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的存在对他们个人只是一份获取或大或小利益的平台：人们最关心的，以及首先关心的，根本不是组织利益，而只是私人利益。那么，很自然，只要确保私人利益，组织给谁都行。如果不给他私人更大的利益，那块肥沃之地，他们就是逼着人犁地，也断不会投入成本进行机械化作业的；同时，即便你一人能犁百亩之地，他们也断然首先会使用百人来犁一亩之地，因为他们业已习惯并谙熟于乱中套取私利。”

           从企业的领导人格谈我最近的阅读与感受
                       文/陈达夫
　　最近一段期间于空余时间观察了一家江西的道路运输企业，对其董事长人事变更情况及其对基础管理的种种弊端无能而为深为憾之。就基础管理方面如何进行提升——此一老掉牙的话题，这里我已毫无兴趣谈及。数年前我就认为该企业集团，只要扎扎实实地套用现在任何一种质量管理工具，甚至不需要过多动脑筋去结合实际进行调整与创新，都可以有效改变现状。这句话的前提是建立在集权管理确实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之上，毕竟现实社会与企业组织的全员作用力一般都是比不上，哪怕是一个人的重要性的。尽管这样的说法及做法流弊甚多，几乎同现代管理背道而驰，但属于众所周知并接受与适应的国情。这更是该企业既存机关管理模式的前世与今生。旧的落后的阴魂游移不散，新的靠类似玩弄政治手腕刻意承欢以依附前者又确无独立之魂可扬。以至于毫无可资赞誉之处的地方。
　　为什么这样说？仅仅从新旧董事长的人选交替，就足以窥见大貌，连新人装酷耍出一副深藏不露的表情，其实也难掩其内在的虚弱与能力的欠缺。我这样说，并非攻击之言，而是再次对那些荼毒企业前途与组织命运的所谓领导者，以及那些一心为了个人口袋而对个人能力毫无自审道德观与自知之明的次等人才，进行较为直接的批判。
　　比如说，就领导能力及其行为表现，简而论之且有二。一是抓好各个单位的管理首先一定要选好主要管理者，二是控股集团的核心一把手更是要有非常强大的组织与领导才能。对于该企业来说，问题就在这里，选人对集权管理最关键。对过去的董事长来说，如果下一任的一把手没选好，则各个单位的核心管理者也自然选不好；反之，那些本来更适合企业发展与进步的一把手人选就被闲置、隔离或驱逐了，各个单位更优秀的管理者也只得靠边站了。这里呢，各个单位的事情这里就不说了，且只谈权力核心。由于该集团企业在企业创新服务方式与管理模式方面，至今看不出任何新动静，可见的只是因袭过往及其种种巩固个人位置的普通做法。对这个新人来说，估计一个针对老员工的买断工龄举措，及其十分在意的巩固个人地位的系列运动，大致就会让一个三年期成为以权力斗争为中心的企业内史。何况他们虽不是政府官员，但显然比政府官员更缺乏组织约束以及确实毫无真正能够进行自我节制的游戏规则。因此，今天我就已经可以非常遗憾指出，对该企业来说，前任董事长选了“合他意”的人来传承他一脉相承的所谓“香火”，除了守旧，是完全不可能指望再有任何改进，更别说传奇的。在我个人看来，选这位仁兄担任董事长，显然是不如选那位脾气或许“差一些”的戴老兄的。戴至少偶尔还能有些创新的点子或做法，尽管经常被一些人讥讽为“幼稚可笑”；更重要的是，他既确实在乎，也确实懂得本企业的实际生产与运营，而那位新主人却未必。
　　这里说到的原因可能很简单与直接，但对该企业则是最迫切的：摈弃机关浮滥作风，切实进行企业管理。按机关作风，该企业只要把住票房的钱款钥匙和车辆安全的方向盘，任谁都可以安享如今的“太平盛世”。这套被前人玩滥的陈旧的做法，为组织业已建成全员自私自利文化所形成的严重缺乏责任感的集体人格。在这一精神环境的大势之下，显然，该企业目前最需要的，也是最缺乏的，首先就是创新意志与独立思想，哪怕只是运用不一定实用的新花样新举措，都应该拿来试着激活集体组织如一塘死水的神经，以及哪怕只是组织仅仅承诺确保其职业安全生存的数条鲇鱼，来确保让内部剧烈的争斗浮出表面平静而泛着绿光的水面，真正让企业走上结构化制度管理之路。毕竟对该企业来说，现在最忌讳，也是最不应该的，是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在人治之路上。
　　多事之嫌地粗论这个企业的问题，很容易引人误会。以为我是吃不到葡萄的酸狐狸心态，接下来再稍为讳言，都是有关联的。
