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藏鹭--千首禅诗品析
引 言
前人有云：“禅对诗的渗透，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以禅入诗，另一方面是以禅喻诗。”“细分起来，有以禅参诗、以禅衡诗和以禅论诗的区别”(见袁行霈先生《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诗与禅》)。这是传统士大夫们对禅与诗关系的认识，如宋代韩驹在“赠赵伯鱼”的诗中说：
学诗当初如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
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来皆成章。
再如宋代吴可，在其“学诗”中写道：
学诗浑如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
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
士大夫们学禅，往往是为了写诗，特别是为了写好诗，以期在文坛的竞争中跻身上流。当然，也有不少投身佛门的士大夫中的居士，他们学佛参禅，目的并不是为了写诗这一小技，而是为了参悟大道，以期在苦闷艰险的红尘中得到解脱、或获得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超人的智慧，使自己在红尘中超然自在。在中国浩若烟海的诗作中，最令人钟爱的往往是隐士诗、田园诗、山水诗、游仙诗、哲理诗这样几类，并传统地把其归入禅诗的范畴。虽不无道理，其中许多诗作的确也禅意盎然，但这毕竟只是士大夫们对禅的仰慕和追求，还谈不上就是禅的本身。
对出家修行的高僧而言，特别是那些见道的禅师们，则完全不同于士大夫。禅师们与士大夫们的根本差别在于，禅师们是处于禅内，他们本身就体现着禅；而士大夫们是大多处于禅外，所表现的往往是对禅的仰慕和追求。
古人云：文以载道。禅师们则是“诗以载道”，或“诗以说禅”。在禅宗的灯录和众多禅师的语录中，那些诗偈不是为诗而写作，更不是为了以诗扬名而写作，而是作为传道的需要，作为说法的一种文章体裁而加以运用。如上所述，许多士大夫参禅的目的是为了诗，而禅师们最初参禅的目的是为了道，仅就目的而言，就天地悬殊，无法类比了。
所以，在禅师们的诗中，也有隐居诗、田园诗、山林诗、哲理诗这一类的诗，但对禅师们而言，这不过是其佛性禅心“随缘而起”的，谈不上什么。禅宗内注重的，往往是一些见道诗、开悟诗，还有一些颇为奇特的临终嘱法诗偈。当然，唐五代以来，禅从神圣的殿堂走下来，“神通并妙用，运水与搬柴”，“著衣吃饭，长养圣胎，任运过时，更有何事”，禅也因此面向生活，走向生活。所以，在禅生活中，在那无处不显示着禅的光辉的日常生活中，禅诗的题材就更为广泛了。
以见道诗，开悟诗而言，有一个从说理性到“直显心性”乃至“触事而明”的过程。如六祖大师的那首著名的见道偈，就是说理性的：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如天台国韶禅师的见道偈，可以说是直显真性的：
通玄峰顶，不是人间。
心外无法，满目青山。
触事而明的则更多了，如灵云志勤禅师的：
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
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
再如五代雪峰义存弟子越山师鼐，因赴斋“久坐举目，忽见日光”豁然大悟的：
清风楼上赴官斋，此日平生眼豁开。
方信普通年间事，不从葱岭带得来。
触事而明的见道诗极多，不须一一列举。还有曲折而明的，如五祖法演那首著名的诗：
山前一片闲田地，叉手叮咛问祖翁。
几番卖来还自买，为怜松竹引清风。
还有借艳诗来表达自己悟境的，如圆悟克勤那首著名的见道诗。他是因见雄鸡上树高唱而触发，而写出来的却是香艳醉人之作：
金鸭香销锦绣围，笙歌丛里醉扶归。
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
