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陈凯旋或许对权力无远弗届的威力有着深刻的体会。他像被长期注射了过量激素，一方面对最高或更高权力顶礼膜拜，一方面对来自权力的报复十分忌惮。

7月1日，温家宝总理赴湖南宁乡考察防汛，农民陈凯旋当面向温总理反映“天坑”问题，并为总理带路前去查看塌陷现场。事后，陈凯旋由于害怕遭地方政府报复竟出逃三天。他的生活也也因此被改变。

如果没有新京报传奇般的详细叙述，我们会对这个事件感到不可思议：一个农民为什么害怕到这种程度？总理去考察，民众向其反映问题，根本算不上大不了的事情，相反应视为非常正常。况且他只是反映地面塌陷这样的“天灾”，而并没有拦车喊冤抑或“告御状”。

但是读完详细的报道，并且联系中国基层政治文化，我们就会理解，陈凯旋这位农民为什么这么害怕，他完全是一只惊弓之鸟。在一个农民（或许可以说是多数人）视野里，地方官员总是喜欢在上级面前展示自己的政绩，而不是暴露更多不好的方面，即所谓报喜不报忧。而陈凯旋正是向总理讲了当地“不和谐”的“天坑”灾害，在他看来这就是出了地方官员的丑，一定会引起他们的不悦。事后陈凯旋的回忆，印证了有人并不希望他向总理反映问题。在他向总理汇报及带路途中，有人曾两次拉他的衣角，到了天坑灾害现场后，陈凯旋想跟上总理，但被人拦下。总理查看之后，还问“我那位向导去哪了”？这其中是否有对领导人安保的考虑，不得而知，但这些暗示让陈凯旋事后意识到自己犯了“报喜不报忧”的忌讳，回想起来又怎能不惊不怕？

在农民陈凯旋对政治的理解中，除了“报喜不报忧”，他或许对权力无远弗届的威力有着深刻的体会。他像被长期注射了过量激素，一方面对最高或更高权力顶礼膜拜，一方面对来自权力的报复十分忌惮。他见到总理时激动万分、手足无措，不单是因为他对亲民总理爱戴，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十分清楚来自最高权力的威力，地方官员不一定会听一个农民的倾诉，但一定会服从一国总理的要求，地方官员不一定能解决天坑灾害带来的问题，但只要总理过问，就一定能解决。实际的情况，也并未出乎这个农民的预料，原来地方治理天坑灾害迟滞缓慢，但总理视察后，问题得了加速解决。连当地官员也承认，这中间有陈凯旋的功劳。

但是，正因为陈凯旋对权力膜拜，他同时才会对来自权力的报复忌惮万分。以他在乡村生活的经历，抑或媒体报道过的个案，他应该十分清楚一些官员上下其手加害草民的疯狂。那些经历、信息，就是对陈凯旋这个农民的无形伤害，他就是惊弓之鸟中那只受过伤的鸟。给总理带路之后的各种信息，也让他产生了不详预感。他回忆，在总理视察塌陷现场时，有人低声对他说，“你把总理带到这里，今后你没好日子过”。回家后，一位在政府的亲戚训斥了陈凯旋，认为他随便向总理反映问题很冒失，并建议他出去躲躲。镇上也开始传言派出所要抓他。联系到当地天坑灾害或许是因为开矿造成的，可能遭报复的猜测就更加具有“事实根据”。综合这些信息，陈凯旋不得不防着点、留一手，最后的办法就是，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所以政府官员半夜一敲门，陈凯旋就吓破了胆，闻风而逃。

虽然当地政府极力解释，称这是一场“误会”，但陈凯旋鸡笔者对政府的说法表示怀疑。这真的是误会吗？当地官员半夜12点开车到陈凯旋家，把门敲得咚咚响，“架势和抓人一模一样”。当地官员的解释，“我们当时就是想去了解一下，他是怎么见到总理的”。既然是找人谈话，用得着这么急吗？为什么是半夜而不能等到第二天？再者，一个公民与总理见面、交谈，这是个人自由，有必要向政府交代吗？这么急切要知道陈凯旋怎么见到总理？谈了什么？是出于什么目的？对于这样“无理”的半夜来访，不让人产生“误会”恐怕才是难事，闻风而逃也并非不可理解。

农民陈凯旋同时受到权力爱抚与惊吓，他受到的压力、他被改变的生活，令人唏嘘。他被记者包围，前来求助的老乡令其不胜其烦，他变得小心翼翼，说话时四下张望，他失眠了。县委专门开了会，命令乡里找他谈话，让他解除思想包袱。——或许官员们怎么也想不到，陈凯旋所惧怕的正是这些如此“温情脉脉”的权力“关怀”陈凯旋仍担心被“报复”，他担心菜店继续经营下去，被有关部门“找茬罚款罚到一分钱不剩”。他转让了菜店，回家种地。一个因遭遇权力而生活改变的农民，让人不禁想起鲁迅笔下的闰土！

201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