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2010年4-5月间，中国发生连续五起校园、幼儿园凶杀案，凶犯屠杀无辜、无反抗能力的儿童，震惊了整个社会，在世界上展现了中国社会阴暗的一面，极大地抹黑了中国的党和政府的形象。温家宝总理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采访时表示，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温家宝接受凤凰专访谈校园血案：要解决深层原因

 

是什么样的心态、情绪和逻辑，使得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一个又一个凶手扑向了毫无反抗能力的无辜儿童？我们无法断言每个凶手的具体动因，也无法确切知道其本人当时的神志状态。从犯罪分子的背景来看，他们大多都是来自于社会底层，而且犯罪动机基本上都是为了报复社会，发泄私恨。

他们为什么要报复社会？他们恨的是谁？到底中国社会出了什么问题？

 

市场失灵是指由于市场的内在功能性缺陷和外部条件缺陷引起的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的某些领域运作不灵，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或低效率。根据市场失灵的原因，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市场失败和市场缺陷。

通常，市场失灵分为三类：一是配置型失灵，主要表现有公共产品、外溢性、自然垄断、市场缺位、信息失灵。由于这些现象的存在，即使是纯粹的市场经济，完全竞争的自发作用也不能实现人们期望的“帕累托最优”效率的资源配置。

二是分配型失灵。即使市场机制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其所对应的分配状态也许并不符合人们所期望的公平标准。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就会影响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甚至酿成暴力革命。

三是稳定型失灵。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还会导致供求失衡的经济危机，包括结构性失衡和总量性失衡。市场失灵是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由于它自身的原因而使其不能或难以达到最佳效果。因此，克服市场失灵只能借助于市场之外的力量。堪此大任者只有政府。政府借助于收支活动对市场经济进行的干预，正是财政的主要任务的基本职能。

   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失灵：

第一、外部性引起的失灵。

完全竞争市场要求所有产品的成本和收益都内在化，即产品的生产者要承担生产这一产品而给社会带来的全部成本，同时这一产品所带来的好处都归这一生产者或该产品的购买者享有。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产品或服务具有外部性，会产生外部效应。外部性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外部性，即产品或服务给所有者以外的其他人带来了利益和好处，但所有者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补偿。如花农养花为养蜂人提供了充足的花源，而养蜂人却未给花农任何补偿。另一种是负外部性，即产品或服务给所有者以外的其他人带来了损害，但受损者没有得到应有的损失补偿。例如，生产过程中所排放的废气、废水会污染环境，使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人们都受到损害，而受损者并未得到补偿。污染者也没有承担相应的污染治理成本。在存在外部效应的情况下，成本和收益不对称，其结果会远离帕累托效率状态。因为个人进行决策的时候，只是将其实际承担的成本和得到的收益进行比较，在无须对外部成本进行补偿的情况下，个人实际承担的成本会小于其活动的总成本，因而会过量从事产生外部成本的活动，由其决定的产出规模会大于社会需要的最优规模；相反，在外部收益得不到补偿的情况下，个人的选择是较少地从事该类活动，由其决定的产出规模会小于社会需要的最优规模。显然，这都不是资源的有效配置。

第二、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

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前提是自由的、充分的竞争，但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竞争是不完全的，存在着垄断问题。它表现为市场上出现只有为数很少的几家供应商、甚至是独家垄断的局面，垄断厂商通过操纵物价，牟取暴利，使市场均衡作用失灵。市场本身就有一个悖论：所谓市场的良好状态是竞争状态，不管是完全竞争的理想状态，还是垄断竞争这种市场状态，只有保持竞争，市场机制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可是，对于规模经济敏感的部门，市场竞争有一种趋势——生产经营规模越大，效益越高。这种趋势导致积聚和集中，导致垄断，从而抑制竞争。可以说，市场竞争本身具有走向垄断的趋势，尤其是在规模经济意义显著的行业，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垄断反过来又抑制竞争，抑制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妨碍经济效率的提高。

