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任何政治体制改革都是对现行的权力、资源和财富进行重新分配，都是对以往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的行为规范进行全面革新和调整。其间，必然会面临着一些难以克服的阻力和障碍。这种阻力和障碍，不仅来自既得利益者，而且也来自下层群众和老百姓。所以，改革是否能够成功，有很多因素参与其中，不是仅有决心和勇气就能办成的事情。

　　商鞅变法，对秦国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作用都是深远的。而它之所以能成功，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因素。从客观上来讲，秦国没有血缘宗法文化，故没有采取分封制，而是采取了郡县制。这就意味着，秦国不存在一个靠世袭生存的庞大的贵族利益集团。李悝在魏国变法虎头蛇尾，吴起在出国变法流于破产，不是因为最高领导者不支持，也不是李悝和吴起在政治上不成熟，实在是横亘在其间的贵族势力过于庞大，简直无法撼动。从主观上讲，秦孝公力挺商鞅，铁腕支持，是变法得以成功的关键性因素。我们前面提到，秦在商鞅变法之前是一个集权社会，军政大权集国君一人。一旦出现英明的君主在位，这种政治体制所爆发出来的威力是惊人的。秦穆公是一个，这里的秦孝公也是一个。商鞅变法，顾名思义，后世多把这场变革的成功归于商鞅，却往往忽略了他的支持者——秦孝公渠梁。从整个变法的过程和商鞅最后的下场来看，整个戏剧的导演和编剧恰恰是秦孝公，而商鞅，在这里不过是很好地贯彻了导演意图的主角演员。而且，更为关键的是，秦孝公在位时间长达28年（公元前361年—前338年），从而能够让商鞅在秦国执政十年，将改革的各项措施得以彻底贯彻，深入到方方面面。而孝公去世以后，商鞅很快就失势了，随即被杀。但是，商鞅变法的成果却保留了下来，并没有出现人亡政息的局面。秦孝公，是秦国历史上最后一个靠权力说话的君主。也正是他，靠权力让秦国完成了向法治的转变。试想，如果孝公在位时间短，仅仅有几年的时间，商鞅的改革也可能像吴起变法一样中途流产。所以，历史的偶然性也是不能排除的。有时候，偶然性恰恰正是其必然性，历史的辩证法的魅力才得以彰显。

　　同时，这场变革是一场长期的、复杂的政治斗争过程，绝对不是颁布几项法令那么简单。有政治斗争的地方，就有政治人物，有政治人物的地方，就有政治手腕。在变法过程中，政治手腕是必不可少的。同样一个事情，策略不同，方法不同，结果可能就大相径庭。而这场变革中的核心人物——商鞅，恰恰就是玩弄权术和政治手腕的高手。他的处心积虑，也是这场变法成功不可忽视的因素。

　　关于商鞅变法的日期，《史记》上有两处记载。一处见于《秦本纪》：“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其事在《商君》语中。” 二见于《商君书》：“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根据《秦本纪》，商鞅是在孝公三年，即公元前358年开始变法的。而根据《商君书》，商鞅是在孝公六年，即公元前356年被任命为左庶长以后才着手变法的。

　  《史记》向来以“信史”著称，而太史公更是以严谨闻名，商鞅变法这么关键的日期，太史公岂能马虎？我们也许应该这样理解：着手准备变法和开始变法是有区别的，并不是一开始准备，就马上行动了。再根据《战国策》里的相关记载，目前学术界已经认定商鞅变法的开始时间为孝公六年，而开始准备的时间则是孝公三年。前后相减，则意味着秦孝公和商鞅为这场变革整整准备了三年。

　　问题是，在这三年时间里，秦孝公和商鞅准备了些什么？可惜，史书上关于此没有详细的记载。有人说，三年时间，秦孝公和商鞅在集中力量造势，为变法制造舆论；还有人说，三年时间主要用来调研考察秦国现行制度，以确立可行性方案。这些说法都有合理之处。改革之前先造势，制造舆论，然后再调查研究，确定方案，最后进行变革。这种思路符合一般的逻辑。但是，也有学者深刻地指出，他们还做了一项更为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构建支持变法的群体，为变法奠定深厚的群众基础。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

　　依靠的对象自不必说，肯定是国君。确切地说，应该是国君手中的权力。而打击的对象应该是那些坚决抵制改革的人。我们后面将要谈到的太子，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还有那些冒头出来说新法“不便”的刁民，都是应该沉重打击的对象。而对那些既有政治地位，手中又握有权力的权势阶层，是采取坚决打击的策略，还是应该去怀柔和拉拢呢？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态度端正不了，将会直接影响局势的平衡，近而关涉改革的成败。

　　可想而知，秦孝公和商鞅在这个问题上是伤透脑筋的。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有四种庶长：大庶长、右庶长、左庶长、驷车庶长。四种庶长都是职爵一体，既表示政治地位，又代表官职。大庶长，大体相当于早期丞相；右庶长为王族大臣领政，左庶长为非王族大臣领政，驷车庶长则是专门执掌王族事务；四种庶长之中，除了左庶长可由非王族大臣担任，其余全部是王族专职。从四种庶长的分工来看，四分之三是王族。这些王族庶长位高权重，势力范围更是盘根错节，按理说完全能够左右政局。而且，秦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这样的局面，比如，在此之前被废的两个秦王怀公和出子，就是失败于王族内部的权力斗争。

