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多样性与未来

在资本主义市场逻辑席卷全球的时代，今天，社会关系和自然生态濒临崩溃的边缘。文化多样性作为一种国际舆论，是对这一大趋势的回应——正因为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实倍感失望和忧虑，人们才转而去关注和维护多元文化，特别是那些前现代的、尚带有人性和乡土余温的传统民族文化，如上所述，希望用这些多元文化去抵抗、纠正、平衡单一的资本增值和利润最大化的市场法则。

但是，多元文化的力量是否能改变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其实，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一种文化总是某种生产-生活方式的表达，脱离了旧的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或迟或早，都要被——也只能被新的经济基础所整合、重塑，或者干脆消灭。没有全球经济政治制度的全面变革，多元文化是无法孤立地被保护，更无法单独应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态领域所造成的后果。实际上，90年代以来，面对全球化的现实，人们亟需另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制度的选项和参照。但是，原苏联社会主义集团的崩溃使人们彻底失去了这种可能，从而陷入了某种全球性的“失语”状态，使人们的真正愿望和诉求无从表达。也就是说，当人们挣扎于全球资本主义现实中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没有能力提出一种根本超越于这种现实的社会愿景。换句话说，我们的时代完全失去了未来的视野——在“现在”的支点上，“过去”与“未来”完全失衡，价值的重心似乎只存在于过去、传统和历史记忆。

因此，文化多样性一方面抵御着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另一方面自身又包含着内在的困境。

从长时段的历史看，中国有两个“增量时代”。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时铁器开始普及，应用于战争和生产，使劳动生产率和战争的规模及烈度，都迅速提升，导致思想创新、制度变革、财富积累、人口增长，等等。历史进程突然增速，以至于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历史分期的观念，如“上古”、“中古”、“近古”、“上世”、“中世”等概念，便屡见于《商君书》、《韩非子》、《周易·系辞》等战国文献，并被近代的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广泛采用，以转译西方历史学的相关范畴。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只有在急剧变迁的时代，或者说，只有在历史发生断裂的时代，才会有“历史”，才会产生同以往时代在观念上区隔开来的需求，历史分期的概念范畴才会应运而生并深入人心。与此相关，厚今薄古的思想也出现在战国时代，以法家为代表，所谓“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所谓“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所谓“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商君书·更法篇》）过去、传统和历史记忆受到贬抑。到秦始皇时期，甚至发展到所谓“以古非今者族”，即以暴政强制推行“历史进步观”的地步。这一轮历史扩张期大致到西汉中期结束，历史回到“存量时代”。所以，汉武帝采董仲舒之言，独尊儒术，从此，以“尚古”为特征的儒家保守主义长期占据主流。

中国历史的另一个“增量时代”是1840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以来。和铁器开始大规模使用的时代一样，大工业也使劳动生产率和战争的规模及烈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空前提升。同样，这导致思想创新、制度变革、财富积累、人口增长，等等。历史进程又一次突然增速。从五四到新中国，尤其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曾经历过“未来”无比灿烂的年代，过去、传统、历史记忆再一次被排斥。一些让今天的许多人诟病不已的社会文化现象，例如反传统、破四旧、拆城墙、评法批儒等等，只有放回到那个时代大背景下，才能理解其历史因果。例如，建国初，梁思成、陈占祥完整保留旧北京城的规划方案之所以不被采纳，除了建国初政府财力的限制，主要还是由于新的时间观在开启未来视野的同时，抑制了过去、传统和历史记忆的价值。

那么，今天，难道是由于这一轮历史扩张期又行将结束，我们又要回到新的“存量时代”，所以文化保守主义才又盛行于世吗？实际上，我们的技术进步远未达到饱和，更重要的是，我们正挣扎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困境中，金融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已经爆发，或正在逼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困境中，“文化多样性”充当了一种临时的替代性的话语。提倡和保护文化多样性，就意味着保存这些文化形式所凝结的人类经验和智慧，意味着保存某种记忆，即保存人类关于前资本主义或者非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记忆，从而使人类始终保持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因此，即使是面向过去的“文化多样性”本身，也具有指向未来的含义。

参考文献：

王继训：《汉代诸子与经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杨军、王秋彬：《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