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都市报》2010年4月8日

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终评会议综述

旗鼓相当，难以抉择

　　
　　“相比上一年，2009年的提名更有分量，面对这样一份提名名单，我有些难以作出抉择”，《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在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终评会上如是表示。在程永新看来，2009年可称之为中国文学的丰收年，“这一年里，一大批作家以他们的突出的创作成绩，回应了顾彬等人对当代文学基本错误的认识”。
　　不少作家在今年都出版了颇有影响的实力新作：苏童在沉寂三年后推出了长篇小说《河岸》，狂想现实主义作家阎连科突然转身，推出充满温情的长篇散文《我与父辈》，龙应台、朱天文、梁文道、张翎、刘瑜等多位海外作家都有极具分量的新作出版，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梁文道和刘瑜，两位专栏作家是以卓富影响的时事评论进入“2009年度散文家”的提名，梁文道的《常识》一书甚至一度引发了讨论常识、反思常识的热潮。诗人朵渔则是三度入围年度诗人的提名。
　　“遇到旗鼓相当的提名名单，让我感觉是作家和作家之间的较劲”，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光炜说，作家之家的实力可谓势均力敌，这让评委从中作出一个选择，是“更加困难的事情”。
　　3月7日，在提名名单经由南方都市报公布的当天上午，来自小说、诗歌、散文和文学理论等领域的研究专家马原、林建法、程光炜、程永新、李敬泽、阎晶明和谢有顺在广州金桥酒店参加了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终评会议。在激烈的评审中，动议权两度被启用，於梨华得以被增补进入“年度杰出作家”的评选，张承志则凭借散文集《敬重与惜别——致日本》，增补进入到“年度散文家”的提名中，由此，在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两大奖项中，出现了罕见的“六选一”的局面，竞争非常激烈。
　　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马原为此开玩笑地表示，当好作品碰上好作品，他们比拼的已经不仅仅是实力，还考验着他们的运气。

於梨华、张承志增补进入提名名单

　　在单项评选之前，评委会主任谢有顺首先就提名名单征询评委们的意见，“在现有名单之外，大家认为有没有遗漏？”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光炜率先发言，“尽管年度杰出作家的提名作品都是倾心之作，分量也很重，但是，於梨华的《彼岸》没有进入提名名单，我还是很遗憾。”在他看来，小说《彼岸》处理三代女性之间的家庭纠葛，写得非常精妙，小说中优雅的书写与深入人心的温暖，在很多作家的作品中也是缺失的，於梨华写出了一部教人原谅、教人爱的小说，相当难得，“我提议把於梨华增补到年度杰出作家的提名名单中。”
　　对此，林建法、程永新、谢有顺表示附议。林建法说，“我看了《彼岸》，也非常吃惊，它比作者之前的其他作品都要好。於梨华的文字功夫和结构能力都非常出色，将《彼岸》增补进来，更能凸显出这个奖反抗遮蔽的宗旨”。
　　根据评奖章程第五条的明确规定，若公布的提名作家作品出现重大遗漏，经三名或三名以上的终审评委联合提名，此作家作品可列入提名，直接进入终审评奖。依此程序，旅美作家於梨华增补进入年度杰出作家的提名名单。   
　　在接下来的环节中，动议权再度启用。《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认为，张承志的《敬重与惜别》对于正处于盛世的中国有非常重要的警醒意义，他从如何看待日本国这个中国人共同关心的问题入手，书写恳切而锋利，直指问题核心，如果年度杰出作家提名中没有张承志的话，放到2009年的散文家提名中，是当之无愧的，“现在两边都没有，应该是一个重大的遗憾”。对此附议的有林建法、程光炜、程永新、马原，超过三名，于是，张承志进入年度散文家的提名名单。
    程永新在附议中对张承志《敬重与惜别》一书评价道：张承志的这部新作体现出了一个写作者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立场，他用大度、宽容的眼光审视两个国家的关系，角度独特，文字非常讲究。“不少人对张承志有一个误解，认为他有民族主义的倾向，这部作品显然打破了这个误解”，程光炜则认为，《敬重与惜别》中的张承志是站在世界的角度来看问题，论述不偏狭，有洞见。
    自此，於梨华和张承志加入提名名单后，“年度杰出作家”和“年度散文家”都有了6位提名人选，竞争可谓相当激烈。

