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遗胤余波 （1）

　　大顺军是在三月十九日清晨进入北京内城的，各门守城的太监和官兵全部停止了抵抗，缴械投降了。明朝的大小官员们有十几人在城破的当天自杀身亡，绝大多数则战战兢兢地躲在家里，等待着新王朝的处置。京城里的百姓则家家户户都在自己门前设立香案，供上了写着“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字样的牌位，许多人还在帽子上贴上“顺民”两个字。反正不论是哪朝哪代，天下都少不了顺民。

　　京城的陷落和崇祯皇帝的自杀标志着已有270多年历史的明王朝寿终正寝，但在大顺军刚刚进入北京的两三天里，人们都还不知道崇祯帝的下落。当时城里有许多传闻，或者说崇祯帝已经在破城之前夺门出逃，现在正在南行路上；或者说他出宫藏匿在百姓人家。大顺军在宫中找不到崇祯帝的踪迹，也一面派将领率军南下追击，一面发出告示：“主上救民水火，克破京城。其崇祯逃出紫金城外，有能出首者，赏黄金千两；隐匿者诛全家。”

　　直到二十二日，才在煤山发现了崇祯帝的尸体。大顺政权把崇祯帝的尸体拖下山去，同周皇后的尸体一起陈放在东华门外。故明官员和京城百姓听说后有去观望的，见到尸身以发复面，一只脚赤足，一只脚穿着袜子，衣衫零乱，情状颇惨。一帝一后陈尸当道，很不雅观，明朝的兵部主事刘养贞自己出钱卖了两付柳木薄棺，草草地把尸体装殓起来。李自成出于安定民心的考虑，觉得总是要把前朝皇帝安葬了为好，因而在二十五日拿出质量较好的红漆棺和黑漆棺各一具，重新装殓了崇祯帝后，并且命令顺天府择日将崇祯帝后下葬在昌平银泉山原来埋葬田贵妃的墓圹里。

　　按一般习惯，一个皇帝即位后就开始为自己营造陵墓。但崇祯初年御用堪舆学家在天寿山明陵地区踏遍群山，竟没有找到一个风水好的地方，因此为崇祯帝修建陵墓的事情一直拖下来。4年前龙虎山的张天师终于在蓟州附近找到一块风水宝地，但经推算必须到甲申年（即崇祯17年）以后动工才吉利。因而崇祯帝始终没来得及为自己建陵，最后只能同田贵妃挤在一起。下葬是在四月初三日，因为有棺无椁，负责监葬的大顺礼政府主事许作梅临时决定把田贵妃的棺材从原来的木椁中取出，用它装了崇祯帝的棺材，葬事草草结束。

　　虽然是亡国之君，他毕竟曾经作过17年大明皇帝，因而在身后免不了还要享受一些哀荣。大顺政权尽管在《永昌元年诏书》中说过“君非甚暗”，其实对这个已成政治僵尸的明朝皇帝并不感兴趣，再加上当时要建设政权巩固政权，还要对付各处明朝残兵，根本顾不上给前朝皇帝加谥号一类无聊的事情。但一个月之后，政局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四月初，拥有重兵的明平西伯吴三桂同关外的清军联盟，在中旬同大顺军进行了一场大战。李自成军大败，先是撤回京城，又于四月三十日撤离北京。五月初二日，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领着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无人管理的北京城，俨然以中华帝国的新主宰自居了。

　　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多尔衮深知自己以关外少数民族的身分入主中原，更需要广泛地收买人心，因而在刚刚入关的时候就打出了“除暴救民，灭流贼以安天下”的旗号。在占据北京的当天，多尔衮又传令，自初六日起，为崇祯帝设位哭临3天。设位就需要有一个称号，就需要定立谥号，清礼部侍郎杨汝成以典礼繁浩为由，要求有明朝故官一起参预。明朝故官推举当初一直主张南迁而始终没有南迁成的原左中允李明睿，清朝立即任命李明睿为礼部侍郎。李明睿还托病不想参加，多尔衮说：“明天就要令京城官民人等哭临，无神主，何以哭临？无谥号，何以题神主？”李明睿只得痛哭从命。当即在朝房中同众人议定：以“怀”为崇祯帝庙号，以“端”为谥号，合称“怀宗端皇帝”。

