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锋的当代艺术与公民参与

文//摩 罗

我跟当代艺术如果说已经有一点关系的话，这关系是从金锋开始的。虽然以前也曾经有过接触，但是没觉得跟我有关。十多年前我见识过一个印刷艺术行为，一个男人将自己的阴茎蘸上油墨，印刷在一位美女的大腿上，我还用相机拍下了这个过程。另外一次，一群艺术家搞一个作品，里面用了活的生物，比如把一条蛇，用铁丝贯穿起来，让它在整个作品之中不断挣扎。当时我还跟朋友们有过争论，我们做这些艺术作品，究竟要不要考虑它的人文性，你这样用一个活的生命做作品，是不是违背了某种比艺术更高的价值，比如某种不可逾越的伦理价值。十年前参与的这些活动，并没有让我对当代艺术产生某种兴趣和理解，也没有持续关注，甚至没有觉得这跟自己有关。

直到接触到金锋，我才觉得当代艺术跟我具有某种内在的相关性。我了解金锋，首先是通过老愚先生的介绍，然后到上海去参与了他所设计的“鲁迅宴请知识界”活动，后来又认真研究过他这本画册，终于有了某种相通感。

金锋曾经将一个穷得叮当响的乡村老太婆的家当整个买下来，连她门角落的扫帚和垃圾也不放过，运到上海陈列起来。他还将一大群正在上访的弱势群体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作品。还有一个作品很特别，一位失去双腿的退伍军人，天天抡镐为健全人修路，没腿的人为有腿的人修路。金锋花了巨大的心血，说服那位残疾退伍军人允许他将其做成雕塑作品，这个作品和有关故事太感人了。

通过这么几个作品，我觉得金锋的作品跟现实世界很相关，通过跟现实世界相关，而跟我这样的受众产生了关联。我由此对整个当代艺术产生了好感，我想象这个群体都像金锋这样现实而又犀利。

有一次林贤治编选了一本当代诗歌选，他跟我说：“摩罗我告诉你，当代文学最有分量的作品不在小说里，而在诗歌里，诗人比小说家好得多。”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少诗歌作品，深刻介入了当代的一些问题，比如精神上的问题，社会上的问题。他的评价给我印象很深，后来我读他编的那本诗集，感觉他说得确实有道理。

当然，诗歌对于现实的介入形式，其强烈程度可能远不如当代艺术。金锋的这些作品，给我印象之强烈，是文字达不到的。他对题材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介入。关注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他为什么要收藏一个穷困老太婆的家当？他为什么要为上访的弱势群体做作品？这种人文关怀太鲜明了，这种支持和参与太鲜明了。

一个社会上的人，创造一种超过自己日常接触的方式，达到某种强烈的传播效果，以此实现对社会的介入、参与和影响，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金锋，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当代艺术。就我的关注而言，其实跟“艺术”无关，我只是借用了社会上流行的“当代艺术”的说法而已。

“当代艺术”的说法当然不是多余的，这个名词本身就是大家建构的参与现实的方式。一个人拿着自己的作品，以当代艺术的名义对现实发言，这个人实际上就对社会产生了某种超日常的交流，超日常的参与，同时也具有超日常的影响。每个群体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并影响社会，“当代艺术家”的参与与影响，既独特又平常。说独特是因为其采用了“艺术”的名义，其平常是因为骨子里他其实是一种公民参与。

在中国，具有这种独特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机会的人不多，比如搞当代艺术的人，搞文化的人，搞学术的人，其实都是有这种能力，也有这种机会来参与的人，这些人在公民比例中毕竟是少数。就是这个少数人群体，也未必都能够利用好这种参与机会，未必能够发挥好这种参与能力。金锋是充分利用了这种参与能力和机会的，所以我从金锋的作品和言谈中，发现了一种激情，一种责任感，一种担当。可能正是他的这种品质，让我对当代艺术产生了好感和亲近感。

这次在北大考古学院展出的《忏悔》，就是一个深切地介入当代中国精神生活的作品。作者将近年来被绳之以法的一些贪官所写的检讨书，刻写在黑色的大理石上，平铺在地面上，让参观者一边践踏这些检讨书，一边阅读之。只有践踏之，才能阅读之。旁边还陈列着关于检讨书写法的讽刺文字。

在至少一百来平米的地面上，我认真阅读了部分贪官的检讨书。我发现大多数贪官都在为自己辩解，为自己开脱。我不想用“中国人没有忏悔精神”这样的陈词滥调对这些检讨书提出批评，也不想提出其他的文化解释和议论。我只想说，金锋用这么一件独出心裁的作品，把贪官污吏、贪赃枉法这种现象，以及名义上检讨、实际上自我辩解这种精神文化，提到了我们面前，招引着我们正视这种现象，正视导致这种现象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

金锋的所有作品，都在向我们提出这些严肃问题，这就是金锋吸引我的原因，也是我对当代艺术产生好感的原因。

（在北京大学《3+1各自表述》当代艺术展讨论会上的发言片段，2010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