年度杰出作家竞争激烈，苏童归来受关注

　　根据评审程序，稍后的终评工作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进行的是“年度杰出作家”的评选，其他四个奖项则放在第二阶段中一并进行，不单独投票。投票分为两轮，第一轮投票结束后，得票排名前两位的作家进入第二轮。在第一轮投票之前，每个评委需要明确表示自己倾向于将票投给哪位作家，并说明理由。
　　在今年的“年度杰出作家”的评选中，共有苏童、阎连科、刘震云、龙应台、南帆以及於梨华六位作家角逐这一个年度最为重头的奖项，胜出者将由南方都市报颁发10万元的奖金。
　　苏童在2009年出版的《河岸》，被评委马原称之为“非常了不起”的小说，他认为，“苏童一直保持在高水平的写作中”，“年度杰出作家这个奖一直在等待苏童，八年了，我们终于等来了《河岸》”。马原坦称，如果他不看其他的候选人，苏童可以当之无愧的当选，但刘震云的入围，让他为此难以作出取舍。
　　“说老实话，我在前些年并不是特别喜欢刘震云的那些成名的作品，我从他的小说中没有发现太多触动我的东西，现在看来，我作为一个‘前小说家’，对刘震云的作品没有准确地认知，走了一段弯路”，当马原回过头来重读刘震云的作品后，认为刘震云和王朔一样，对改变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有巨大的贡献，“他的行文风格、对白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刘震云在2009年出版的《一句顶一万句》，更是把传统的、我们熟悉的那个充满讽喻的刘震云颠覆了。对刘震云讲，这是他的一个写作高峰。”
　　“与此同时，《我与父辈》是阎连科的众多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部，也许刚好和我现在的心气非常契合”，马原在接下来的阐述中表示，阎连科在最近十几年中创作量特别大，在小说大面积式微的境遇下，阎连科能继续以极大的写作热情拿出每每都能让人惊讶的作品，非常叫人钦佩。“不过，他的运气稍微差了点”，马原说，当阎连科刚刚写出了一部非常好的作品时，却撞上了苏童和刘震云。
　　苏童的《河岸》、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阎连科的《我与父辈》都是2009年里极具实力的新作。《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表示，“从这份提名名单来看，无论从作家个人的写作来考察，还是把他们放到2009年的年度创作来看，《河岸》和《一句顶一万句》都是非常重要的作品，我认为这两位作家进入‘年度杰出作家’的下一轮投票，是当之无愧的。”
　　《我与父辈》同样也是备受其他评委的关注，《文艺报》主编阎晶明将《我与父辈》称之为狂想现实主义作家阎连科的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阎连科写的现实都是变形的，到了《我与父辈》中，阎连科大量使用白描的手法，书写直白而朴素，有实在的内涵和打动人心的东西，相比年度散文家的提名作品，《我与父辈》的价值要更高一些”。不过，在“年度杰出作家”这个奖项中，阎晶明认为还是应该在小说里选择，他更倾向于苏童。
　　“读完苏童的《河岸》，给我的感觉是苏童在巅峰时期的状态又回来了”，《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兴奋地说，他从《河岸》中，重新感觉到了当年那个威风凛凛的少年才子的归来。“年度杰出作家考察的是一个作家对整个新时期文学的贡献，苏童在长篇、中篇、短篇上都有代表篇目，从这个角度来说，年度杰出作家这个奖项给苏童，更合适一些”。程永新说，在苏童的长篇小说中，他最喜欢的是《我的帝王生涯》，“把这本书和帕·聚斯金德《香水》放在一起读，丝毫不逊色”。
　　《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在肯定了苏童二十多年中持续性的、纯粹性的小说创作的同时，还认为，苏童在当代短篇小说的创作方面，也是独树一帜，可以说是汪曾祺之后短篇小说创作的大师级人物，“他的短篇小说不仅构思奇特、想象力丰富、质地优雅，而且有极好的叙述感觉，精致、谨严、考究的结构”，“他的短篇小说越来越接近纯粹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基于这样的看法，林建法倾向于将年度杰出作家这个奖颁给苏童。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光炜则继续倾向于於梨华，他认为，苏童、刘震云、阎连科都是有分量的作家，“於梨华的《彼岸》和他们的新作也是旗鼓相当，他暂时很难从中作出一个抉择”。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最后一个发言。“苏童、刘震云、阎连科三位作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分别创造了一条别人很难代替的写作路径，并达到了一个高度，今年入选的作品，也堪称是他们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但谢有顺也提醒说，南帆是综合实力比较强的作家和批评家，他进入提名，对于改变年度杰出作家总花落小说家的单调局面有好处。他接着说，“苏童的《河岸》回到了很好的写作状态，接下来会是他最值得期待的写作时期，文学奖对一个作家写作的转折性时刻作出反应，是有价值的。”
　　
“笨写作”受垂青，散文奖罕现“七选一”

