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附记：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保忠小说的评论，最近又读他的几篇小说，依然感动，让人思索，所以再写此文。贴在这里，请朋友们指教！2010.7.24）
在底层发现善和美
——王保忠和他的短篇小说
偏居晋北一隅的青年作家王保忠，越来越受到了文坛和读者的青睐、喜爱。
近年来，底层文学成为一个声势可观、但又屡遭訾议的文学潮流。人们所以不满足于当下的底层文学，并不是说这样的文学不需要、不重要。而是觉得它局限在旧的写作模式中，譬如照相式的苦难展览、居高临下的理性批判、矫情造作的肆意美化等写作套路，遮蔽了底层生活的真实状态，看不到作家独特的思想和艺术能力。王保忠无疑是一位地道的底层文学作家。他让我们感动和惊叹的是，在长期的生活磨砺和写作探索中，他以赤诚、宽厚、温暖的人文情怀，不仅表现了底层社会的贫困、严峻、丰厚与生机，更发现了底层小人物身上的真善美精神品格，并熔铸成了一种结实、纯熟、精炼的短篇小说文体，在当前的文学中显示出了独有的价值和魅力。就像山西民歌，朴实、率真、激越，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和美感。可以说王保忠是一个有实力、有潜力，正在被人们逐渐认识和寄予厚望的作家。
王保忠是一个起步很早，创作勤奋的作家。他像一棵坚硬的槐树，扎根晋北厚土，栉风沐雨，潜心创作，发表了近200万字的长、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银狐源》《男人四十》，中篇小说《老枪》《玩笑》等，虽然写得辛苦、用心，但还尚未形成他自己的风格，也未引起文坛和读者应有的注意。2004年是王保忠的转运年，发表于新浪网作品版上的《张树的最后生活》，在《小说选刊》转载，随后获得“2004—2006年度赵树理文学奖”短篇小说奖。作品刻画一个卑微而善良的普通农民，在现实困境中的被侮辱和被毁灭，显示了作者对底层社会和人物的把握能力。由此，保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也坚定了他主攻短篇小说的决心。之后，保忠的创作呈现出一种“井喷”态势，五六年来短篇小说接连在《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权威选刊转载，标志着他已走向成熟，进入了一个稳定的高产期。2007年的《前夫》和《长城别》，代表了他近年来的创作风貌和水准。前者逼真地展现了一个农村女性细腻而博大的精神情感世界，后者强烈地比照了城里人和乡下人不同的人生状态，表现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深入反思。保忠对底层社会和人生的洞察，特别是对那种真、善、美的发现，是他看到了深藏在民间生活中的这些“古董”，正是民族和人类进步的“火种”，是人类任何时代都需要的精神元素。亘古而弥新。他要用它点燃现实生活的希望，照亮人们前行的路途。
保忠最初十几年的创作，写了农村改革开放中，农村和农民所经历的变迁和阵痛；写了在洪灾、旱灾等自然灾害面前，各种农民的行为、性格和心理。写这些自然没有错，但它并不是保忠自己发现和探索出来的，是很多前代作家蹚出来的。再加上保忠有意强化“故事性”这种“非常状态”，就难免落入“模式化”巢臼。真正使保忠的创作思想发生“变革”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多丽丝·莱辛的作品以及她的创作经验，这位英国女作家十分敬重托尔斯泰、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屠格涅夫、契诃夫这些十九世纪的经典作家，并说：“我不是在（他们的作品里）寻求对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再度肯定，因为其中有很多我也不能接受；我不是在寻找重温旧书的快乐。我要找的，是那种温暖、同情、人道和对人民的热爱。正是这些品质，照亮了十九世纪文学，使那些小说表现了对人类自身的信心。我觉得，这些品质也正是当代文学所缺少的。”