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都市报》2010年4月8日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九年度小说家：张翎

 

【授奖辞】

    张翎的小说大气、从容、深情，而且有一种沉实而安静的品质。她以自己的专注和柔韧，守护传统价值的光辉，敬畏一切人性的美德，也为它的裂变、劫难作证，并从个人和民族的创伤记忆中领悟生命之重。她出版于二○○九年度的《金山》，赓续的是感时忧国、秉笔直书的写作传统：通过几代海外中国劳工的生活秘史、悲苦命运，把中国普通民众在全球化进程中艰难前行的身影刻写得饱满、阔大，由此揭开了华裔移民史和中国现代史中被轻忽的重要一页。大历史和小人物，故乡和他乡，异域文化与身份焦虑，严苛的现实和风起云涌的内心挣扎，张翎以她的调查、实证、勘探，让细节落实、灵魂归家，让无声者发声、无力者前行，从而为人在任何环境下也不容忘却的尊严写下了悲怆的赞歌。

 

【获奖演说】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离开、流浪，都是回家的一种方式。”他在探讨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话题，就是关于漂流和文学的关系。一个人对故土和母语的记忆，是一种时空都无法抹去的永久联系。对一个作家来说，写作是回归故土和历史的重要途径。

    在行走中书写人生的传统，不是今天才有，也不是外国才有的。在上个世纪初，这个传统非常盛行。胡适、林语堂、老舍、徐志摩、林徽因的西洋经历，郭沫若、鲁迅的东洋经历，郁达夫的南洋经历，给他们的母语写作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们在海外的足迹不仅丰富了他们自身的写作，也扩展了中国文学的版图。这个传统沉寂了几十年，终于又有了一次复苏。我们这一代远居国外的作家，在文学成就上绝对无法和我们的先辈相比。庆幸的是，我们没有丢失在行走中写作的传统。

    《金山》就是在漂流行走中完成的作品。真正书写的过程只有三四年，可它在我心里孕育的时间，却已经有二十年了。有时我甚至觉得，上帝把我放在加拿大这么一个冬天极其漫长，安静得几乎有些寂寞的地方，似乎就是为了让我有一个合宜的心境和视野，来写《金山》这样的一本书的《金山》对我来说是阻隔的写作，首先是时间上的阻隔，其次是空间上的阻隔。时间上，它是一段与我们相距一个多世纪的历史，空间上，它源于陌生遥远的岭南文化土壤。如果我不曾生活在国界和国界，文化和文化，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夹缝里，也许我永远不会把关注点放在这样一个故事上，也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那些先我一个多世纪飘洋过海的华工。

    写这样一部小说，很容易会落入情绪和某些先入概念的陷阱里。由于当年的华工大都是文盲，修筑太平洋铁路这样一次人和大自然的壮烈肉搏，几乎完全没有当事人留下的文字记载。铁路以后的先侨历史开始有了一些零散的口述资料，然而系统的历史回顾却必须借助于大量的书籍查考。除了数次去开平、温哥华和维多利亚实地考察之外，我的绝大部分研究，是通过几所大学东亚图书馆的藏书及加拿大联邦和省市档案馆的存档文献和照片展开的。同样一段历史，中西两个版本的回溯中却有着一些意味深长的碰撞和对应。当我一头扎进深潭般的史料里时，我惊奇地发现，我对这段历史的一些固有概念被不知不觉地动摇和颠覆了。我突然意识到一个几世纪前就被航海家们证明了的真理：地球原来是圆的。于是，我决定摒弃某些熟稔而舒适的概念和口号，进入一种客观平实的人生书写。我不再打算叙述一段弘大的历史，而把关注点转入一个人和他的家族命运上。在这个枝节庞大的家族故事里，淘金和太平洋铁路只是背景，种族冲突也是背景，人头税和排华法也是背景，二战和土改当然更是背景，真正的前景只是一个在贫穷和无奈的坚硬生存状态中蚯蚓一样抵力钻出一条活路的方姓家族。与其说《金山》是一部好小说，我更愿意说，它见证了我行走中的努力。

