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每次到云南腾冲，我都会去参观段生馗的滇缅抗战博物馆。1965年出生的段生馗的真正身份是县农行的副行长，但更多的人却喜欢称他为段馆长。和其他文人不同，他对这段历史的记录方式是“收藏”。
    小时候，段生馗被认为是娃娃头，带着一帮玩伴玩打仗，而用的道具，则是真家伙：抗战时的军刺、钢盔、行军锅、望远镜、军大衣等。那时候，村子里到处都是这些东西，1958年大炼钢铁时，一个生产队还把村子边上停着的几辆旧坦克拆了。
    上了高中后，段生馗看到一篇写收藏的文章，他突然想到，他积攒的那些小时候玩的东西也可以算作是收藏呀。他搜集了一下，发现家里竟有200多件这样的藏品。从此，他开始走上一条不归路。因为热衷于这些被认为是“死人的东西”，他谈的一个对象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和他告吹，对方认为他脑子不正常。
    真正意义上的收藏是从参加工作以后开始的，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了工资，可以去乡下甚至是缅甸收购更多的物品，但最关键的还是来自父亲的鼓励。段生馗回忆，刚参加工作后，他曾想放弃收藏这些“没什么用处”的东西，安心工作，而父亲却劝告他：“我看你在银行的工作也成不了大事，收藏这些东西或者还能成大事。”
    做了一辈子农民的父亲能说出这句后来影响了段生馗一生且让他“成了大事”的话，并不是出于偶然。在段生馗父亲的记忆里，那段历史仿佛就在昨天。
    日本人占领腾冲那年，段生馗的父亲仅仅8岁。有一天，家里来了一名远征军战士，得了疟疾，急需治疗。情况紧急，段生馗的祖父二话不说，将这位战士留了下来，并熬了一些草药给他喝。因为担心被日本人发现，段生馗的祖父烧掉了这位士兵的军服。但有一天，日本兵来搜查时还是发现了这位正在养病的士兵，段生馗的祖父连忙说那是一位良民，是他的大儿子。日本人把这位士兵的衬衣衣领扯开，发现上面有国民党的党徽，立马大怒。段生馗的祖父因在当地小学当教员，灵机一动，说那是他的校服。日本人半信半疑，段生馗的祖父赶紧让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段生馗的父亲去抓了四只老母鸡来送给日本兵。临走时，日本兵问，重庆兵来时，向不向我们汇报。段生馗的祖父有些讥讽地说，你们的消息灵通，等我们知道了你们早就知道了。日本兵听了，沾沾自喜地走了。
    “父亲对这件事情印象很深，那之后，全家好长时间都不吃鸡肉了。”段生馗说，那位被救的士兵，来自贵州，病愈离开后就再没有了消息。
    在收藏的过程中，段生馗也对这段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在这个过程中，段生馗从坊间听到了当年日本人的许多暴行，比如把活人解剖，挖心肝炒了吃，还有把一个8岁的小男孩的小鸡鸡割下来当了下酒菜。
    更惨的一件事情是，1944年6月8号，腾冲驻扎的148联队被远征军击溃后就往城里面撤，在退到白家河的一个村子时，遇到12个刚从山里干活回来的村民，这些战败的鬼子就拿这12个村民进行报复，将他们的衣服扒光，把手、脚捆住扔进汽油桶里，上边用石板盖住，把桶架在火上烧。第二天，从外面躲着的其他村民回来后发现，桶里只剩一堆骷髅。当年煮人用的汽油桶后来被段生馗收藏了两个，这也成了滇缅抗战博物馆最有代表性的藏品之一。
    “当年收购这两个汽油桶时，村长给我开了一个条件，就是把这两只桶运走的时候，必须没有一点声响，而且一定要在晚上。”段生馗，“村长说，那桶里装的是无辜老百姓的冤魂。”
    在收藏中另一个新的发现是，记录历史的人往往会把自己阴暗的一面过滤掉。段生馗说，当年日本鬼子到腾冲的一个村子里让派花姑娘，最后村里把一个哑巴姑娘用轿子抬着送到日本的小队里。1999年11月7日，当年的哑巴姑娘去世，段生馗专门为她树了一个碑。
    “我们也应该了解我们人性中最阴暗最可耻的一面。”段生馗说，“现在好多影视剧中反映民间抗战的，一般都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其实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当年日本人还没有来时，有好多人已经蠢蠢欲动，准备给日本人带路。”
    随着收藏的东西越来越多，段生馗准备建一个博物馆，但申请了好多次，都未获得当地官方的批准。转机出现在2005年3月，云南全省的一个文化工作会议在腾冲召开，与会的云南省委副书记丹增在会上说，他听说腾冲有一个人收了不少抗战的东西，这些东西应该编号保存。会后，腾冲的相关部门立即向段生馗送来四个灭火器。
    有了高层领导的正面肯定，再借着抗战胜利60周年的背景，在云南柏联集团的资金支持下，段生馗的滇缅抗战博物馆终于在2005年7月7日开业。
    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我曾多次接触云南柏联集团总经理郝琳，得知他还是一名解放军军官的后代。
    在腾冲，官方与民间对待这段历史表现出来的态度有着明显的不同，相比民间的狂热，官方则谨慎了许多。腾冲官方的一位朋友曾告诉我，在2005年以前，腾冲以及更高层次的党政官员，是从来都不进国殇墓园的。
    2007年9月18日，我受邀参加了山西省乡宁县的一座抗战纪念馆的开馆仪式，当年阎锡山的部队曾在这里与日本人恶战，最终有24人牺牲。乡宁县县委书记张效彪和宣传部部长陈海宁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他们说，在2006年5月，他们向山西省委提出了修建纪念馆的建议，虽然有不同意见，但主流还是非常支持的。这个和国民党士兵有关的抗战纪念馆由官方筹建，意义不言而喻。我把这个线索告诉了《南方周末》的朋友，他们采访后发表了一个3000多字的文章，文章在网上引起的反响超出了意料，网友好评如潮，但这也引起了上级党委政府的不安。后来我让陈海宁把网友的评论整理上报后，这件事才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