　　获“2009年度小说家”提名的有艾伟、陈希我、张翎、朱天文以及王跃文。其中，艾伟的提名作品是长篇小说《风和日丽》，这部小说曾连续发表在《收获》杂志的2009年第四、五期，获得广泛关注，程永新认为，《风和日丽》是60后作家对历史的一次极为正面的书写，有穿透黑暗的力量。“艾伟的写作，在对历史的投射上做得非常好，非常值得赞赏”，林建法也表示，在年度小说家的评选上，他会倾向于艾伟。
　　和“年度杰出作家”的激烈竞争一样，年度小说家也是角逐非常激烈。“朱天文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台湾小说家，她的入围值得期待，陈希我的《大势》也写得非常不错，2009年相比2008年，涌现出了很多好小说”，程永新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批海外华文作家，比如严歌苓、张翎、陈河、陈谦，“其中，张翎在2009年出版的《金山》，用一个史诗的架构描绘了华人在海外的百年奋斗史，是一位有实力的小说家”。
　　海外作家的崛起，在今年的评审中尤为受到评委的关注，马原说，“对海外用华文写作的作家的关注，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应有之意，海外作家应该在合适的时候胜出”。李敬泽甚至认为，在2009年，这批写实功夫特别强的海外作家，他们对当代文坛的影响已经表现出来，他们带来了一种新的气象。
　　在评价《金山》时，李敬泽说，张翎的《金山》和苏童、刘震云的新作放到一起，不相伯仲，“中国作家从80年代以后就反复写大历史，架构宏大，纠缠于个人命运和历史发展的关系上，其实，我并不喜欢从辛亥革命写到2009年的做法，很多作家都喜欢这样做，其实都是以历史来壮声势。《金山》不一样，写得非常笨重，笨重得结实，有力量，为了写这部长篇，张翎花了六七年时间，做了非常扎实的调查和案头工作，从小说家的写作伦理上说，大陆作家都要向她学习。”
　　“中国小说家对实证工作的不重视，其症结在于他们过度地迷信虚构”，谢有顺对此也分析道：这几十年来，中国小说家一直忽略在虚构中如何把细节、经验、情感落到实处的笨功夫，不愿意做调查取证的案头工作，很多作品读起来会觉得似曾相识，就是因为作家枯守书斋里的想象，没有对自己所写的时代的器物、生活和心灵进行深入研究，写出来的作品光滑、流畅，但很苍白。从这个角度讲，张翎和艾伟重实证精神的写作值得敬重。但谢有顺也认为，陈希我的写作值得关注，“他的写作凶猛、直接，有一种精神量感，并能在一个很小的事情上不断地深入下去，从而发现生活中可怕又无法回避的一面，这样的写作才能在中国作家中并不多见。”
　　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让人意外的是马原在评审中频频表达他对小说的失望，大弹悲调。马原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小说应该进入了漫长的死亡期，小说已经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在这几年里，最抢眼的毫无疑问是散文，可能这是一个适合散文的时代吧”。在年度散文家的提名名单中，他希望张承志能够留在最终的结果里。
　　由于阎连科在年度杰出作家中未能胜，按照规则，划到年度杰出散文家的提名中，与他一同角逐的还有张承志、林贤治、梁文道、刘瑜、钟鸣、杨显惠，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七选一”的情况。对此，谢有顺表示，“阎连科应该是在合适的时候从年度杰出作家的提名中胜出的作家，尽管他的《我与父辈》不亚于别的散文提名作品，但是否投票给他，我还有疑虑。”谢有顺说，今年的散文家提名，作品的水准都不低，单篇读起来都不错，但是放到一起来读，还是会显得“过于整齐”，散文所包含的丰富、复杂、信手拈来、灵机一动的东西太少，相比之下，钟鸣的《涂鸦手记》没有那种规范，信马由缰，有新意，因此，他更倾向在钟鸣和张承志之间选择。
　　对今年的散文家提名，阎晶明则表达了他的不满，“提名评委更看重散文的知识性和言论力度，散文的文学性被忽略了，我不是太满意”。阎晶明认为，张承志和阎连科进入散文家的提名，才是这个单项奖评审中最大的亮点。
　　在两者之中，林建法则更倾向于张承志，《敬重与惜别》是为中国、也是为全世界写下的殷鉴之作，它提升了我们的视线，回击了强加在作家本人身上的“民族主义”构陷，同时也提醒我们要去捍卫在现今这个时代里弥足珍贵的文学选择。
　　
评论家郜元宝“挂钉子”，新人奖难抉择

