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已进入尾声，诗人小郑在电视上看到一条花边新闻，原来章子怡去南非参加了一场足球表演赛，她上场了十分钟，与一群大男人踢球。本来诗人小郑一直觉得章子怡长相一般，缺乏女性魅力，不过这次竟然发现章子怡还是很漂亮的。
抛开章子怡的长相不谈，诗人小郑忽然发现其实足球是娱乐的一种，我们应该把足球比赛当成话剧、演唱会，或者别的什么。比赛的结果自然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享受比赛过程。
由此诗人小郑对我国奉行几十年的功利足球、功利体育有了新的思考。
百年前，当日本人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的时候，体育被中国思想界当成了“救亡图存”的方式。所以当霍元甲击败俄国大力士，引起的轰动不亚于国家队世界杯出线。
1984年中国人拿到第一块奥运会金牌，当时我们也是这样看待体育的，将体育上升到国家荣誉、民族尊严的高度。对政治家而言，体育就是政治任务！
如果联想到鸦片时代的社会萎靡，联想到明中叶以后的民风卑弱，我们必须承认有识之士们提出“体育强国”甚至功利体育，这都是对症下药的。因为如果一个社会的女人都是成天病怏怏，裹小脚走连路都没法走；如果一个社会的男人都弱不禁风，越来越像伪娘。那么这样的社会，必将迅速溃败。
由此可以看出体育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意义。但是在当代中国，这种重要意义已经不再体现为功利的体育成绩，其最重要的是将体育嵌入整个社会有机体，成为一种良性的社会功能。
以足球来讲，足球市场化与举国体制是近来引起重大争论的两个概念。但我们对市场化与举国体制的原理其实根本搞不清楚。其原因当然是思想者的缺失，当代中国学术不振，以至于对有价值的问题，没人去研究。
我们都知道文学的市场化与电影的市场化。我们都还记得八十年代以来在小说界的伪高潮，当时有很多作品“很火”，但他们的火都是通过电影电视火起来的。例如张艺谋的《红高粱》演火了莫言的小说。再如作家王朔最早引起轰动的作品竟然是他编剧的《渴望》。再如《孽债》、《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等。
然而时至今日猛然回头，我们发现八九十年代的小说今天已经没有了读者。用一个简洁明了的词来形容就是那些作家作品被“淘汰”了。真是悲剧啊！
可以说，八九十年代的小说运动与电影运动是合流的，最后的结果是小说不像小说，电影不像电影，弄成了两团糟。他们在电影里面讲思想、讲哲学，最后大家进电影院光顾着抚摸女朋友的手，根本没来得及欣赏电影。
他们的失败就在于他们拒绝市场化。什么市场化？市场化就是以观众和读者为中心，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掏钱买单。市场化会带来一定的低俗效应，但绝不是低俗化本身。就小说而言，市场化的小说非常注重可读性。而市场化的电影也非常注重观赏性与趣味性。实际上莎士比亚那些号称经典的戏剧作品，都是市场化的产物。这是文化史上不可否认的重大事实。
如果说足球存在市场化，那么足球市场化的目标就是吸引观众入场观看比赛，吸引电视台转播比赛。2005年央视一怒之下，不转播中超，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央视觉得花钱转播不值得。必须指出的是，央视不是没钱，他们只是觉得不值。而这次南非世界杯，国际足联投入了8亿美元，但收入接近40亿美元，包括广告费、电视转播费等等。
因此市场化的足球一定要注重观赏性，要踢华丽的足球，精彩的足球。同时踢球的人要帅，要会耍酷，要懂得制造媒体热点。此外比赛的竞争要激烈，要火爆。一句话，踢球是在表演！
而我们的举国体制不是这样，我们不需要观众买单，我们不需要球员制造媒体话题，我们只需要比赛成绩。其经费来源完全是国家拨款，但可惜的是国家往往经费紧张，于是按照举国体制，一切的体育项目最终都会成为小众项目，会玩完玩残，玩剩下遭唾弃。
这次韦迪主席提出所谓的“举国体制”，不过是在用市场化赚来的钱，供给举国体制的缺口。举国体制是一个大窟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显得很过时。跟市场化相比，举国体制一无是处。
如果中国足球完全按照市场化运作。那么各球队就会以观众为中心，观众需要好成绩，需要华丽的足球，需要精彩的射门，需要帅哥球星，需要球星闹绯闻，需要球星制造媒体话题，这一切都会让中国足球焕然一新。
总之，足球市场化的经济学原理与足球市场化的美学原理，这两大原理是我们必须紧紧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