　　根据谥法，“怀”表示“执义扬善”和“慈仁短折”，“端”表示立身严正，“内外宾服”。李明睿等人为崇祯帝制定的这第一套庙号谥号，多少反映了明朝遗臣对于他的某种评价以及对于他以身殉国的哀悼和怀念。但根据历史上的惯例，一个亡国之君只能期望由后来的朝代赠与一个谥号，却不应该再得到庙号，因为国祚已绝，宗庙不存，亡国之君根本没有了在宗庙中接受祭祀的资格，当然也就没有资格取得一个庙号。例如元末顺帝，明朝谥其为“顺”，却不为其设立庙号。大约在最初，满洲贵族对于中原的一套繁文缛节还不十分清楚，因而让明朝的遗臣钻了空子。多年之后，清顺治帝已谙熟中原文化，特降旨取销了崇祯帝的庙号，并改谥号为“庄烈愍”，此后清代官书，概以“庄烈帝”或是“愍帝”称呼崇祯帝。

　　北京被李自成攻陷和崇祯帝自杀身亡的准确消息是四月初才传到南京的，明朝南京大臣们在大悲大恸之中连忙筹备拥立新君。各派政治势力紧张地争斗厮杀了一个来月，最后定立福王朱由崧为帝，改元弘光，就是通常所谓“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弘光帝于五月十五日登基，登基后立即就降旨为崇祯帝议上庙谥。六月十五日，谥号议定，全称为“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庙号、谥号用“思”、用“烈”，特别突出对崇祯帝“杀身成仁”的痛悼。后来有人提出，“思”字曾经是蜀汉后主刘禅死后的谥号，用“思”来称崇祯帝极为不妥，建议改定，朝臣们又反复磋商了很久，最后改定庙号为“毅”，因而南明人士和以明朝遗民自居者多称崇祯帝为“毅宗”或是“烈皇帝”。只是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这一套庙谥是伪朝所定的伪号，属于非法，因而敢用的人越来越少，后来几乎失传。在下一年，清顺治2年（1645），弘光政权被清军摧毁，黄道周、郑芝龙等又以唐王朱聿键为帝，建立第二个南明政权“隆武”。隆武君臣在清兵压境，大难临头的环境下，不知为什么又想起来为崇祯帝再设置一套光荣称号，遂改庙号“威宗”，称作“威宗烈皇帝”，但这种称呼应用的时间更短，范围更窄，知道的人也极少了。

　　由于亡国和时势的混乱，崇祯帝倒成了明朝诸帝中得到过庙号、谥号最多的一个。即使如此，有些明朝的遗老遗少仍然觉得所有这些庙号、谥号都未能确切表达对于崇祯帝的褒彰和缅怀。曾经在崇祯朝作过一个月大学士的文震孟的儿子文秉就争辩道：“先帝（指崇祯帝）俟两宫毕命后，始自为计，义也；初拟从权，徐图后举，既慨然知天命之不可争，不难身殉以谢天下，智也；业已身殉矣，犹曰‘因失江山，不敢终于正寝’，礼也；从容殉难，合乎大道，仁也。夫当变起萧墙，祸介俄顷，而仁、义、礼、智俱全而无失焉，可不谓正乎？按谥法：杀身成仁曰‘烈’，临难不屈曰‘正’。愚意修史者当具疏特请，更上先帝谥号曰‘烈宗正皇帝’。”

　　文秉的看法在当时很有代表性，遗民们出于亡国的惨痛和对故国深刻的怀念，对于作为故国标志的最后一个皇帝难免要表现出特别的热情。何况“自古艰难唯一死”，崇祯帝毕竟是杀身殉国了，那死就被看作壮烈非凡，是合互乎大道的“仁”，甚至连在死前逼杀后妃也成了“义”，不争天命也成了“智”，临死前的一句激愤之言也成了“礼”，仁义礼智俱全，简直是独立于天地之间，垂则于千秋万代。清初著名的岭南诗人屈大钧写诗追思歌颂崇祯帝：

　　　　先帝宵衣久，忧勤为万方；捐躯酬赤子，披发见高皇；

　　　　风雨迷神路，山河尽国殇；御袍留血诏，哀痛何能忘？

　　　　…………

诗中就把崇祯帝塑造成了个为国为民不惜献出生命的圣君。但相比之下，不论清朝还是南明，为崇祯帝定的庙号和谥号却太普通，太一般了。至于崇祯帝在自己的统治时期悭吝成性苛刻加派，自作聪明虐杀大臣，遇事不决贻误时机，驭人乏术涣散朝政，最后终于导致灭亡，遗民们就全部委之于“天命”，不愿去作痛苦而且难堪的回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