了一条新式的西洋马路，每天都有洋人来往，十分繁华。
对于家门口这些晃来晃去的洋人，徐桐十分生气，每次见了洋人马上以扇子遮面，表示自己羞于和他心中的夷狄之类的洋人打照面。据云，为了减少和洋人走对面的机会，他每次出城拜客，都绕地安门而出。即使绕弯子，也在所不惜。
他还在其家的大门口贴上“望洋兴叹，与鬼为邻”的门联，以羞辱洋人。这一切犹不解气，最后干脆将自己家的正门堵死，一家人都从后门出入。时人于是将徐桐的这种行为戏称是在——“开后门”。
对于带有“洋”字的事物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这就是徐桐的做派。《南亭笔记》中说他平日只穿由绸缎和中国土布做的衣服。有人向他行贿时奉上银圆，他一律拒绝。这倒并不是因为他廉洁持正，而是因为那些银圆是墨西哥所造，属于夷狄之物的缘故。行贿者一定要把银圆换成松江银锭，他才笑纳。
徐桐最反感的西方物件还有西洋眼镜和洋烟等。曾在清季担任过军机处章京和御史的高树在其《金銮琐记》中指出：徐桐对于曾经当过驻外使节的许景澄很不感冒，原因就是许景澄接受了西洋来的新事物，经常戴着西洋眼镜办公。为此，徐桐动辄以此诋毁许景澄，说许景澄长得跟洋人一样。后来，许景澄因为在朝堂之上公开反对重用义和团灭洋、反对和11国国开战而被慈禧太后杀掉，徐桐在其中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其之所以见死不救，甚或落井下石，据高树说最初的祸源即在此处。
有意思的是，徐桐极力反感洋玩意儿，但他却不能约束自己的儿子对于西洋器具的喜爱。
徐桐有个儿子叫徐承煜，做官做到了刑部左侍郎的地步，也算是一个标准的副部级干部了。虽然这个徐承煜和父亲一样属于典型的守旧派，但和他的父亲见“洋”必反的风格迥然有别的是，他对于西洋的那些精致的器物倒是来者不拒。据云，他在私宅里辟出了一个大餐厅，里面用的器具全部是西洋制式。徐承煜因为官也做得不小，平日十分骄横，因此，徐桐对这个儿子也常常无可奈何。于是，每次他经过他儿子喜欢的这个西洋大餐厅，“必闭目掩耳疾趋而过”，其神态宛如一只见了老猫的耗子，避之唯恐不及。
据云，这个徐承煜还喜欢吸食他父亲最讨厌的洋烟卷。不过，为了不让他老父亲生气，他平日都是偷着吸食，尽量不让老太爷知道。但有一天，他正在喷云吐雾大过一把洋瘾时，却刚好被他的老子撞得正着，徐桐见状大怒，训斥徐承煜说：“我在，尔敢如是；我死，其胡服骑射作鬼奴矣！”老爷子冲天一怒，徐承煜只好“跪暴烈日中，以儆其后”。
古人说“爱屋及乌”，徐桐则是“恨屋及乌”。因为他仇视一切带有“洋”字色彩的新事物，所以连带对于与西方世界有关联的维新之说和后来兴起的新学也是恨之入骨。
有野史透露说，在他管辖的翰林院里有一个叫李家驹的翰林，在戊戌变法之后被调去刚成立的京师大学堂任职；还有一个翰林严修上疏光绪皇帝请开考经济特科。徐桐对于此二人的做法愤愤不平，最后把两人的名字贴在自家门口，不准两人进门，公开表示决裂之意。
《南亭笔记》中还叙述了一件颇堪玩味的故事：徐桐曾经在朝房和某相国闲谈，某相国对徐桐谈起此前某侍御上的一道摺子，说里面的有些话恐怕是“违心之论”。不成想，徐桐把“违心之论”理解成了“维新之论”，气呼呼地站起来高声说道：“什么叫做维新之论？我最不愿听这些话头。”直弄得某相国可笑不得，十分尴尬。
徐桐的这种极端仇视洋人和西洋世界的人格，简直有些不可理喻的味道。但在今天来看，却很可以用现代心理学上的“防卫机制”学说予以解释。所谓“防卫机制”学说，指的是一种弱者特有的心理病态，属于一种无意识的反抗机制，其特征就是拒绝承认痛苦的现实、想法或感受，代之以一厢情愿的自我陶醉式的精神自慰。
倘做如是观，则晚清时期患有类似精神疾病的士大夫绝非徐相国一人而已，这种病态的人格正是那个时代的不少士大夫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它所透露出来的是一个在盲目自大的文化染缸中所浸染的统治阶层，突然遭遇到了另一种全新的陌生的强势文化之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进退失据、无所适从的茫然感，以及由这种茫然而转化成的巨大的恐惧感和由这种恐惧感所派生出来的强烈的排斥感。
这种种百味杂陈的复杂感觉毕现纠结于一端，理所当然地让徐桐这些人和那些起于草莽之间的义和拳拳民在精神世界上达致了出奇的共通之处。也正是因为此，徐桐这样一些原先根本瞧不起下里巴人的士大夫们，忽然在庚子年间摇身一变，成了义和团拳民的“知音”，在庙堂之上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支持义和拳，希望这些乌合之众的所谓“神术”，能够一扫几十年来聚集而起的对于西方世界的深深的怨气。从这个意义上说，毋宁说义和团就是民间的徐桐等顽固派士大夫；而徐桐之流就是庙堂之上的义和团。
西元1900年盛夏，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进入北京，北京城很快陷入了无政府状态。面对这股浑浊而原始的力量，慈禧太后曾经进退维谷，处于剿抚两难的境地。在这个节骨眼上，载漪、徐桐、刚毅等顽固派大臣力挺义和团，认为“民心可用”，正可以让这些据称拥有神术的团民实现驱逐洋人的夙愿。而在这些支持义和团的大臣之中，徐桐尤其卖力。
