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 岛 落 日

         蒋介石与民国大佬的黄昏岁月

                     王先金 编著

 

第三章 蒋经国主政台湾

蒋经国、蒋纬国身世之谜  (2)

 

                     法依娜与柯利亚的爱情

 

蒋经国在苏联的名字叫尼古拉（昵称柯利亚），蒋方良在苏联名是法依娜，他们是乌拉尔重钢铁厂的同事。

  十七八岁的法依娜和苏联大多数女孩一样，并无特殊之处，活泼但不聒噪。她读书不多，但她有股与众不同的气质，她很随和，却不轻易向外人吐露自己的内心世界；遇事时，也比一般年轻姑娘有主见。她有一双像中国人的丹凤眼，因此她的朋友中有人说，她和中国解不开的缘分是命中注定的。

当年，乌拉尔重钢铁厂是个很大的工厂，年轻人很多。比较起来，法依娜不算顶美，可也不乏人追求。俄罗斯人习惯早婚，一般从十六七岁就开始找自己的意中人，法依娜在和柯利亚来往前，有位男朋友。

      蒋经国与蒋方良在苏联谈恋爱时                  少女时代的蒋方良

    法依娜与柯利亚的爱情并非一触即发，而是含蓄的渐进的。柯利亚身处异国难免有病痛，法依娜温暖的照顾，起了很大作用。法依娜和柯利亚越走越近，除了在工厂内谈笑，还一块下班。渐渐地两人不避讳在厂内手牵手散步，假日一同出游，周围亲近的人都意识到，柯利亚和法依娜已经是一对恋人了。

    柯利亚是个聪明、好学、勤劳的好青年。他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也习惯俄罗斯的生活。柯利亚工作异常专注，他能做到副厂长职位，全靠他自己。法依娜之所以能够放开心胸和柯利亚交往，主要原因可能是她的双亲都不在了，只有姐妹二人。                           姐妹二人，左安娜、右芬娜(蒋方良)

    让法依娜为难的是，未来公公的政治立场和她截然不同，他会接受一个苏联媳妇吗？种种的不确定深深困扰着法依娜，让她十分苦恼，她那时才19岁。

有一天，法依娜和玛莎一起下班，她突然问：“玛莎，我嫁给柯利亚好不好？”玛莎回答说：“这是你个人的事，能做决定的只有你自己。”

    不久，他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俄式传统婚礼，很温馨，知道的人不多，受邀请的人更少。

 

 

                 蒋介石两次拒绝交换蒋经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蒋经国留苏不归，久无音讯。

国共关系破裂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决定支持中共组织武装暴动，在广州建立工农兵苏维埃。1927年12月，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哈西斯及使馆工作人员科洛夫、波波夫等人参与广州暴动被杀，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与苏联断绝邦交令。

1927年7月，张学良以武力强行收回当时为苏联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17日，苏联政府宣布从中国召回所有官方代表，要求中国外交官迅速撤离，与国民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9月至11月，“苏联特别远东集团军”进攻中国东北军，东北军战败。12月22日，东北地方当局代表蔡运升受南京国民政府委派，与苏联代表谈判，达成《伯力协定》。事后，南京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认为，《协定》的范围超出了中东路问题本身，涉及通商、恢复使领馆等须由中央“直接交涉”的问题，属于“逾越职权”，不肯批准。中苏关系的恶性发展，使蒋介石感到蒋经国归来希望很渺茫。

1930年10月31日，宋霭龄偕子女到奉化溪口，与蒋介石聚会，两家团圆欢愉之际，感觉缺少经国，宋霭龄便向蒋介石建议，考虑承认《伯力协定》，为营救经国归来留下余地。

蒋介石回答说：“伯力纪录无异亡国，余宁牺牲一切，虽至灭种，亦誓不承认也。”

 

    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向斯大林提出，要求共产国际继续向中国派出其代表。1929年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成立远东局，借此帮助中共中央工作，同时，负责联络东方各国共产党。远东局下设政治部与联络部。联络部主任为阿布拉莫夫，其手下工作人员有牛兰夫妇等。                       蒋经国与芬娜结为夫妇

