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政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阶级性是阶级社会中最基本的特征。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马克思认为政治是管理国家的科学，具体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传统主义政治学，二是行为主义政治学，三是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还有的哲学家就直接提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
政治在中国就是五千年统治史的继承与延续，是中华文明史的创造者与管理者。我是个对中国历史很感兴趣的人，曾经也专门研读过有关的政治史实，分析过中国为什么只能存在单一政治体制的原因，究其根源这都是儒家思想在作祟。因为儒家文化是中国帝王最推崇的思想，经过几千年的推广，已经扎根于神州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上，已经成为了上至帝王下至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准则了。这是有关文化范畴的内容，具体的有关论述我会在“对中国文化的探索”一文中专题论述。
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政治史，我们不难看出单一性质的政治已经给中国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已经是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的了！除非把中国消灭了，再重新引进一批人种来，否则多元化政治就不会在中国生根发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国民革命都曾经有过想设立三分天下的政治制度，但都由于缺乏实际的操作性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仇恨而灰飞烟灭，成为了中国近代史的一大憾事！
翻阅历朝历代政治运作的轨迹，我们都只能看到一种统治模式，那就是独裁政治。无论是多么开明的帝王，均不能容忍任何人来挑战他的统治，除非你用武力推翻他的王朝，否则你再聪明伟大，都得上朝三呼万岁，做任何事情都得看帝王的脸色行事！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历代的清官最后都没有好结果的政治层面上的因素！
独裁政治，这个词汇虽然说起来有点贬义，但王侯将相们喜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除了能捡到几个不太亮丽的贝壳外，其余的都是独裁的背影。独裁不仅帝王爱好，甚至连中国的老百姓似乎也已经习惯了！从人的意识思维来分析，中国的老百姓很懒惰，做任何事情都习惯于有人安排，乐于听从别人的指挥，不太愿意凡事都自己去张罗。这样一来，也就为帝王延续独裁政治创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三要素。
朝代的更迭，时代风云的变换，都永远不会以大多数人的意愿为转移的，只会朝着一定的发展方向继续深化。自从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中国及人民找到了一条翻身的政治路线，并由此建立了新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随着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庄严升起，标志着中国的政治开始了新的旅程。在新中国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政治经历了从毛的理想主义，逐渐过渡到邓的改革路线、江的实用思维，最后转变为了胡时代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体。
下面笔者将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邓小平时代的政治、江泽民时代的政治、胡锦涛时代的政治以及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预测五个方面来阐述。
一、毛泽东时代的政治
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也曾经多次思考过中国的政治形式，并为此多次征求过党外人士的意见。黄炎培就曾经问过毛主席中国共产党能否避免历史的覆辙？当时毛泽东给黄老先生的回答是两个字：民主，希望通过加强民主监督来约束政治的行为与意识形态的发展。
人民政治协商制度，曾经给新中国指引了一条开明的执政之道。无论是涉及党内的大小事情，还是关于国家政体的问题，毛泽东都喜欢与党外民主人士协商，乐于倾听他们的意见与建议，并积极接受他们正确的主张与措施。这些都是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必须要做到的，因为毛泽东深刻懂得民心向背的道理，也清楚蒋介石政权为什么在执政了38年后就彻底垮台了的原因。
如果把国家政治的走向寄托在个人的喜好上，那么民主政治的衰败也就可想而知了。随着历史的发展，党内个别人极力推崇毛泽东的个人威信，积极鼓吹家长制管理方式，把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押在了个人身上，结果就造成了民主政治的虚拟化、边缘化，最后落入了不民主政治的俗套，这既是毛泽东的悲哀，更是中国永远的遗憾！
当毛泽东率领他的同事们带着对新中国的憧憬，带着一身泥土气息走进城市时，他就已经着手思考如何管理城市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了。这时候的毛泽东是豪情满怀，就如他笔下的诗词一样波浪壮阔，对未来的新中国寄予了很多幻想般的设想。
进入了城市，就意味着从此革命的中心就要转化为经济建设，但毛泽东是个对斗争时刻都不忘怀的领袖，就如他自己曾经说过的“我的胃口只有在战争年代才会这样好”一样，他时刻没有放松对阶级敌人的警惕，也时常提醒他的同事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准备与明的或暗的阶级敌人做搏斗。