对于此时的徐桐的心理状态，有野乘分析得很到位：“拳匪既起，（徐桐）以太上老君等说，与其素诣相合，则誉之不去口。朝议时，竭力护匪，谓一举刬夷，实为数千年来第一快事。”
他还亲自赠给义和团某大师兄一副对联：“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义，只此精神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当时也有明白人告诫徐桐说：“拳民藉妖术以图一逞，宁欲倚之以平寇耶？”徐桐回答说：“轮车、电邮、机械，百出夷人，亦妖术耳。譬彼治疮，以毒攻毒，疾且瘳矣。”这人又质问道：“然则中堂能保拳民之必胜乎？”徐桐回答：“全民神也，夷人鬼也，以神击鬼，何勿胜之有？”（见《驴背集》，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义和团》（二））
已故的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曾经对徐桐之流素来主张排外的晚清士大夫，在遭遇到欧风美雨之后的复杂心理有极其精到的评论。他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他）鄙视以船坚炮利城洋人者，但又找不到一种对抗船坚炮利的现实力量。因此，为一伸积愤而信仰超自然的力量，便成为他的心理归宿。”陈先生所说的“他”，指的是另一位顽固派官员刑部郎中左绍佐，但此语未尝不可以用在徐桐者流的身上。
在这种迷信超自然的力量来战胜洋人心理的支配下，当着庚子国变的关键时刻，年迈的徐桐于是演出了更为荒唐可笑的一幕，这便是幻想用奇招来打破传说中的洋人的“阴门阵”，帮助义和团和政府军彻底攻下北京的西什库教堂和使馆区。
高树在《金銮琐记》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徐荫轩（徐桐）传见翰林。黄石荪往，遇山东张翰林曰：东交民巷及西什库，洋人使妇女赤体围绕以御枪炮。闻者匿笑，荫老信之。”
还有一个叫作“豫瞎子”的义和团民更是撺掇徐桐说，西什库教堂的法国人樊国樑大主教之所以能够以区区数十洋兵守住教堂，一是因为他“以妇女猩红染额，炮不能中”；二是因为“樊教主割教民妇阴，列阴门阵，以御枪炮。”这些根本登不上大雅之堂的荒唐不经的说辞，本来是义和团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而设置的托词。没想到的是，却被这个学富五车的徐桐大学士奉为“圣经”，深信不疑。
于是，为了帮助义和神拳战胜洋人，攻打下教堂，杀光传教士和教民，这个平日里只知道诵读《太上感应篇》的徐桐老夫子，在退朝之后，也没有心思再去研究他的什么理学了，而是召集门下的翰林们努力钻研洋人所摆设的“阴门阵”的学问了。高树为此曾经赋诗一首：“学守程朱数十年，正容庄论坐经筵。退朝演说阴门阵，四座生徒亦粲然。”
但徐桐研究了半天“阴门阵”，终于还是无补于事。他所信赖的义和神拳拳民伙同部分政府军，断断续续进攻了55天各国使馆和西什库教堂，最终也不过只打死了67名外国人（包括士兵、非军人和神职人员）。西什库教堂和使馆区在人数很少的洋兵和洋人的守护下依然稳如磐石，一直坚持到八国联军开进北京城内。义和团的所谓“神术”也者，其实不过就是那只不能充饥的画饼而已。
不但如此，对义和团倍加关怀和支持的徐桐，不但没有看到他所寄予厚望的义和团拳民的凯旋，他本人还成了这场暴乱的直接受害者。他的那所豪宅因为靠近法国使馆而被义和团所焚毁，家中的器物被乱民抢劫一空，他本人甚至被义和团拉到街上游街示众，为此差点丢了老命。无可奈何之下，只好举家迁居到另一位大学士宝鋆的府中暂避。待到八国联军入城之时，他自知自己支持义和团的态度断不能被联军和朝廷所宽宥，将来必被处置，于是以八十二虚岁的年龄悬梁自尽。他的那个同样支持义和团的三儿子徐承煜原先曾经答应和父亲一起上吊自杀，但到了关键的时候还是退缩了。他想保住自己的一条性命，但还是被八国联军之一的日本兵活捉，最后作为怂恿子义和团的祸首之一，于辛丑年正月和另一位支持拳乱的大臣启秀一起被斩首于北京的菜市口。
百年而后，当我们谈起徐桐的“阴门阵”和他的那些仇洋事迹来，很多人或许会当成一个笑话来听。但谁又敢说徐桐者流的阴魂早就从我们民族的集体意识里彻底消散了呢？徐桐的“阴门阵”和义和神拳的“骊山老母”、“关老爷”、“黄天霸”之类的偶像诚然荒唐可笑，但抬出数千年之前的孔老夫子，在海外一掷千金建造几十所孔子学院，试图依靠孔子这个陈旧的文化偶像来改造夷狄们的精神世界，复兴中国文化的旧有权威，这难道不是徐桐和义和团精神的一种流亚吗？既然如此，我们有何资本去嘲笑那些早就逝去的历史人物呢？面对顽固得如同一方磐石的徐桐者流，我们剩下的也许只有一声苦笑和叹息而已！
2010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