　　有朋友昨天请教我：“我们的企业存在明显的职能设置不清等弊端，该如何做好管理？”我说：“企业领导总是教导员工不要太有利益心，也不要太油。但是，在利益方面讨不到更多好的员工，肯定会变油。这似乎对一些不好学的领导及管理者来说是个棘手的两难问题。但实际上也不是什么难处理的问题。问题是你必须首先要通过设置利益分配机制来让员工有获得个人利益增长的机会和希望，你不能只给你个人及你重视的所谓关键员工涨工资提福利；其次你必须要懂得一个道理，只有予以利益，才会在赋予他职权的同时，令他时刻感受到自己工作质量的好坏优劣对其个人升迁及其利益的利害，而作为上一阶的管理者首先就要有制度保障能确实控制住这一利害的制约权。”
　　他又问：“为什么领导对明知的弊病也往往视而不见呢？”我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他究竟为什么而领导：是为了企业组织的更好发展，而实施积极有效的全面管理；还是更多地优先考虑个人得失，而在企业内外的利益纠葛中权衡利弊？”
　　他沉默了一会，忽然对我说：“你总说你不合时宜，原因是什么？我不这样看待。你在管理方面的思想与方法都非常有针对性和实用性，而且不按你所讲的做是肯定是要失败的。你自称的失败，其实确实只是实现方式有些问题，或者说是个人选择存在问题。”
　　我说：“你这样讲是从长期性的角度来看待我的思想与方法。但是，现在不是一个追求长期性的历史时期，并且长期性这个企业或社会的未来发展问题，必须得按照现有的制度环境延续下去，也是不能没有利益基础的。没有权钱基础，除了谨慎的思想和寄身谋生外，在现实社会，可以说是什么也做不成。”见他颇不理解亦不以为然，我又说：“我最近几年其实一直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哪种方式更适宜自己于世俗中获得个人利益。但我偏偏不这样选择，而是选择了一条属于进步的道路。这条道路或许可以称之为先驱者之路。我想，任何一位文科知识分子都明白‘先驱必献身’这个简单的道理。而为什么我在企业社会领域这样明知而故犯？理由是因为我之前始终没有这样的经验，并且我个人也尚未在企业领域看见有前人这样实践过。所以我才执意要挺身犯险来予以尝试，从而其一是要证实作为微观市场主体的企业是否同现实社会一样唯利专横与自私自利？其二是验证现实企业领导首先究竟是追求组织利益还是私人利益？其三是验证我对于理想的承受能力究竟是不是符合理想者的基本要求？也可以说，我之于企业进步方面的努力遭致失败的原因，确实大部分都是自己导致的，并非无妄之祸。”
　　他说：“你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仅没有起到进步的作用，反而被隔离出局了，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不过，我始终相信你现在只是尚未成功。你不能下结论说是失败。失败等于你从此不再为此而努力了，是放弃了。”我说：“你此言甚是。就世俗而言，这是我的选择性错误。但是，真正反映的问题是什么呢？却并不仅仅只是涉及我一个人的职业安全问题。”他不太明白，但很好奇，就说：“你对国内企业多有涉猎，肯定有更宏观与深刻的看法。我确实很想知道原因。”我说：“自吹自擂与孤芳自赏以及关门评说，不是一名公众人物的良好品德；太关注细节以及不太关注基础管理，不是一名企业领导的良好品德；吹捧顺从或消极谋生，也不是一名管理者的良好品德。但这是不是现实？”他说：“确实如此，公众人物靠炒作，自吹自擂与孤芳自赏以及关门评说还是小的，靠论文、学历及履历造假的人更多如牛毛，现实岂止真假难辨啊，实际上是真亦是假，假未必不真；现在的企业领导视‘细节决定成败’为智力的膏腴，一切向钱看，找方向就拿钱举杯跟着政府官员走，对员工加班工作的要求往往吹毛求疵，对基础管理和顾客诉求却置若罔闻；让哪些人做管理者呢，当然首先是有关系的，其次是有背景的，然后是溜须拍马的，先后都上去了，顶多再安排几个一心好好工作的，其他老实努力的还是老实努力的，而且很多岗位明显设置和调配的人员不合理……”
　　我制止了他：“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具体的细节就不必再说了。我现在回答你我为什么不合时宜，或许可资你参考那么多现象为何如此不堪。”他停下来，看着我。