    牛兰原名雅科．然德尼科，又名保罗．鲁埃格，原籍波兰，曾在共产国际南洋局工作，1930年奉调来华，在阿布拉莫夫手下当联络员，负责管理秘密电台、交通及经费等事项，同时兼任红色工会国际分机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秘书。1931年6月15日，牛兰夫妇在上海四川路235号寓所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8月9日，在上海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受审。14日，由上海警备司令部移解南京。

    牛兰夫妇被捕后，国民党当局以为抓到了一个大人物。

    为了营救牛兰夫妇，中共保卫部门和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迅速共同制定了计划，由潘汉年和该站工作人员哈尔德．左尔格共同负责。

    宋庆龄于1931年因母丧自德国回国，8月13日到达上海。没过几天，即接到德国著名作家德莱塞、劳动妇女领袖蔡特金以及珂勒惠支教授等来电，要求她设法营救牛兰夫妇。蔡特金在电报中说：“因为您是伟大的孙逸仙理想的真实的继承者，我希望您会热心地救援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局的工作人员。”

    宋庆龄于当年12月16日到南京，面见蒋介石，提出以遣返留俄的蒋经国作为释放牛兰夫妇的交换条件。

蒋介石曾担心拒绝宋庆龄的建议，会导至苏联加害于蒋经国，不过他还是坚决地拒绝了。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国危。若不奋勉，何以对先人？何以见后嗣，勉之！”

蒋介石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又写道：“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所生则几矣。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这里所说的“东方部长”就是牛兰。

蒋介石在与宋庆龄的言谈间，私情与国家利益相较似乎微不足道，但是骨子里，蒋介石却充满了煎熬和冲突，他试图等待着从别的管道设法营救蒋经国。

同年12月，蒋介石从苏方得到消息，蒋经国不愿回国，蒋介石一面感叹“俄寇之诈伪未已”，一面则自觉“泰然自若”。

1931年9月，日本强占中国东北，扶立伪满洲国，也处心积虑要占领苏联靠太平洋地区的广袤蛮荒之地，斯大林开始担心，日本会不会从“后门”闯进西伯利亚。

斯大林想出一个拖延战争的万全之策——以中国为挡箭牌。于是，斯大林立刻设法改善和中国外交关系。最后，斯大林出枪，蒋介石出人，形成了中苏联合抗日的方略。蒋介石看出了斯大林的心思，但他认为于国于私，这都是一个值得利用的机会。随着中苏关系的日渐缓和，蒋经国返国时机已经露出一线曙光。

    到了1937年3月，一方面由于中苏关系的进一步缓解；另一方面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向蒋介石承诺帮助找回蒋经国，因而去电斯大林联系此事，蒋经国终于携妻儿返国。

    蒋经国回来了，牛兰夫妇却仍然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

    1932年7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审讯牛兰。7月2日，牛兰以绝食相抗。宋庆龄在此期间做了大量工作。次年1月12日，因屡次坚持绝食的牛兰夫妇已濒临死亡边缘。宋庆龄再次致电汪精卫等：“君等若始终不欲牛兰夫妇复食，不应允渠等之要求，则全世界革命舆论、自由主义舆论者皆将指牛兰夫妇之死为国民党所预谋杀害，皆将指此种谋杀与希特勒之野蛮残酷可比拟。”电发，没有任何反应。直到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牛兰夫妇才得以趁乱越狱。

    蒋介石始终没有同意莫斯科方面通过宋庆龄提出的以蒋经国作为交换的条件。当时人们还真以为蒋介石是“大义灭亲”，那时人们还不知道，蒋经国并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呢！

 

 

                 周恩来答应他们父子团员

 

    在“西安事变”之前，苏联就制定了对华以蒋介石南京政府为中心去团结各派政治力量的新政策。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斯大林谴责张学良“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苏联政府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释放蒋介石。斯大林最担心不明真相的人把“西安事变”与苏联联系起来，把张、杨的行动说成是苏联指使、操纵的。