（多丽丝·莱辛：《小小的个人声音》，《世界文学》2008年第2期）这番话给了保忠以醍醐灌顶式的顿悟，在底层生活中发现温暖、光明的东西，这正是他当时探索的路子，莱辛的话从理论上验证了他的创作追求，他说：“如果莱辛这奖拿得还有些道理，如果人民可以拆解为一个个小人物，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小说这东西，就要给人以信心，温暖，同情，关怀和热爱。如果小说只是一堆没有温度和光热的文字，如果写小说成了个技术活，如果一个文本完成后，在它辉煌的表皮下，裸露出的仅仅是绝望的情感的迷乱，那我们只能说，这样的小说不要也罢。”（王保忠：《小说的品质》，《山西文学》2008年第7期）保忠在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身上，找到了为什么写、写什么、怎样写等重要问题的完美答案。这些答案或者说观念又同他潜在的生活积累、思想情感、审美追求息息相通。用自己真诚、温爱的情怀去观照生活，在底层社会发现真善美的东西，并用温暖、光明的文字慰藉和激励人们。王保忠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思想，并引导他走上了一条文学坦途。
历史转型期的底层社会，经历着空前的震荡、分化、阵痛和蜕变。作家面对这样的社会存在，既要有丰富的感性体验，又要有超然的理性思想，紧紧扣住历史发展的脉动与走向，才有可能把握和表现好底层社会。我们从王保忠的小说中，还不能说他已具有了多么完整、深刻、精到的思想理念，这也许正是他的薄弱环节。但他从伦理道德价值的层面，对底层生活的发现和把握，无疑是通向生活、通向艺术的有效途径。王保忠在小说中真实地表现了底层社会的艰难和沉重。《张树的最后生活》写住养老院的农民张树的羞愧自杀，导致悲剧的自然有个人原因，但更是整个社会乃至世俗观念对他的“谋杀”。首先是贫穷，贫穷使他连起码的家庭、老婆、儿女都没有，成为一个孤苦的“光棍”。其次是权力，张树因无意看到了村主任与别的女人偷情，使村主任如芒刺在背，利用权力，把张树撵出村庄，强行塞进了镇养老院。再次是世俗观念，张树对卖东西的女人有好感、想接近，便被认为他要沾人家的便宜；他找了一次小姐，更被人们视为异类、坏人。这是一个日常的、无事的底层社会，但却扼杀了张树的生命。这是作者较早时期的小说，其中蕴涵着对底层社会的揭示与反思。《长城别》中的底层社会则是别一种风景。坚守在乡村学校讲台上的巧珍和丈夫，工资微薄，生活拮据，他们的日子连一般农民都不如；人们纷纷离乡，村子几经空巢，学校即将倒闭，巧珍和丈夫的饭碗也难保了。支撑他们的只有传统的道德信念。这是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结果，底层社会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败。王保忠在小说中尖锐地揭示了底层社会的分化与矛盾。《奶香》中在城里某公司打工的木生，为了讨好老板、得到重用，让刚刚生产的妻子香妹给老板的儿子当奶妈。夫妻俩由此闹开了别扭，老板与二奶亲自上门“审查”，使香妹从身体到精神经受了一场煎熬。作者通过这个现实故事，凸显了底层社会的贫富悬殊以及普通民众的生存危机。《家长会》写煤老板余黑子同私立中学校长汤河的矛盾冲突，绝不是因了几车煤炭，因了二人身份不同，而是两种力量和文化的对峙与较量。煤老板信奉的是金钱可以支配一切，在任何地方他都敢横行妄为；而校长却坚守着师道尊严、清廉办校的信条。这是世俗的拜金主义文化同纯正的精英文化之间没有硝烟的战争，显示了底层社会的新动向、新问题。王保忠在小说中还艺术地描绘了底层社会的自足自主状态以及所受到的时代冲击。《教育诗》写的是一个教师家庭年轻夫妻之间的日常生活和情感涟漪，男人是那样诚实、体贴、正直，女人是那样温柔、贤惠、多情，通过一场小小的误会，把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爱情的忠贞、对家庭的珍惜写得细致入微、如诗如画。这是一幅永恒的家庭情趣图，今天依然珍存在民间社会，在躁动、膨胀的现代社会，显得格外美好而珍贵。《一百零八》中的婆婆，年岁之大连她自己和家人也不甚了然了，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洒扫庭院、做饭养鸡的古朴、宁静生活。但市里的一场“选寿星”作秀行动，打破了婆婆的生活规律，搅乱了她的平和心态，终于把老人送上了一条死路。其中蕴含了保忠对自足自在的底层生活的肯定和赞赏，对现代作秀行为的批判和沉思。在如上这些作品中，作家对底层社会的观照和发现，也许还不够宏大、精深，但却是敏锐的、精辟的、甚而是天才的，读来让人慨叹、让人深思！