　　在今年的终评中，怎样突破现有文体限制，发掘出更为优异的华语写作，也成为讨论的议题。李敬泽发现，“有些非虚构类写作，我们把他放到散文中，又有些牵强，既然是散文，在评审标准上又不得不考虑散文之道，评审面临两难的处境。”
　　程永新在年度文学评论家的评审中甚至认为，将文学评论家李洁非的作品放到散文家中去评选更合适，李洁非在文本的研究上非常深入，这些年来，他一直用冷静的、思辨的方式来阐述历史和文化名人，比如在评价茅盾时，他分析得非常到位，道出了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他也不人云亦云。程永新认为，“从文体上说，他的这些文章不算是批评文体，归到散文会更好”。程光炜则表示，“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李洁非使用的很多材料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挖掘出的新材料还不够多”，他更倾向于郜元宝。
　　在这一奖项的评选中，郜元宝和张清华堪称热门人选。在阎晶明看来，郜元宝是一位把学问和才情能够融合在一起的批评家。近年来，郜元宝对奥运会开幕式、电影《色·戒》都有精彩的论述。程永新说，“他写文章非常快，我甚至认为郜元宝对社会公共话题及时作出反应方面，应该也可以做得更多一些。”
　　郜元宝并不是常规意义上文学批评家，“作品只是他手上的一个钉子，他用这些钉子来挂自己的东西，可能挂上去的东西比钉子还要重要得多”，李敬泽认为，郜元宝对文学的思维、文学的语言都有创造性的思考，常常能够使他为之震动，“张清华也是我尊敬的批评家，我会在他们之间选择。”谢有顺则说，有些评论家是拿来尊重的，他们读很多书，产量惊人，我自愧莫如，但有些批评家是用来学习的，郜元宝就是我学习的对象，他的文章，从标题到用词，都有自己的智慧、心性在里面，给我启发很大。“郜元宝的批评有思想，所以他看问题能通过个案深入进去，尽管他的写作常以故意捣蛋的方式来说自己的话，但他形成了自己的文体风格和研究路径，他早该得奖了。”
　　写作者是否能够提供给读者意想不到的东西，这个标准也是一直贯穿在评审过程中，阎晶明在谈论郜元宝的写作时说，“他思考的问题，我甚至想都没有想过”。同样在年度新人的评选中，李敬泽说，迪安的小说创作，跳出了80年代以后形成的文学思维和小说写作的惯性，让他能看到新的可能性，而很多作家，包括前面一些入围年度小说家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常常不超出我的预想。
　　迪安是今年获得提名的唯一的80后作家，不过，在阎晶明看来，迪安的《西决》写得非常从容，没有任何时尚的因素，传统、伦理的气息犹在，让人读来别有一番意味。“迪安有浓郁和纯正的文学气质，给人以阅读的新鲜感，相比于葛亮、王十月这种比较老实的写作，是另一个路子。”但是，葛亮的《朱雀》，表明他在年轻一辈作家中敢于去触碰大而正的题材，也值得关注。
　　而很多评委都感到，每当拿到提名名单、难以作出抉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宽泛地对中国文学下一个悲观的判断，其实是不可靠的，因为下一个总体判断容易，但面对一个具体作家、一部具体作品时，你会发现，写得好的作家，还是不少的，“这个矛盾，是那些不读作品的人，很难体会到的”。
　　当天的评审历时三个小时，媒体记者和来自南方公证处的两位公证员共同见证了整个评审过程。　
                                                              撰文：本报记者 钟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