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多样性”在欧洲的起源
“文化多样性”作为国际主流价值观，特别是作为欧洲的主流价值观是晚近以来转变形成的。解说清楚这个转变形成过程需要回顾世界史，从大处着眼，认真梳理。因篇幅所限，这里只能提出几个关节点，勾画一个轮廓。
本来，人类文明就是多元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等等，它们的起源、特性和种族载体，都迥然不同。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中，这些不同文明体之间，彼此大体保持着平衡和均势。
但是，自从1492年哥伦布航行美洲之后，欧洲商业资本迅速扩张，开始打破原有的世界格局。两三百年后，英国完成工业革命，欧洲文明席卷全球。南北美洲、大洋洲和西伯利亚彻底欧化，整个亚洲和非洲的绝大部分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欧洲人确信，他们的统治地位源自其文明的优越性，文明的优越性又源自其种族的优越性。上帝创造了不同种类的人，白色人种天命所归，注定要领导那些“宽背、低能的劣等种族”。欧洲人陆续在各大洲接受“劣等种族”的效忠，在印度他们被称为“sahib”（大人），在中东被称为“effendi”（先生），在非洲被称为“bwana”（老爷），在拉丁美洲被称为“patron”（恩主）。19世纪的100年，拿破仑战争结束，重新整合后的欧洲，以英国为中心，经过工业化，实现了产业升级，全球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因此，到19世纪末，欧洲，特别是英国的资产阶级，普遍沉浸在一种历史巅峰的快感体验中，形成了19世纪版本的“历史终结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描述当时英国人的世界观说：“历史对于他们已经结束。在外交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15年随着滑铁卢战役的结束而告终；在国内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32年随着《改革法案》的产生而完结；在帝国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59年随着印度兵变的被镇压而终止。”
大约一百年前的国际环境就是如此。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英国诗人吉卜林才能发表他那篇著名的诗歌《白人的重任》（1899），露骨地表达其种族主义的政治文化立场。当时正值美西战争结束，美国占领菲律宾之际，因此该诗的副标题是“合众国与菲律宾群岛”。吉卜林敦促美国，像英国及其他欧洲列强一样，“肩负起白人的重任”，去治理“新近虏获的半是魔鬼半是孩童的子民（half-devil and half-child）”。《白人的重任》受到稍后担任美国副总统、不久继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的赞赏，他抄录此诗，题赠友人。1907年，吉卜林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摘取这项桂冠的英国作家。并非巧合的是，此前一年，以“温言在口，大棒在手”之名言传世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也是第一个获取该奖项的美国人。诗人与总统、文学与政治，英国与美国，以及国际大奖的频频青睐，象征性地传达了上个世纪之交国际主流社会的特征。
一次大战和十月革命打破了殖民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战争削弱了欧洲旧殖民帝国，战后出现了苏联。在苏联的推动下，殖民地、半殖民地陆续组建共产党，如亚洲的土耳其（1920）、印度（1920）、印尼（1920）、中国（1921）等。二次大战是一战的延续，也只有到二战结束后，英、法、德、意、荷、比等旧殖民帝国才彻底瓦解。从1944年到1970年，共有63个国家获得独立，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约三分之一。本来，1884-85年柏林会议后，不到20年时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便瓜分了非洲大陆。但是，从1956年开始，仅仅十几年，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便一举摆脱了殖民统治。1960年被称为“非洲独立年”，有17个非洲国家在一年内独立，其中14个是原法属殖民地。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51个成员国当中亚非国家仅占13个，到1970年，124个成员国中亚非国家占70个。从政治版图看，欧洲旧殖民国家大体上退回到了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前的位置。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是我们熟悉的名句。那是世界史大周期的另一个时段，除亚非拉地区外，世界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也爆发了大规模反体制运动。美欧日学生和市民造反浪潮风起云涌。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5000万人口中，有1000万人上街游行。正是在1960年代的反体制运动中，自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的西方主流价值，如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资本主义，等等，统统受到质疑。差不多同时，法国当代理论最强大的解构主义学派登台亮相——解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三本代表作《书写语言学》、《声音与现象》、《写作与差异》均出版于1967年。德里达指出：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传统在万物背后都设定了一个唯一的本质、中心、力量，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解构主义就是要彻底颠覆这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同时颠覆由此衍生而来、盛行于西方的本质主义、父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白人中心主义，等等。解构主义倡导最彻底的多元论和相对主义，堪称1960年代西方造反实践的哲学版。
六八运动影响了几代人，解构哲学传播于西方校园。丹尼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是当年六八学运的风云人物，如今著名的欧洲绿党党魁，在他看来，1968年运动的第一个成果就是“一种多元文化共存局面的形成”。因此，首先是遍及全球的反殖反资运动，在实践层面“去西方中心”；然后，才是多元文化观在国际主流舆论中的形成。
冷战结束，无论是以往的东方西方对峙，还是三个世界格局，都被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取代，世界史周期又进入新的时段。面对所向披靡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国际社会便本能地使用多元文化观的立场，以抵抗、纠正、平衡单一的资本主义市场逻辑。这其中，从“文化例外”的提出，到“文化多样性”的倡导，又以法国最为活跃。这一切都不能不使人回想起1968年，以及那个时代遍及世界的反殖反帝反体制运动。实际上，不管承认与否，我们今天在谈论“文化多样性”的时候，仍然在享受上个时代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