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善
——兼为曹操的奸雄之名翻案

人，有大人小人；善，有大善小善。

《三国志》记载，刘备在临终给其子刘禅的遗诏中有这样的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而刘备的对手曹操却有着另一段关于善恶的史话。

陈寿《三国志》载《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四回——
操与宫坐久，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操曰：“吕伯奢非吾至亲，此去可疑，当窃听之。”二人潜步入草堂后，但闻人语曰：“缚而杀之，何如？”操曰：“是矣！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擒获。”遂与宫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一连杀死八口。搜至厨下，却见缚一猪欲杀。宫曰：“孟德心多，误杀好人矣！”急出庄上马而行。行不到二里，只见伯奢驴鞍前鞒悬酒二瓶，手携果菜而来，叫曰：“贤侄与使君何故便去？”操曰：“被罪之人，不敢久住。”伯奢曰：“吾已分付家人宰一猪相款，贤侄、使君何憎一宿？速请转骑。”操不顾，策马便行。行不数步，忽拔剑复回，叫伯奢曰：“此来者何人？”伯奢回头看时，操挥剑砍伯奢于驴下。宫大惊曰：“适才误耳，今何为也？”操曰：“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宫曰：“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当夜，行数里，月明中敲开客店门投宿。喂饱了马，曹操先睡。陈宫寻思：“我将谓曹操是好人，弃官跟他；原来是个狼心之徒！今日留之，必为后患。”便欲拔剑来杀曹操。正是：设心狠毒非良士，操卓原来一路人。

小说不是史实，却证明了一个事实，对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从古至今，从史家到作家，从作者到读者，从陈宫到陈寿，虽然程度不同，却都是以小人之心度大人之腹，误会了曹操。将曹操的善，误会为恶，将曹操的大善，误会为大恶。这句话也成为曹操在舞台上是白脸奸臣、在历史上是黑脸奸雄的铁证。古往今来，有不少人为曹操翻过案，但没有一个人能翻得了这桩铁案。以往的翻案，只是把奸佞变成奸雄，今天我翻的案，才真正能把奸雄变成英雄。

为什么“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不是大恶而是大善呢？

妙莲法师在《戒海释疑》中记，佛陀有一回与五百商人同坐一条船，船上有一个贼，想杀五百商人窃取金银珠宝。佛陀知道贼要杀五百商人，而且是绝对劝不听的。佛陀心想，如果告诉商人，这贼一定活不了，不告诉商人，这贼一定会杀商人。那怎么办呢？结果，佛陀自己就把这贼杀了，这叫“杀一贼而救五百商人”。这贼你不杀他，让他杀五百商人，他会堕无间地狱的，怎么得了。佛陀大慈大悲完全无我，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佛陀以大悲心做下这“杀一救众”的伟大创举。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与“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可谓异曲同工，异语同善。而且，善莫大焉。

有时候，善恶区分，不在行为，而在内心。有时候，就像大俗即大雅一样，大恶即大善，看所为者何。

我觉得，中国人的善恶观，现在基本上还停留在小学阶段，也就是阿斗接旨的水平，远远没有上升到哲学境界。美国20世纪初的哲学家、文学家桑塔亚那在《道德的由来》中写道：“道德常常无可奈何地被当作一种克制，就其本质而言，这简直就是一种耻辱。艺术正好相反，它常常需要保持一种非理性，以免丧失其灵感；它常常忘记了创造的理性原则和规范。因此，道德被当作一种必然的恶，艺术则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善。”这样的善恶观点，一般中国人直到现在都很难理解。

更早在17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拉罗什福科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他的善恶观：“正如毒药进入了药物的范围那样，恶行也进入了德行的结构之中，审慎地聚集与混合它们，恶行和毒药也可以用于抵抗人们生活中的诸多病端。”他还说：“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行恶的力量，单纯凭他的善良还不足以受到世人景仰，所有其他形式的善良，最经常的不过是因为他们懒惰无为或者因为他们意志力的软弱无能。”今天，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他的话——单纯的善良常常而且恰恰不是善，“足够的行恶的力量”，倒常常而且恰恰是一种善，一种大善。

我曾经说过：“一定要与人为善，不一定要以为人善。”与人为善，可能只是小善；不以为人善，才可能成其为大善。我之所以要向人们揭示曹操本质的大善以及大善的本质，是因为我觉得，恶有恶霸，善有善霸，不在谁霸，就看谁大。同时，以此终结中国人“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的俗念，并赋予善一种比善更善、比恶还恶的力量。

曹操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佛陀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善哉，善哉，大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