　　我说：“无论民企、外企与国企如何存在现实的差异，以及各个企业之间确实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企业是以牟利为目的的。当然，牟利可以从战略上分为短期利益、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但目前的企业老板或领导的人格通常和这个社会的公共领导的人格是基本一致的，均为自私自利。他们首先追求满足的是个人利益诉求，其次才可能考虑组织利益以及他人利益。这里不谈公共领导问题。对企业领导人格来说，这种个人的自私自利相对于企业的战略利益，最后就是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短期利益，实际上也即任期利益。因为按照一般企业制度来说，通过确保年度经营目标，才能确保个人私利最大化。那么为了这个个人利益最大化，他们自然不会选择适合中、长期利益的发展及进步要球的思想与方案。并且呢，这是大环境，并非局部个案。”
　　他想了想说：“你的意思是他们首先不会选择组织利益，而是私人利益；即便其次选择了组织利益，也是优先选择短期利益。同样都是为了保证他们的私人利益。对于这个社会来说，无论它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外资及内资，我现在也是同意这个观点的。”
　　我说：“我自信我的大部分思想与方法都是进步的，除了需要不断完善并适时改进之外，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通过最近数年的试对为错的经历，我也懂得了一个道理：进步的东西一般是需要让渡或牺牲利益的。”
　　他对这个结论不甚了了，我接着说：“企业要想获得更好的顾客社会关系，必须首先就要以顾客为导向做中长期的战略规划，同时我们还要做一些对政府的社会关系，这都势必影响到企业当期及短期的利润收益的最大化，首先要让渡一部分利益。个人要想实现这个理想，个人就要牺牲或付出自己的私人利益。按照资本与企业的本性，在对顾客与政府的社会关系中一旦有了选择，企业领导必然会无视组织利益，只选择对政府的社会关系，因为这样做对自己更有利。当然，这背后还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以及更深刻的制度原因。这里就不谈了。”他说：“老师就是老师，总是能教导我学习进步。”但我并非职业教师，无意受此赞誉。
　　就个人而言，我当下需要的是不断反思自己。
　　
　　我始终认为自己资质愚钝，发蒙时期也照样是受尽以家乡为背景的《洪湖赤卫队》的耳濡目染，那时根本不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也没有获得真正进步的思想教育与精神扶助。仅从个人认识自己这方面，我自小也没有能从家庭教育及学校教育中获得多少堪称智慧，甚至是积极与正面的启发。所以我大致从初中时期即已开始如饥似渴地利用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一方面拜访我所听说过并愿意接触我的成年高人，并积极地同关系友好的同学与朋友沟通，希望得到一些知识的同时，也能有益于我正确认识自己；另一方面则通过大量阅读人物传记与史书来增长见闻，并企图从中找到精神楷模及自己的影子。
　　这里只说史书。客观地说，我一直对研究历史并无特别的兴趣，因此除了早年即已多次仔细地拜读过《史记》，以及有取向的阅读了《资治通鉴》之外，直到大学快毕业才看了《三国志》。后来，我对东周时期的历史，特别是对其间各个人物纵横捭阖的机谋产生兴趣，以为可资用于当代的商业竞争所借鉴，于是多次阅读《东周列国志》1。不过，那时读书，和此刻看书，哪怕是相同的内容，所能获得的启示与教益都是大不同的，原因是经历及心智的不同与差距。
　　最近我再次翻阅了《三国志》，也对照了《三国演义》及部分相关史书。在该本《三国志》的扉页上，有我早年针对蜀中秦宓及入蜀人物邓芝及其与诸葛亮才能所写的一段话：
　　蜀处天府之国，据山川天险，诸葛亮一人专权，年年靡费钱粮，鼓动人体炮灰，数出祁山均大败垂成，死了尚且还要故意污损屠戮仅有异见而实属忠诚的上将魏延，竟也能多番慨叹蜀中无大将巨贤；后二十年间终使得言路封闭，人才裹足，对常识的无知直至后宫垂帘，宦党干政。此等环境下，虽有秦宓、邓芝等等蜀国内外人物，他们的才智气度均数倍于诸葛亮，终不能大用，可见有更多人不得不隐没于草野啊！而诸葛亮居然再三称曰失败完全属于“天意”，其实若不是妄测天意，就一定是妄以圣意独裁，实是自负与可耻至极，误国误民，昏乱知识分子的精神。
　　看罢此言，这里我终究还是有些不忍对确实属于“鞠躬尽瘁”以及“死而后己”的诸葛亮做这样的评价，毕竟现实中的更多领导不过以此自诩而行极端自利、自便之实。于是忍不住决定开始读《前汉书》与《后汉书》。前些天特地去买来此二套书，也顺便买来一本《海子诗全集》。
