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国出现了很多恶性事件，如杀小学生，富士康跳楼事件。实际上这些事件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其中收入差距过大，下层人民生活艰难，引起其对社会不公的怨恨，可以说是其中主要原因。最近我也在和一些下层人士谈这一个问题，可以说我们的劳苦大众已经开始对社会上的分配不公有了极大的怨言，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后果很严重。实际当一个国家或者社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是能引起很多问题，如当工人盖楼时，感觉到这些楼都是给别人盖的，而自己辛辛苦苦干活，得到那么一点工资，甚至有时拿不到工钱，你想他会把楼盖好吗，其质量有保障吗，富士康的员工，看跳楼对改善工资无多大作用时，有可能不再跳楼，而拿起自己的武器进行反抗。现在不仅农民工心里有怨恨，大学生，尤其是农村大学生对现在的这种状况也是存有很多不满，一旦这些人的不满达到一定程度，会有严重的后果，该是国家采取措施，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时候了。
我们用具体数据看目前的状况：
（1）基尼系数，所谓基尼系数含义，如图1表示：图中绿线代表绝对平均状态下，低收入人群所占人口百分比和总收入百分比之间的关系，红线代表实际情况，蓝线代表绝对不平均（即所有收入被唯一一个人占有）的情况。图中红线和绿线中间的面积越小，收入分配越平等。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国际上，常用基尼系数来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一般来说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 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而大家看看我国的基尼系数，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估计现在的基尼系数在0.5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城镇居民最高和最低10%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85年是2.9倍，1995年6.2倍，2005年上升到9.2倍。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也显示，目前我国1%的家庭占有社会41.4%的财富。这说明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2）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差距
近年来，我国的国民收入年年在9%左右增长，是我们的人民没有得到实际收入的增长，原因在于收入的增长主要是政府、企业收入在增长，而人民收入没有多大的增长，即使我们所说的储蓄增长，也很多是政府、企业储蓄，而个人储蓄占总储蓄的比例并不是很大，根据权威数据再分析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格局会发现，十余年来，国民收入分配一直在向政府倾斜。数据显示，1997年至2007年，我国GDP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而劳动者报酬却从53.4%降至39.74%。2004-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分别增长21.6%、19.9%和22.4%，比同期GDP增速分别高出3.9、4.5和8.5个百分点，但当期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却均低于GDP增速。政府、企业在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比例不断扩大，而劳动者收入的增速却缓慢爬行。从1978到2006年，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7%，与我国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形成鲜明反差。1990年至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的比例却从21.9%增加到29.6%。
可见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在逐年下降，而政府和企业在上升，而政府和企业的收入是由人民创造，而人民没有拿到自己所得一大部分，而被其他部门拿走，这说明我国的分配制度是存在一定的问题，也说明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存在不公平现象。
（3）企业内部和行业内部分配差距过大
在企业内部的各行业间，也出现了行业间的利润差距越来越大、企业利润向少数几个行业集中的趋势。根据中国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有的垄断行业职工收入比中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超出4倍到10倍，并且这种收入差距仍有扩大趋势。据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介绍，目前我国行业工资水平差距已超4.88倍，而国际公认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
这个问题存在已久，垄断行业的工资改革最近也在进行，可是效果不佳，实际上你再改革，只是表明文章，很难对其实际内容进行监管，最好的办法，打破垄断，促进竞争，自然而然，其高收入就要受到外部竞争的影响，使其工资达到社会平均水平。
（4）居民内部收入分配不公
居民内部，收入分配格局更是在向着极端的贫富悬殊发展。据已公开的居民收入调查数据，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
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测算，如果算上那些无法统计的不规范收入，现在全国最高和最低收入各10%的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差距要达到55倍左右。
总之，虽然说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还是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是现阶段我国的公平问题，并不是经济增长造成的，经济增长只是把“蛋糕”做大，而这块随着经济增长不断增大的“蛋糕”如何公平地分配，并不是经济增长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其他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制度和体制因素，应该主要靠建立有效地纠正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上产生偏差的宏观调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