    选择在海外用汉语写作，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海外华文作家已经不处在自己的舒适区域(com fortzone)之中了。海外作家已经脱离了群体，脱离了历史经验，脱离了对熟悉的文化和社会环境的种种依赖，甚至脱离了母语环境中与其他作家的相互砥砺，孤立无援地站在一个没有参照物的地方，每一步路都是第一步路。海外写作，其实是一个不断地拓展探险和忍耐边界的过程。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是我心目中具有独立精神的公信度的文学奖，但我从来没想到过我的名字能和这个奖产生联系———国内的一些重大文学奖项，似乎都与海外作家无缘。在我的印象中，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也是第一次把这个奖颁发给一个海外作家。我为此深感荣幸。这个奖带给了我个人巨大的惊喜，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奖是对在行走中书写的文学传统的一个不容置疑的肯定和鼓励。谢谢你们，给一个长久行走在汉语文学的影子地带里，不知如何归类的群体，一次话语的权利。

 

专访

小说家的“史”和历史学家的“史”有很大不同

 

灵感如巨大水流，出口却太小

    南方都市报：《金山》出来后，评论非常多，它在你写作谱系中会是一个怎样的位置？

    张翎：它是我小说创作过程中一声深长无助的呐喊。我前半辈子积攒的学养灵感和气力，似乎都消耗在了这一声呐喊里了。一个人的一生，不一定都会遭遇这样的呐喊；一个作家的每一部作品，也不可能都是这样的呐喊。在《金山》之后，我需要很长时间的沉静和休息，来孕育也许会、也许不会再次来临的呐喊。

    南方都市报：在书的序言中，你提到1986年就接触到华工这个题材，并深受触动；为什么到2003年才开始写？

    张翎：其实，真正动手，是在2006年。把这个题材放置了如此之久，因为我深知它的重要和艰难。我深怕在我尚未准备好的时候，用浮躁鲁莽的心神，把这样一件珍贵的东西毁了。在最初动心到后来动手中间的20年里，我完成了需要为生存所作的种种努力，建造了安宁生活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完成了文学创作路程上的基础铺垫———到《金山》动笔时，我已经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和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对小说创作的感觉和意识都已不再是文学青年式的腼腆和忐忑了。到2006年，这两方面的准备基本完善了，我才敢坐下来，去触摸心灵深处那块几乎结了茧的久远感动。

    南方都市报：《金山》的写作对你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张翎：最大的挑战是汹涌的写作灵感始终被琐碎的细节考证所打断。写作《金山》的状态非常亢奋，灵感如巨大的水流，出口却始终太小——— 主要是时间不够。对一个全职的听力康复师、兼职的作家来说，连贯性的大片时间是一种奢侈，时间都被敲得很细，所有写作时间都是从工作的缝隙中挤出来的。而这相当有限的时间，我又被一桩又一桩的细节考证所打断。所以那段日子里，我一直在高度亢奋和沮丧绝望中撕扯着自己，写完后大病一场。

    南方都市报：听说你在查资料上花了不少精力，你从这些资料中获取到了什么？

    张翎：《金山》里反映的这段历史，在中国近现代史里是缺失不全的。由于当年的华工大都是文盲，修筑太平洋铁路这样一次人和大自然的壮烈肉搏，几乎完全没有当事人留下的文字记载。铁路以后的先侨历史开始有了一些零散的口述资料，然而系统的历史回顾却必须借助于大量的书籍查考。除了几次去广东开平、温哥华和维多利亚实地考察之外，我的绝大部分研究，是通过几所大学东亚图书馆的藏书及加拿大联邦和省市档案馆的存档文献和照片展开的。