第三、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市场失灵。

市场竞争的一个重要假定条件是“信息是完全”的。比如说，买者清楚地知道市场上各个角落各种商品的价格和质量，雇主清楚地知道被雇者的行为特征等。但在现实中，信息一般是不完全、不对称的。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交易的各方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等，买卖双方所掌握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质量等信息不相同，即一方比另一方占有较多的相关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信息的不对称会破坏市场机制运行的“优胜劣汰”的作用，以致出现“优汰劣胜”的资源配置。

第四、公共物品生产与供应失灵。

公共物品(包括准公共物品)是私人不愿意生产或无法生产，抑或无法全部生产，必须由政府提供，或者由政府和企业、个人共同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公共物品不能像私人物品那样在市场上被自发而有效地生产出来，适用于私人物品的市场定价和资源配置等原理，未必适合于公共物品。因此公共物品一般只能由政府财政的方式来配置，或者在政府参与下配置。

 

政府失灵，是指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弥补市场缺限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缺限与倾向。

一是短缺和过剩。如果政府干预的方式是把价格固定在非均衡水平上，那么，不是产生短缺就是产生过剩问题。如果把价格固定在均衡水平之下，就会产生短缺。例如，如果为了给穷人提供廉价住房，把市建住房的租金固定在均衡水平之下，那么需求就会超过供给。如果把价格固定在均衡水平之上，就会产生过剩。例如，为了增加农民的收入，把粮食价格固定在均衡水平之上，那么供给就会超过需求。

二是信息不足。政府不一定知道其政策的全部成本和收益，也不十分清楚其政策的后果，难以进行政策评价。

    三是官僚主义。政府决策过程也许高度僵化和官僚主义严重，可能存在大量的重复劳动和繁文缛节。

四是缺乏市场激励。政府干预消除了市场力量，或冲抵了它们的作用，因此就可能消除某些有益的激励。比如，补贴可能使无效率的企业继续生存下去，福利支出也许阻碍了人们去努力工作。

五是政府政策的频繁变化。如果政府干预的政策措施变化得太频繁，行业的经济效率就会蒙受损失，因为企业难以规划生产经营活动。

　 六是政府政策的低效率。即公共决策失误。相对于市场决策而言，政治决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存在着诸多困难、障碍或制约因素，使得政府难以制定并实施非常好的或合理的公共政策，导致公共决策失误。

　　七是政府工作机构的低效率。政府工作机构的低效率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首先，政府某些部门垄断了公共产品的供给，没有竞争对手。就有可能导致政府部门的过分投资。生产出多于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其次，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由于没有产权约束，没有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使行政资源趋向于浪费。最后，从理论上讲，政治家或政府官员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权利让渡，因此，他们必须服从公民代表的政治监督。然而，在现实社会中，这种监督作用将会由于监督信息不完全而失去效率，监督者可能为被监督者所操纵。

　　八是政府活动损害了市场效率，而又没有达到相应的公平目标。在公平与效率上，政府从长远利益和社会稳定出发，往往在某些方面倾向于实行公平的政策，但如果实际结果既没有达到公平目标要求，又牺牲了效率，就出现了政府失灵。

 

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到文革时期，中国各级官员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大体是：

1、权威的象征。社会上任何事情，哪能怕是家庭纠纷，大多找当地的官员来评理、裁决，消化了大量社会矛盾。人民群众都能遵守官员的评判与裁决。

2、公平正义的化身。那时的官员基本能够遵守党的纪律，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上，分配是大平均，虽然效率与效益低下，大家都一样，反而没有怨恨。

3、党的代表。那时的干部对党忠心耿耿，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爱心溢于言表。只要是政府官员，无论大小，都是党派来的，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

改革开放30年后，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社会管理没有跟进，党和政府、官员的形象比起过去，大打折扣，不客气地讲： 

中国社会矛盾解决的关键：社会要讲道理；党和政府要讲道理；社会政策要讲道理；官员要讲道理。没有道理的社会，只能是拳头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