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有几则消息值得关注。一则是富士康在10数跳之后，终于发布了涨薪30%并强迫工人每周休息一天的举措，使这一全球最大中国代工企业再次成为焦点。另一则，是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发布《2010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在对中国50个代表城市进行一年的调查研究后，全国城市上班耗时排行榜中，北京上班平均花费时间最费时为52分钟，广州上海紧随其后，分别为48、47分钟。有专家和机构称，中国上班族每天平均有42分钟用在上班的路上，工作耗时领先全球，而在地广人稀的加拿大，人均只需22分钟就能到达工作地点。如此看来，中国城市化数十年，这样的结果并不怎么好看，而对于城市化的反思，连同对于代工经济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的反思，于今已显十分必要了。

    几天前，有朋友由国外回来，连连惊叹中国城市管理的低效落后和混乱。朋友没有过多评论，只是称自己病了在国外可以免费就医，凭一张社会福利卡就行了，而在中国，既便死到临头，不交钱是没有人理会你的。我自己在国内，平时司空见惯，听朋友说道出来，倒是有些心惊。

    这些年，城市也作了一知半解的研究，农村也略带了些思考。城市执政者们的土地冲动，带来城市扩张的非理性和城市大拆迁，最近的十年尤盛，几乎成为了全中国的主旋律，结果房价高涨。这种涨法，并非是因为城市太小土地过少而导致，相反，是随着城市不断扩大和房地产投资成数倍增和而相生，真可谓是中国奇观之一。而牛文元教授牵头发布的中国城市上班耗时的一组数字，看似简单，里面却涵盖了中国城市化失去偏颇的诸多问题，从这则数字上看，城市化越是加速，城市的效率就越低，城市的扩张越大，城市的房价就越高，这一对反正之比中，既可看到城市化的不科学，也可看到城市化的不人本，更看出城市正在发生的又一场贫富财富悬殊背后的社会再分化，城市的二元化结构已然形成。

    以上的图示，可以简明说明这一点。从1958年开始的户藉制度，人为制造出中国现代社会中城乡二元化的错误，进而酿成中国社会的大分化和大割裂，同时也导致中国文化传统的断代。时至今日，中国三农问题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悬疑，怎样解决，如何解决，某种意义上，需要我们整个社会对农村予以集体补偿。然而改革开放以来，自1985年以来的“部分先富”理论则再一次在城市体系中人为造就出财富的不均，更带来社会的公正失衡，权力的集中和利益的既得，持续加深城市经济社会的鸿沟，富士康的十连跳，如同城市上班族的耗时，事情简单，背景却复杂而深刻。城市工薪阶层无法在城市中容身，所以只能选择成本更低的城郊结合部居住，更多的，是选择城中村这种政府无为而由失去土地的农民所充当的廉租屋。再加之城市规划水准过低，基础配套建设滞后，公共捷运不发达，引来一系列的城市病蔓延滋长，结果便产生出这种越城市化则能效比越低的怪现象。

    我想讲的，并非是城市病的种种不是，而是透过城市病来看更大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分化和分裂。这种分化与分裂，还并非仅仅发生在财富分配上，最为根本的，是发生于社会公平公正的机制失衡。从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的失当，到城市公共福利的苍白，从城市多元经济的闭锁，到国资与民企的权力分疆，从城市教育的僵化，到城市民生的整体忽视，从城市产业经济的乏力，到城市拥挤不堪的就业困难，从城市精神价值的失落，到城市资源的严重透支，等等这一些，使城市不再是社会公共美好家园的聚合之地，相反，城市正在不断流失自己的精华。这样的分化之下，不久的将来，中国将出现一座又一座的废都。这是93年贾平凹写就这部49万字的小说时也未曾想到的，或者，这位有着独立思想的作家，在更早之前就已看到了中国社会分化的端倪。在经历了城乡二元之后，中国的城市，是否还能再经得起一场悬殊的分化呢？而中国城市、城乡以及整体经济社会和文化社会，要规避这一分化和分裂的结局，乃是需要一场真正的转型变革，这一重要性，当是数千万倍超过上海世博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