    最初，我是想通过史料解答我的问题的。然而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不仅没有找到答案，我甚至也丢失了问题。我原本是要弄清楚《排华法》是怎样出笼的，温哥华暴乱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我带着这样的问题进去，最终我的注意力却转到了故事上了，被无数的细节和故事吸引住了。我觉得这正是小说家和史学家在查找史料上不同的侧重点。

    在这个过程中，年代和事件的重要性渐渐隐去，人物和故事渐渐凸显。比如那个为洋女主人到唐人街买鸦片止疼的锦河，比如那个在拍卖台上被男人们像牲口一样叫卖的猫眼，再比如那个在法庭上杀鸡为誓的洗衣店老板，这都是史料中的真实故事。他们从茫茫的史海中跳跃出来，意想不到地充盈了我的叙述空间。

    南方都市报：你刚才提到研究在文献和照片之间展开，照片在你的人物塑造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张翎：照片给了我许多直观的震撼和灵感。比如在收集史料的过程里，我发现了一张抵埠华人的合影。那张照片的背景是在维多利亚市的轮船码头，时间大约是19世纪末。这样的照片在我手头有很多张，没有确切的日期，也没有摄像人的名字，只有一些后人加上去的模模糊糊语焉不详的文字说明。可是这张照片却突然吸引了我，因为我注意到在众多神情疲惫的过埠客里，有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

    这张照片一下子改变了我原先对贯穿全书的主人公方得法形象的设想。那个在我心目中孕育了多年的岭南莽汉方得法，就在即将出世的那一刻里改变了他的属性。除了坚忍、刚烈、忠义这些预定的人物特质之外，我决定赋予这个人物以知识，至少是赋予他对知识的向往。一个在乱世中背井离乡的男人，当他用知识打开的眼睛来巡视故土和他乡时，那会是何等一种的苍痍。就是一张照片，使得全书鬼使神差似地走入了另外一个方向。

 

我完全可以轻装冒险远行

    南方都市报：你是如何进入这些资料并找到写作的情感驱动力？

    张翎：对于《金山》的写作过程来说，其实我是先有了情感的萌动才开始去收集史料的，没有强烈的震撼和冲击，不会开始这个耗尽了我体能的艰难途程。当我在20多年前看到那些修筑太平洋铁路的华工墓碑，那种感动至今记忆犹新，我很想知道墓碑后面的故事。后来到2003年，我在开平碉楼里发现一些驻守的女人的生活细节。一个是出洋的男人的世界，另一个是留守女人的世界，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金山的故事，那是我想写的。

    当然，在收集史料的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感动。比如在一些史料里我发觉那些无法与妻儿团聚的早期华工，在铁路工地沿线与印第安女性产生了感情。那种婚姻之外的相互爱怜慰藉，深深感动了我，也直接催生了桑丹丝这个美丽活泼，风一样灵动、水一样宽厚的印第安少女形象。类似的感动一波一波地前涌后推地充满了整个写作的过程。

    南方都市报：《金山》中书写的华工修筑铁路这部分，读后非常难忘。

    张翎：这部分是全书中离我个人经验最远的。我是一个不好运动，与刀枪战争器械格斗之类的主题非常遥远的女子，这一类的话题通常完全不能吸引我。可是在书写修铁路这一章的时候，我变得“魔鬼附身”，完全不像我自己了。写到华工听到被遣散的消息，拿着各样器械呼拥上山找工头理论的那个章节，我觉得自己的头发根根耸立，身 上 的 衣 袖 裤 腿 似 乎 被 风灌满———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疯狂。写完这个章节，我瘫坐在椅子上，不能动弹。后来给一位朋友看，她吓了一跳，感觉完全不像是我的手笔。

    南方都市报：这批华工后来的命运是怎样的？

    张翎：铁路修完后，他们就被遣散了，大量失业的华工流入城市，没有饭吃，生存都成了问题。当地政府有明文规定，华工是不能在政府供职的，只要和政府有关的项目，华工都不能介入，他们能做的事情非常少，陷入失业和饥荒的困境中，那是最艰难的时刻。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华人开杂货铺、办洗衣店、做男佣，就是因为他们无路可走了，只能做一点小生意，在社会夹缝中求生存。我写的阿法实际上是他们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被剪掉了辫子，原因就是没有饭吃，流落到维多利亚街头偷洋人的鸡，那段细节也是真实的。