    “西安事变”时，堂堂的“委员长”，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在此境遇情况下，蒋介石十分想念他的家人，尤其是远在苏联的儿子蒋经国。

    蒋介石在托黄仁霖给宋美龄的信中写道：“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生，自当为革命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余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已也，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周恩来在西安与蒋介石谈判。那天，蒋介石因逃跑时翻墙跌伤，躺在床上讲话。他本不愿与共产党人会见，但是由于宋美龄的一再斡旋，他才同意与周恩来会见。但他绷着面孔，打算与周恩来敷衍两句就算了。

    聪明过人的周恩来仍以“校长”称呼蒋介石，在谈话中，周恩来对张、杨的六项主张只字不提，却在闲话家常，将斯大林提供的有关蒋经国在苏联工作、生活的情况一一加以转述。于是，蒋介石严肃的表情开始转为笑意，内心的防线也开始因此松懈。                                               1936.12.17周恩来飞抵西安

    周恩来对他说：“十年不见，你苍老了。”

    蒋介石说：“恩来，你过去是我的部下，应听我的话。”

    周恩来说：“只要你停止内战，改变先安内而后攘外的错误政策，一致抗日，不仅我个人听你的话，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你指挥。”蒋介石提出三条：“一、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统一中国，受我指挥；二、宋子文、宋美龄全权代表我，同你们谈判，决定一切；三、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南京找我谈。”

    蒋介石思子心切，在谈判中提出让蒋经国回国的要求，周恩来答应设法帮助他们父子团圆。

    经过谈判，蒋介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八项主张，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苏联政府答应以人力物力支援国民党政府抗日。周恩来通过中共驻莫斯科代表把蒋介石思子之情转达给了斯大林。

    其实，斯大林早就知道蒋介石盼子回归的迫切心理。

 

 

                   斯大林同意蒋经国回国

 

    “西安事变”前，蒋廷黻出使苏联后，第一次同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会见时，就转达了蒋介石的心愿：“本大使动身之前，曾经蒙蒋委员长关照，代为查询其公子蒋经国的情况，不知阁下能否给予帮助？”

    回答是外交辞令：“我们可以去做，不过此事难度很大，试一试吧。有消息我会尽快告知阁下。”

    蒋廷黻一直在等待回音。这一试就是几个月。

    这期间，蒋经国正经历苏联风云变幻的政治风波的严重考验。介绍他入党的苏共老布尔塞维克、奥尔忠尼启则区委书记一夜之间成为“人民的敌人”，惨死在疯狂的大清洗的浪潮中。蒋经国本人被撤消《为重工业而奋斗日报》主编的职务，并被无情的卷入了失业的大军中。

    仿佛是命运有意促成，“西安事变”后，蒋经国两次直接给斯大林写信，并直接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写信，壮着胆子正式要求回国。　　     斯 大 林

    他的请求自然更加引起斯大林的注意。出于对中苏睦邻友好关系、对苏联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的重视，同时也由于中国共产党人代蒋介石表达的意愿和蒋经国本人的要求，斯大林决定让小蒋回到老蒋身边。

    蒋经国接到通知，斯大林要见接见他。

    1937年2月，斯大林再次召见蒋经国。蒋经国怀着急切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对蒋经国说：“你虽然在苏联已经13年了，但你是个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你应该回中国去，为你们的国家和民族解放而奋斗。”斯大林交待他回国的明确任务是：回国进入国民政府工作，并促进他的父亲向左转，与中共和苏联合作。

    1937年斯大林释放蒋经国，除了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提出了要求外，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小插曲。当时苏联派驻上海的情报站站长（代号“雅科夫”）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正在汉口服刑。蒋经国返回中国，也交换了“雅科夫”获释返回苏联。

    蒋经国在留苏期间曾见过斯大林。1945年，蒋经国随国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赴苏，在莫斯科又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当所有人的面，送给蒋经国一把精美的俄制冲锋枪。代表团成员对斯大林此举百思而不得其解，现在可以推测：或许斯大林想提醒蒋经国，苏共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仍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