政治的无限敏感，是毛泽东赋予新中国的主要革命工作。在进行经济建设时期，他依然在用革命的方式进行着，结果国内的经济很快就出现了问题，人民群众也有了怨言，党内也有了对毛泽东的质疑。曾经有人评价说“毛泽东作为领袖，他的性格里具备着猴与虎的灵气。”就是因为这种双重性格，让原本可以在经济领略解决的事情，让毛泽东带进了党内的政治路线斗争，让新中国失去了一位可敬的开国领袖，更糟糕的是新中国也失去了一次经济改革的绝好机遇。
这时候的政治似乎就成为了毛泽东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唯一手段了，面对党内各种挑战，他沉着冷静地应对，用他诗人般的情怀在治理着贫困潦倒的新中国。经济的发展逐渐就被无情的政治斗争所覆盖，那时候谁要提出搞经济建设的新理论，就等于是在挑战毛泽东的政治观点，是与中国革命相违背的。
在这种形势下，党内很多致力于经济建设的领导人与专家，很快就走进了“右派”的行列，住进了牛棚里，接受着来自人民群众的思想再教育。此时毛泽东心中的政治主张，似乎已经变为了帝王政治，成了党与人民不可逾越的一道精神屏障。
但正义是不被权威所诱惑的，党内还是有人在不断挑战着毛泽东的理想化政治主张，甚至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见解，毛泽东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斗争策略，把面前的一个个障碍顺利地击倒了，从而在党内树立了前所未有的个人崇拜现象，进一步促进了神话般的个人统治的进化。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运用政治斗争最熟练的一种方式。究其根源是毛泽东推崇个人政治的一种举措，就如他当年的延安整风一样，肃清了党内复杂的思想苗头，净化了党内单一的政治空气，让党变成了个人英雄主义施展的舞台。这也让毛泽东脱离不了古代帝王习气的主要思想症结所在。喜欢一言堂，乐于做家长，是毛泽东与古时候帝王没有根本区别的主要因素。
在十年的文化革命中，毛泽东也有过对自己政治主张的疑惑，甚至还怀疑过自己见解的正确与否。但毛泽东是个从不轻易服输的人，即使知道错了，他也绝不容忍党内的同志来指出。就如他在庐山会议后，曾经对彭德怀说过这样的话“也许真理在你这边，但这一切都让历史去评说吧！”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分析出毛泽东其实知道这样处理彭德怀是错误的，但他就如中国古代帝王一样，没有勇气去承认错误，更别说让别人来指正了。
从毛泽东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对政治主张存在着多么大的影响，甚至会改变一个国家的历史命运。伟人与政治是从不分离的。政治如果离开了伟人这个载体，那么政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如果伟人没有了政治思想，那么伟人也就不在了。
1976年9月9日，一代领袖毛泽东与世长辞。他带着桃源般的政治信念，带着对中国未来的美好思考，也带着很多的牵挂与遗憾走了。毛泽东逝世后，临时执掌朝纲的华国锋似乎也想东施效颦，用“两个凡是”的理论来指引中国政治的前进方向，可无奈的是华主席缺乏毛的魄力与威望，不能把平凡的说辞变为神奇的魔法政治，最终没有能延续毛的理想政治路线，落了个“过渡人”的盖棺定论。
后来的历史进程表明，毛泽东心中的“民主”也不是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只能是他个人所追求的一种理想主义的民主，是不能被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所接受的。如果要追究罪责，我们不能把责任全推给民主。因为这是中国领袖们人为地给民主添加了定义词：集中，才造成了中国式民主发展的失败。说实话，中国式民主集中制，充其量就是帝王们推行独裁政治的一种演变。
二、邓小平时代的政治
改革开放以后，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唯一不变的就是这种政治体制。因为邓小平懂得如何驾驭民主政治，知道如何让民主为政治服务。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人们对物质上的追求更是有了质的变化。在一段时期，中国人似乎忘记了讨论民主与政治，一门心思下海去挣钱。这样就出现了“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政治口号，在这句话的感召下，一些特殊阶层就从幕后走到了经济的前沿阵地，充当起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先锋。
第一次有钱后的中国人，开始憧憬追求有意义的生活了。夜生活也就在这时候被引进了中国，从此中国古老的婚姻观念在一夜之间伤痕累累。力求突破中国式婚姻的有钱人开始行动了，从此美女与政治又合作了。因美女的加入，中国原本严肃的政治就变得有些美丽与浪漫了，中国的官员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开始迷恋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了。一时间，中国官员的办公室里到处都可见郑老夫子的墨宝了，也不知道郑老夫子地下有知会作何感想呢？
国门打开后，大量西方的思想被引进来，在某段时期似乎掩盖了毛的理想政治，把中国政治引向了一种更加不确定的模式，也造成了中国政治上的举棋不定。这时候，邓小平为了给中国规范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先后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大讨论”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论断，并于1979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第一次旗帜鲜明地为知识分子平反，恢复了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舞台的职能，为中国的发展第一次注入了高科技的含量。