    南方都市报：作为一部写海外华工的小说，你却花了大量篇幅描写开平自勉村的生活，开平对你而言也应该是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样的写作对你而言是一个冒险吗？

    张翎：开平是金山客的家园和梦所在的地方。没有家园，也就不会有跋山涉水到金山寻梦的人。把家园从金山梦中剥离出去，这个梦就只剩下了空架子。没有故乡的守望和期盼，他乡的筚路蓝缕失去了所有的意义。没有开平的金山，是一座空山。

    在我的舒适区域之外写作，一直是我的兴奋点所在。《金山》不是第一次冒险尝试，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以唐山大地震为背景的《余震》，和以北极圈印第安人部落为背景的《向北方》，都是拓展自己探险边界的一些尝试。如果一辈子只呆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之内，一个作家的写作体验就太限制了。过去我许多作品中的江南背景，是我熟悉的经验。我已经厌倦了对自己熟悉的经验的反复抄袭，想走得远一些，更远一些，走入荒无人迹的地界。我本来就是文坛的一个无名鼠辈，可以丢失的包袱极少，所以完全可以轻装冒险远行。

    南方都市报：家国的命运实际上也影响、甚至改变了方家的处境。比如方得法家族往往在命运即将改变的时候，将钱捐了出去。比如父亲方得法卖了洗衣馆赞助保皇党，长子方锦山偷偷资助革命党，次子方锦河捐助了一架飞机，还在战争中丢了性命。怎样解释他们之间的这种一致性？

    张翎：这些行为其实不只发生在一个方氏家族内部，近现代历史上中国的诸多变革，都是和海外华侨的支持密不可分的。从共和体制的建立，一直到2008年的奥运，一个多世纪以来，海外侨胞和华裔对母国命运的关注和支持，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些苦力是粗人，无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述他们对家国的感情和牵挂。对方得法来说，家国就是头上的那根辫子。对方锦山来说，尊严就是能在奥菲姆电影院里坐上最中间的那个位置。

    现代人可能会用“危巢之下岂有完卵”来拔高解释他们的行为，而对他们来说，这些行为是和把每一个毫子省出水来寄钱回家买田盖屋一样自然。他们对国家的感觉是和家园的感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外忧内乱对他们来说，就像是盗匪进了他们的后院，最自然的反应就是尽力守护家人。他们既然不能亲身回去，那么尽力的方式就是竭尽财力支持能够回去的人。他们的行为里很少有功利的成分，是一种自然的亲情热血所驱。这也是为什么方家父子从来没有为自己的慷慨行为在任何场合夸过口。锦山在试图卖掉猫眼腹中胎儿为抗战筹款，而因猫眼的小产而计划失败时，他把此事作为一生背负的秘密而没有声张。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是“高尚的”“重要的”，而他们的后世渐渐地对类似的事件赋予了一些定义，这些人就进入“水仙花”情结，对这些行为产生了自恋式的知觉。相信孙中山先生在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这句话时，是真诚的，尽管他在革命成功后对华侨的做法上，有一些不够厚道之处。

    南方都市报：方家在土改中的自杀非常暴烈，为什么会用这样一个决绝的方式来结束墨斗、六指等人物的命运？

    张翎：真实的历史就是如此，当然，我在这里只是点到为止。

 

中国是我飞翔的翅膀

    南方都市报：在一些采访中，你多次强调，《金山》是“一次笨拙的书写”，怎样理解你所说的“笨拙”？

    张翎：“笨拙”的说法其实最早来自媒体和评论家———他们大概是指我在史料研究上下的笨功夫。笨拙在这里是指没有捷径可循，必须一步一步地走老实路的意思。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笨拙两字是适宜的，因为这本书绝不是取巧的作品。但从整个书写过程来说，我大部分时候处于灵感飞扬的状态，语言的铺陈上感觉也比以前的作品更为自由灵动流畅。