　　说到这里，好像这股势力非要打击和清除不可了。但问题又不是这么简单。我们上面说过，秦国受东方血缘宗法文化的影响不大，在政治制度上也不是分封制，故不存在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地方封君。即使是王族，也仅仅有政治待遇，而没有权力。而东方国家则不同了。产生于分封制的地方封君在自己的“采地”内不仅拥有行政权、财权，还拥有军权。所以说，分封体制下必然会出现“强宗”。这些“强宗”，一旦撕去脉脉含情的血缘宗亲外衣，就会篡位弑君。晋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孟子》中记载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国君有了错误就进谏，进谏以后还不改正，就推倒重立新君。这显然是针对东方诸侯来说的。但这并不是什么“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实在是地方封君的权力太大，能够左右政局。

　　可是，秦国却不一样了。大庶长、右庶长和驷车庶长，虽然手握重权，但却并不是因为是王族才掌握政权的。也许他们是王族，又具有才能，才被优先重用的。他们的爵位可以世袭，但官位却不能世袭。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手中都没有军权，也没有敛取赋税的“采地”。手中不掌握军队，又没有钱，自然就没有犯上作乱的资本。怀公、出子之乱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君弱臣强，这些王族大庶长趁机攫取了军权而已。后来历朝历代的历史已经证明，即使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内，这种现象也是时有发生，但不能算常态。这些大庶长的权力再大，在秦国也比不上彻侯和关内侯。彻侯和关内侯是秦国二十等爵位的最二十级和十九级，远高于各大庶长。他们手中不仅有权力，而且还有封地，在自己的封地内可以自主收取赋税。在秦国历史上，荣至如此政治地位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穰侯算一个，吕不韦算一个，商鞅也算一个。但他们又怎么样呢？由于没有掌握军队，到最后还不是被秦君像杀小鸡一样杀掉？

　　所以说，对这股势力，不仅有怀柔的可能，更有怀柔的必要。说它可能，是因为他们并不是拥兵自重的地方封君，恩威并重，就有可能成功。说它必要，是因为这股势力左右着变法的势力均衡，一旦把他们逼得狗急跳墙，就会四面树敌，使改革面临阻力。其结果，要么流产，要么鱼死网破。拉拢一个朋友，还是树立一个敌人？我们心中都有一杆秤。秦孝公和商鞅作为政治智商极高的风云人物，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他们肯定是经过周密严谨的考虑以后，才决定拉拢这部分势力的。这估计也是二人在第四次会面的时候商谈的主要内容。当然，这也需要秦孝公拿出魄力来。再严谨的分析，再透彻的思量，也不上现实中的千变万化。关键的时候，就需要赌一把。但庆幸的是，秦孝公和商鞅赌赢了。

                二

　
　　据史书记载，在商鞅开始变法的时候，有两个人站出来进行了反对：一个是甘龙，另外一个是杜挚。甘龙是甘昭公王子带的后人，根本就不是秦国王族的代表，而是秦国功臣的代言人。据记载，甘龙曾在秦献公时期主持推行新政并长期领国，有功业根基，是秦国功臣。他主张强秦，但反对变法。他也想恢复穆公时代的霸业和辉煌，但却反对进行彻底的变革。所以说，他只是保守派，仅主张有限变革，根本就不是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什么“旧贵族的代表”。

　　杜挚的出身，历史上没有详细的记载。但从他和商鞅辩论的焦点来看，他也仅仅是一个保守派。因为他反对变法的理由并不时因为变法触动了哪个集团的利益，而是因为变法所带来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正如他说的：“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也就是说，如果变法所预期的结果并不能百分百地带来好处，就不能急于对以前的制度全面否定。烈火烧死的或许是该死的鸟儿，但在它的劫灰中没有新凤凰应运而生。否定了以前的，新的东西又不是很理想，岂不是更糟糕？从这个角度看，杜挚不过是一个清醒的保守主义者，主张“先立后破”，反对“先破后立”，也不是什么阻挠变法的 “顽固势力”。

　　总而言之，这两个人都不是王族的代表。他们反对变法的理由，也无关利益的分配，更无关血缘宗亲之类的传统。在最终目标上，他们和商鞅也许是一致的，都是力图强秦，不过是见解不同罢了。商鞅只看眼前，陷入了激进，而甘龙和杜挚为长远计，陷入了迂远。商鞅变法后来成功了，自然被后世称为了变法的楷模和鼻祖。而甘龙和杜挚，则顺理成章地被定格为反对变法、迂腐不化的顽固派。如果商鞅变法流产、失败了呢？是不是历史又会对这两个人重新进行评价？读史至此处，一种感慨油然而生。历史演进的逻辑和哲学也许就是成者王侯败者寇，后人总是跟在板上钉钉的史实后面指指点点，而遗忘了那些虽然失败却在作出另类选择的英雄。胡适不就说过吗？历史不过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纵观历史，清醒的保守派往往是深刻的，“不破不立”远远比“先立后破”更具有破坏性。可惜，天上的星星燃烧以后，很久很久以后，它的光在到达我们的眼睛。