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里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邓开始琢磨中国的政治前途，为中国的政治树立了品牌战略，那就是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组织一批政治上可靠的、理论上有水平的文化人编写了一部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经典：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党在新时期的创建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思想依据。
邓的改革开放虽然给动乱后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由于新思想的融入，也逐渐打乱了中国人原本单纯的思想观念，从此中国人第一次与经济有了亲密接触。但西方的经济理念，明显带有资本主义性质，而邓又忽视了对国人的教育，以致于造成了国人思想转变后的一个真空。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很多党内的老一辈革命家都糊涂了，他们自嘲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哦！”
但邓是有魄力、有能力的政治家，他在发明创造上可以说是开了中国政治的先河。面对人民的疑惑，他再次发表了高论“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进一步为中国政治的延续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时候的中国就是一个待设计的项目，而邓就是最高明的设计师。他用战略的思维、经济的手段为中国规划了自己认为是最合适的蓝图。
勇于改革、敢于创新，这是邓为中国制定的政治方向。由于对改革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一夜间中国出现了“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局面。一时间各种复杂的思想也涌进了中国人的思维中，影响了中国政治的意识形态。一切为经济让路，一切为改革让路，似乎成为了各级官员拥护邓时代政治的标准。
设立经济特区，是邓小平执政时代最辉煌的成果。在经济特区成立之初，邓小平反复研究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运作模式，并召开有关经济座谈会，认真听取国内知名经济专家的建议。经过再三权衡后，邓小平用他超人的胆略、睿智的政治责任，为中国划出了一条富裕之路，并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鼓励老百姓走创业之路。从此中国的政治版图上出现了私营性质的经济实体，也第一次有了“个体户”这个新名词。
发展经济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的确是明智之举；但问题是穷人富了，心态会有什么样的转变呢？是否会按照邓的政治意图去操作呢？实践告诉我们，自古以来穷人发达了，大多数人会忘记过去那帮穷弟兄的。这样一来，就造成了贫富差距的逐步扩大化，给社会带来了消极因素，给国家的安定团结带来了负面影响。最明显的案例就是经济的发展，让国人之间的关爱少了、隔阂增加了，人们之间信任少了，集体与全局观念淡薄了，自私思想严重了。
思想意识的混乱，造成了政治意识的多元化；政治意识的多元化，促使政府官员降低了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就出现了腐化堕落等现象的滋生。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提倡全盘西化的政治观念，反对政治腐败，提倡建立西方民主政治的风浪，开始在中国风起云涌。而当时邓由于对改革开放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也就没有考虑到人们因为富裕而使思想观念发生了转变，会对中国的政治产生怎样的严重后果。等“6.4”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邓小平才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但由于他有着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凭着冷静的思索，果断的决策，借用解放军的力量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并为邓时代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虽然邓小平一直坚定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但对于如何把握好中国政治走向一直没有准确的阐述，更没有可以参考的有关依据。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参考，他就自己去创造。在摸索中找出一条适合新经济体制下的政治模式，一直就是邓小平在认真思考的事情。
这对于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来说，无疑是有巨大风险的；可邓小平不担心，因为他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自信遇到什么问题，他都能及时化险为夷的。后来的事实也的确证明了这点，看来有经验的政治家在处理政治事件时是可以做到胸有成竹的。
从邓小平执政的经历来看，邓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中国的历史上，邓小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意识形态上，他完成了对毛的客观评价，结束了党内的思想混乱局面；在政治的延续上，他仅用了几年的时间就把一个动荡的中国拉回到了稳定的状态下，也把毛的理想政治转化为了改革思维，并用科学的、正确的实践创立了邓小平理论的雏形，把中国带入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的去世，标志着在中国结束了老一辈革命家执政的历史，从此中国政治走向了一个新阶段，一个不断谋求创新并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新起点。随着国家新元素的加入，中国政治的神秘感也逐渐消失了，代之而起的就是合作与共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