    南方都市报：你的《金山》被称之外海外华工百年淘金史，你认为小说家写“史”应该注意些什么？

    张翎：小说家的“史”和历史学家的“史”有着很大的不同。历史学家的“史”，是由日期地点事件构成的，而小说家的“史”，却是由人物和故事构成的。如果把这两者的界限混淆，就有可能出现灌了水的史学家，学究式的或概念先行的小说家。从我的文学审美观来看，无论是否写史，没有人物和故事支撑的小说，总觉得读着不像小说。

    南方都市报：乡愁、怀乡意识似乎在相当时间里成为海外作家的创作主流，你怎样看待这种共同的写作趋向？

    张翎：乡愁是余光中那一代的作家创作生涯中的一个主题，而对我们这一代作家来说，世界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早年一条海峡隔绝了多少亲人，一张回国的船票意味着多年的打拼。在交通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回乡是一件极为容易的事情。在我们这代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里(如严歌苓、虹影等)，乡愁不再是基调。这是社会历史的演变在文学上的一个必然反映。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的写作基调是什么？

    张翎：我依然听凭内心的感动和灵感的驱使，除此之外再无别的东西可以促使我动笔。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单纯而自然的事，希望这种状态会长久地维持下去。在加拿大和中国两地行走的方式对我很合宜。中国让我看见了一个新起国家的生气和活力，加拿大让我体验了一个完善体制内的安宁。中国是我飞翔的翅膀，加拿大是我落脚的地面，在两地行走中书写人生大概会是我很长一段时间的写作基调。

    南方都市报：无论《金山》，还是新近的《余震》，你对宏大题材很关注。你希望向读者呈现一种怎样的文学？

    张翎：电影《唐山大地震》是根据我的小说《余震》改编的，它发表在《金山》之前。无论是《金山》还是《余震》，虽然背景宏大，前景却始终是人物和故事———是人被天灾或人祸推到极致时作出的一些反应。对这一类的反应，我一直有着极大的好奇。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些故事，把人物的内心外化，从而解读人性的复杂。

    南方都市报：听说你一直坚持用中文来写作，在一个英语世界，你的写作或许就会面临着边缘化的问题，怎样解释你对母语写作的这种执着？

    张翎：我选择汉语写作，更多的是因为对工具的偏好。当我用中文写作的时候，我的思维是完全中文式的。我的小说中极少出现欧化的句式，几乎完全不穿插英文对白。我学过七年的英美语言文学，英文对我来说是一种通顺达意的工具，但我却找不着那种在母语中信手拈来，像发情的驴在地上打滚似的疯狂随意而传神的感觉。我相信所有以第二语言写作的人或多或少都面临这种尴尬和困惑。

    我想把一个故事讲得痛快淋漓。我是一个对语言的细微层次变幻着魔的人，英文是我的理性达意世界，所以我用它来工作。中文是我的情绪化游戏空间，所以我用它来写作，各得其所，两不相干。其实在英文世界里，用英文写作的作家依旧有可能处于边缘，更何况是像我这样用汉语书写的人？

    南方都市报：你认为海外作家对汉语写作的贡献，最可能在什么地方？

    张翎：海外作家有可能呈现给汉语文学的，是一种拓展了的视野和理性的审美距离。但距离也是双刃剑，它给予也剥夺，因为它同时也生生地切割了海外作家和故土鲜活扎实的接触。这些特性造就了一群与国内作家不同的独特写作人。

    《金山》，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8月版
    张翎，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现定居于多伦多市。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主要作品有《张翎小说精选集》(六卷本)，长篇小说《金山》，《邮购新娘》，《交错的彼岸》，《望月》等。曾获中国首届华侨文学评委会特别大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本报记者　钟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