　　但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变革的关键时刻，手握重权的王族大庶长、右庶长和驷车庶长，为什么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我们甚至怀疑，当年秦孝公在朝堂上决定开始变法的时候，掌权的秦王族们是不是都被安排去度假旅游了。不然，怎么连一点声音都没有？何况，商鞅变法，首先开刀的就是他们，并且直接打到他们的“痛处”。比如，商鞅变法的第一条措施就是奖励军功，“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原来，王族贵胄的官位不能世袭，但爵位的政治待遇却是能够世袭的。但经商鞅变法以后，连爵位也不能世袭了。要想获得爵位，对不起，到战场上去砍敌人的脑袋去！

　　唯一的解释就是，在准备变法的三年时间中，秦孝公和商鞅对朝堂上有资格发言的王族做了工作，也就是现代人说的个别酝酿。其结果是，秦孝公成功地拉拢和收买了他们，让他们在变法的时候装傻、闭嘴。至于拉拢的手段，不外乎恩威并重，动之以情，晓之利害，最后达成一个政治协议：秦孝公许诺给他们多少好处，他们支持变法，至少是默不做声。商鞅是玩弄权术的高手，在这个艰难的谈判过程中，他肯定起了关键作用。

　　总而言之，秦孝公和商鞅肯定做出了妥协和让步。否则，这些王族贵胄不会眼巴巴地看着商鞅来“革”他们的“命”。这种妥协，这种让步，就是改革的成本。而获得的收益，仅仅是时间。也就是说，要在改革的最终受益者还未曾受益之前，尽量地减少改革的阻力。这也就是商鞅所说的：“民不可以虑始，而可以乐成。”老百姓一开始的时候是肯定不会支持变革的，因为他们没有直接感受到改革的好处和实惠。这个时候，你和他们去摆事实、讲道理，肯定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看到改革的好处，不用多费口舌，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成为变革的拥护者。可是，改革出现成效又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时间。那么，在一开始变革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更多的人支持改革，而让更少的人反对变革。说得更直百一些，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直接感受到改革的好处，而让更少的人受到改革本身的冲击，尤其是那些能够左右改革成败的人。既然老百姓不可以“虑始”，就只好向权势贵族做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了。否则，最终受益者还没有得到实惠，利益受损者又在不遗余力地反对，这样的改革岂有不失败的道理？。

　　《道德经》中说：“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想得到，就必须学会舍弃。这与其说是权术，还不如说是客观规律。秦孝公和商鞅，就敢于舍弃，而且还舍弃了很多，从而支付了高额的改革成本。当然，买通某些集团的代表，虽然不等于彻底买通某些集团，但是造成某些集团的反应迟缓是足够了。因为，改革需要的正是时间。估计也正因为此，秦国的史官才没有记载下来这一次幕后的交易。如果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皆大欢喜，何必不记载下来？后来，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的改革，王族公子成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结果，赵武灵王一顿说辞，就把公子成由一个阻挠改革的顽固派忽悠成了支持变法的维新派。赵国的史官就详细记载下了二人的谈话。而秦国，估计仅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不够的，关键还是要让渡出利益。而利益的出让，名不正，言不顺，自然说不出口。

　　历史证明了秦孝公和商鞅的英明决策，也为以后的改革树立了典型。可惜，我们在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一件东西就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学到（黑格尔语）。商鞅变法以后，中国历史上鲜有变法成功的范例。从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到明朝的张居正变法，再到清末的戊戌变法，哪一个不是以最后流产而告终？就拿王安石变法来说吧！他志大才疏，激情有余，策略不足，貌似声势浩大的全面变法，实则是没有重点、没有步骤，没有规划，一团乱麻。结果必然是，百姓未获其利先受其害，士大夫未损其势先招其怨，国家自然也就未享其成而先受其乱。还是那句话，改革是需要支付成本的，而且这种成本还必须提前预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王安石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把改革置于整个国家之外，凌驾于所有集团利益之上，试图坐享其成，在没有任何付出的情况下赚个盆满钵满，天下岂有这等便宜的事情？王安石变法，没有寻找任何的利益共同体，四面树敌，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却是一大片，不失败才是怪事。

　　当然，商鞅变法的成功，也有老天的帮忙。《史记》记载，商鞅开始变法的几年，几乎没有发生过战争。没有战争，“奖励军功”之类的法律条文就没有直接明显地表现出对贵族阶层的冲击。而“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之类见效快的政策，在没有战争的时期恰好能够充分地推行下去。通过开垦荒地和对善于耕织者的奖励，使老百姓直观地看到了改革所带来的现实好处。王族贵胄们，在早期没有深受其害，自然就没有挣扎反抗的动力，最终成了温水里的青蛙。等到反应过来，天下大势早已定局。而下层民众，则由于得到了实惠，最终转变成了支持变革的中坚力量。商鞅的新法，就这样在秦国扎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