精心塑造具有质朴、善良、宽厚、仁爱精神品格的底层人物形象，是王保忠小说最突出、最动人的艺术特色。当前的底层文学，硕果累累，方兴未艾。但有一个严重的缺憾是普遍忽视了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那么多优秀作品，能让我们记住的人物有几个呢？保忠对这种现象很有看法，他说：“我们对技术热情了，而恰恰冷淡甚至忽略了最该表现的‘人’。文学说到底还是人学，这可能很功利，但是我还是要说，忽略了人，再这学那学都没用，一点用都没有。一个有良心的写作者，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文学日渐成为花瓶。”（王保忠：《尘根·文学应该温暖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9月版）
认真打造单纯、集中、简练的短篇小说文体，是王保忠坚持不懈的审美追求。短篇小说是一种特别的、重要的艺术文体。短篇小说的活跃时期，必然是整个文学的兴盛、成熟时期。当下短篇小说的消沉，与社会的世俗化、文学的媚俗化有关，与短篇小说创作“高投入低回报”的非功利性有关。在这样的时代和文学环境中，王保忠以“不放弃不抛弃”的精神投身短篇小说写作，是令人感动和敬佩的！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保忠的小说创作有两种文学资源。一是山西几代作家坚持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表现底层民众生活。二是沈从文、汪曾祺等奉行的抒情文化创作潮流，注重乡土风俗，抒发人文情怀。保忠的小说自然以现实主义为底色，但又汲纳了抒情小说的散文笔法、诗意描写，形成了他自己的文体和风格。山西有着丰厚的短篇小说创作传统，老一代作家有赵树理、马烽，中年作家有成一、李锐、王祥夫、曹乃谦等，他们众多的优秀作品和宝贵的创作经验，深刻地影响和启迪着后代作家的创作，我们从保忠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他们多方面的熏染。在小说的艺术表现模式上，保忠较多采用的是以人物性格为核心的情节结构模式，就是在构思中要找到一个“横断面”式的巧妙情节，再以此为内核，铺陈故事，展示人物。譬如《美元》，20元美金成为贯穿全篇的中心“道具”，从艾叶挣钱——换钱——花钱——扔钱，故事自然完整，人物心理一波三折，情节和人物相得益彰。再如《长城别》，中心情节是摄影师导演的女教师与小学生在长城上的深情惜别。女模特假戏假作，巧珍假戏真作，一幕“戏剧”凸显出的是二人泾渭分明的精神境界。情节设计可谓匠心独运了。又如《野店》，农民工满子由城返乡，囊中羞涩而肩挎七八根擀面杖。直到结尾，满子与女店主争夺擀面杖，摔在地上掉出一地银元。情节构思颇有欧·亨利式的韵味。在小说的叙事角度和方法上，保忠潜心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路子。就是把叙事者（作者）的讲述化入全部情节和人物中，以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发展为主干，熔故事推进、人物活动、环境展开为一炉。叙事语调一以贯之，视角自由转换，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社会和人生，形成一种朴素、流畅、变幻、深切的叙述风格。譬如《前夫》以女主角巧枝接待前夫的心理轨迹为主线，展开幕前幕后的故事，作者的叙述语言和人物心理高度吻合。叙事方法得心应手。再如《尘根》，叙述者与主人公的心理保持了一定距离，但仍以人物的心理为情节脉络，叙事手法用得恰到好处。保忠在多数小说中运用了这种方法和手法，成功居多，亦有败笔。我以为这种叙事方式，本身存在着冗杂、琐碎的局限，运用太多也易雷同，因此要慎用。
2009年，保忠开始构筑并陆续推出了他的系列小说《甘家洼风景》，已经发表的有《活物》《夜活儿》《向日葵》《浮石》等。作者意在以甘家洼为标本，展示城市化历史进程中，一个正在消失的村庄的过程和情景。其思想内涵的广度与深度，人物群像的设置与关联，谋篇布局的复杂与精微，绝不像单篇作品容易驾驭，它实际上兼有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双重难度。这对保忠是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