　　遗憾的是，几本史书对照地读着，以及结合裴松之的评注，我不仅没有提高对诸葛亮的评价，反而心事更加沉重了。
　　再作长篇大论这里是没有必要的。诸葛亮生前有许多远大的战略想法，也适逢刘备屡战屡败之后的诚心邀约，得以有机会展翼奋飞“翱翔于千仞”之间，确实做过许多大事情，其成败定论在几大史书中均有先师评论。我不宜作此遑论。这里只举他的职业生涯即将步入巅峰时期所犯的或默许的或参与的一个常识性错误。这在我看来，即是致使蜀汉组织的政权土崩瓦解的重要原因。就这件事，我查看了数部相关史书，均没有发现作者当回事予以评判，一般即便有所非议也都溢美有嘉并景仰万分。窃以为，但愿我这里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也确属事后诸葛之举。当然，本文是以感悟试言之，也并非是要进行学术探讨。
　　哪一件事呢？
　　据《三国志》记载2，大致在并吞益州之后，孙夫人因故返吴，刘备应臣下之请，娶了一位新老婆，后来被先后立为皇后及皇太后。且不说刘备这个人经常自顾自逃遁，往往置妻与子被俘的死活于不顾这些事。我想指出的是，蜀汉组织既以汉朝直系自居，任何一位臣子都应该有或远或近的诫见。远的有汉初吕后之祸，近的有东汉末年的中常侍之乱。按历史公认的智商水平，一干臣子可能不知道幼子母壮3可能出现的后患无穷，那么，“足智多谋”并被刘备所深信不疑的诸葛亮能不知道吗？
　　这只有两种可能。其一，如果他知道，则他就是在主观上一心要积极地向当时正志满意得、后宫空虚的主子献媚忠以获更大宠幸，动机是期望得到日后如日中天的专权地位，而客观方面直接放任或间接故意地不管蜀国组织在未来的中、长期发展与进步问题，这里也不排除他自信有这个能力能够避免重蹈覆辙。当然，我宁愿相信他确实有过人的职业操守，断不会这样想与这样做。那么，其二，如果不是品行问题，那必定是才识与能力存在问题。但是，这同样也暴露了一个问题，类比于企业，你作为CEO不懂或想不到，难道你不能咨询及采纳专家或手下人的意见吗？实际上，在当时蜀中内外，其实是有许许多多的才智出众的英才人物的；而且他们也确实是忠于蜀国组织，而且很多都是敢于批判的人，更是最大的忠诚者。但是，诸葛亮一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偶尔也要以“文字狱”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番，要借他们的人头去祭旗。这至少反映了诸葛亮对自身才智的足够自负，及其独断专行的领导作风。可见，从大处说，当诸葛亮的人格逐步转化为蜀国的组织人格之后，蜀国组织就事实上为进步思想与合适的人才举起了“格杀勿论”牌。这和秦下逐客令，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其后果也完全一样。
　　再深入地说，处于一个庸臣顺守误国与佞臣操纵倒戈的历史精神传统之下，蜀国最后被此弱彼强的对手所兼并，实在是在情理之中的。而刘禅能及时投降并幸运存活养老，自然也是传承了刘备习惯逃遁的精神基因，同时也是他早年历经漂泊与磨难而不得不就自私的自我保护才能而自学成才或被迫培养所成的创新谋略，总之是完全为了确保自己屡遭大难而不死。未必不亦是我们的教科书里传颂的“小草精神”的一种，虽奴役了完整的人格，但确实更有益于苟活与传承自私的精神。这和前述企业的领导及员工们的人格行为，实际上是一致的：组织的存在对他们个人只是一份获取或大或小利益的平台：人们最关心的，以及首先关心的，根本不是组织利益，而只是私人利益。那么，很自然，只要确保私人利益，组织给谁都行。如果不给他私人更大的利益，那块肥沃之地，他们就是逼着人犁地，也断不会投入成本进行机械化作业的；同时，即便你一人能犁百亩之地，他们也断然首先会使用百人来犁一亩之地，因为他们业已习惯并谙熟于乱中套取私利。
　　但愿我这里所说确实只是一孔褊狭之见。当然，总体来说，我看多了传记与史书，也觉得治乱兴衰以及变化更迭其实各有规律，倒也心思豁达敞亮了许多。
　　
　　当明白了进步与利益的区别、关系及其现实迥异的处境之后，我们是不是会对日本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企业环境与员工表现表示艳羡呢？比如说，日本可以走马灯似的换一把手，但社会稳定，组织人格健全；日本社会可以请出入禅多年的老人来拯救企业危局，同样是社会稳定与人格健全，但他们明白需要通过一种更进步的精神来重塑停滞不前的守成的精神，希望社会及组织的人格更加强健。