有的见道诗，还与其宗风有关，如南末曹洞宗吉祥元实禅师的：
一位才彰五位分，君臣叶处紫云屯。
夜明帘卷无私照，金殿重重锁至尊。
禅师们的临终偈也是多样的，有的是在临终辞世前，郑重对弟子们交代禅法；有的则是表明自己对生死的自在和无碍。前者如义玄临济禅师的：
沿流不止问如何?真照无边说似他。
离名离相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须磨。
再如洞山良价禅师的：
学者恒沙无一悟，过在寻他舌头路。
欲得忘形泯踪迹，努力殷勤空里步。
第二类如唐代五台智通禅师的，他的这首辞世偈，的确出语不凡，充分表现出对生死的自在和自信：
举手攀南头，回首倚北辰。
出头看天外，谁是我般人。
再如曹洞宗疏山匡仁禅师的：
我路碧空外，白云无处闲。
世有无根树，黄叶送风还。
在辞世的诗偈中，还有一些预知时日，提前通报自己去世时日，到时果然如期而去的，这里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再说隐遁诗，有的禅师的态度，果决得令人惊异，而且清泌透骨，如马祖那位著名弟子大梅法常禅师的：
一池荷叶衣无尽，数树松花食有余。
刚被时人知去处，又移茅舍入深居。
再如智舷禅师的，却令人幽冷生畏：
山翠一堆中有寺，溪流四绕外闻钟。
僧寮寻得云封著，虎迹满庭三两松。
当然，在禅师的诗偈中，最多的还是为众说法的开示诗，为的是为众生指示迷津，有的是为众指示入道的门径，有的是让人们一观禅的自在，如酒仙遇贤的：
扬子江头浪最深，行人到此尽沉吟。
他时若到无波处，还似有波时用心。
再如或庵师体禅师的，真不禁使人叫绝：
情解泯时金翳眼，疑团破尽鬼分赃。
被人说著心头事，铁作心肝也断肠。
当然，禅师们对诗偈运用最多的，则是对禅宗“公案”的“颂古”。因为对“公案”是否能彻底理解，是表明自己是否真的大彻大悟了。如宋代张商英(一度为宰相)自以为早就了悟了，当他见到兜率从悦禅师时，兜率从悦问他是否对千七百则公案都一一透彻，张商英说，大多数的公案不成问题，只有少数几则公案尚未明了。兜率从悦说：“既然于这几则公案不能明了，那你那些以为理解了的就大成问题了。”所以，不少禅师对“公案”大作文章，先有汾阳善昭禅师的“颂古百则”，继而有雪窦重显，投子义青、丹霞子淳等，都有“颂古百则”这样的诗偈集问世。宋元明清四代，“颂古”的诗偈集不下百家，数量多达数万。仅《颂古联珠》和《宗鉴法林》等所收录的，就不下两三万首。
另一方面，禅师们在各种佛事活动中，从礼佛、赞佛，到亡僧火化，无不有诗偈之作，而其在生活劳作、师友往来、以及与士大夫们的应酬唱和中，乃至在与下层民众的交往中，都有大量的诗偈创作。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法，为了道。而禅师们自述情怀的诗，因其身分和其特有的精神心理状态，则表现得不多。
十年来，有关禅与诗的专著和论文出版不少，笔者在这里也无须多谈妄议。总之，这部集子的重心在于“禅”，而不在于“诗”一—尽管这是一部禅诗集。笔者的陋意，是通过对这些禅诗的理解，达到加深对禅的认识，要知道，一些相当有分量的禅诗，给人的启示并不低于禅门公案或禅师的开示，至少可以作为对理解公案和禅师语录的补充。何况，禅诗中还常常透露出在“公案”和语录中所从未公开的一些“隐秘”，这就对进一步理解和认识禅及禅师提供了一大方便。所以，如果仅以诗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禅诗，便失去这类禅诗的意义了。
中国佛教文献遗佚的情况是严重的，各种《大藏经》也不可能全部予以收录。如《颂古联珠》和《禅宗杂毒海》中，不少禅师虽有部分诗偈被收录进来，但其人其事，却难以查询和考证。笔者虽查阅了大量的典籍，仍有数十位禅师不知着处，只好付诸阙如了。
还需要说明的是，这部禅诗集，主要选自禅宗灯录和语录，故对人们所熟悉的诗僧，如寒山拾得，贯休齐己等，就恕不收录了。因笔者于诗素无专攻，对中国的诗海，所及甚为狭隘，不周之处在所难免，还望识者明鉴。
1996年4日月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