　　再回到文首提及的那家企业，对比来说，是不是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疑问，若失去了核心领导及关键员工，组织还能保持稳定吗？或者是会维持现有的状况，还是一落千丈呢？以一种一脉相承的所谓“香火”“阴魂”，究竟会强健组织人格，还是继续导致组织人格的堕落，直接造成员工集体精神不可逆转的普遍沉沦呢？那是谁需要考虑的呢？
　　
　　当翻开并饱含感情地阅读了厚厚的《海子诗全集》之后，我不禁发出这样一声叹息：一个连诗人也已绝种的年代，人们的自私令精神濒临分裂，社会人格愈趋需要进步。海子的自杀宣告了一代新生的真正知识分子的死亡，此后的文科知识分子纷纷拜倒在权钱的石榴裙下，人文领域再无任何独立性可言，基本没有了真知灼见的感召以及悲天悯人的关怀，文科学生失去精神楷模也得不到最缺乏的思想养分。
　　但现实的不堪，使得我们即使是再呼唤进步，也不得不集体噤声，并对个案加以肆意围观。已经很少有人，甚至没有人再为进步而挣扎——这样的时代，是令人窒息与绝望的。但对个别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确是赶上了好时光。我不是诗人，但我呼吁商业方式不应成为包裹社会人格衰败的糖衣，同样地，利益既然人人都爱就得公平分配。否则，商业方式就一定会是权钱谋私的最直接的罪恶手段与证据，利益也必将让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远离幸福的精神家园。人们为满足物欲而尔虞我诈，人们为无法满足物欲而离乡背井。
　　对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未来，我赞赏诗人西川所说：“一个握有死亡这枚大印的人，甚至可以蔑视恺撒这样的强权。”4但我们必须要承认并接受，追求进步的东西，一般是需要让渡或牺牲利益的。但当下的集体人格环境下，选择进步确实需要有打算选择自取灭亡的勇气。毕竟“死亡这枚大印”，对真正的知识分子和胸怀美好的人们来说，它不是“天赋人权”的自己可以获得幸福的生之权杖，而是不得不接受的来自残酷现实所“恩赐”的卜丧棍。诚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当我读到海子因没有关系而无法发表诗稿往往自费油印并寄送给各地的诗歌“主宰”及爱好者们，因没有加入作协而不被邀请并因无法就作协会议上一边倒的批判声浪而作哪怕只做属于他那样单纯的自我辩护而不得的痛哭与抑郁，而一些加入作协的著名诗人却以剽窃他的油印稿上的诗歌去发表去汇编成册……可以想象，敏感、脆弱、善良而内心坚如磐石的海子，更何况他深知他热爱的“瘦哥哥”5命丧太阳之手，当然也近乎本能地自我暗示自己迟早也将步其后尘……
　　我衷心希望这个时代不再出现海子自杀这样的人与事件，无论他们对社会如何失去信心，也无论一些人如何批判他们惧怕生的软弱，但他们美好、真诚、善良与勤奋，他们的精神普照大地。这既是处于权钱人际关系漩涡中的我们，在人格及言行上最需要添加的，更是要付出实际行动隆重请出他们给我们以重塑及再生的机会。这既是我决定还是要坚持思想之路的原因，也是源自海子精神对我孤独心灵的慰籍、洗涤与勉励。
　　但是，我明白，现实是很难甚至是不会改变的，同时，我努力的原因只因为我忠诚于自己的理想与信念。我不希望更多人这样去坚持与努力。或许和平演变及类似“苟活求进”的模式才是最适宜于人的生存与发展，其他做法都是极端的。至少，对于那些年轻的孩子们，我想起前些天自己在一篇文字里所写：立志是一个严肃的事情，更有可能是一个危险的考验。对于有进步理想的人来说，如果我们无法实现理想，一定要记住今后既不要让自己的子女立类似的志向，更不要自以为是地以此影响其他年轻的孩子立这样的志向。
　　只是这个社会已与大自然互相促进，日益迈入极端的阶段。这依旧是我的思想所无能为力的。但总有一天，人们也会按进步来思考，按进步来行动。这是人类得以延续的内在原因。

简要注释：
1 严格意义上讲，《东周列国志》与《三国演义》大体上差不多，不能以正史用，但前者显然更精炼与复杂。
2 参见《三国志》卷三十四及相关卷。
3 《三国志》认为后主刘禅当时不足17岁，裴松之则认为应该在30岁左右。
4 参加《海子诗全集》，p1156。
5 均指凡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