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教授原拟在天水师院做一次学术报告，后因感冒而取消了。 当我得知此消息时，谢教授尚未抵达天水，据说翌日临晨才到。10月24日早上9点，根据和《天水日报》社王若冰先生的约定，我来到民主路的胡氏民居南宅子门口等候谢冕等一行人，以及一起作陪的王若冰和周舟两位天水作家。
当听到有人喊我名字时，我看见王若冰站在一辆黑色轿车门口向我招手，谢冕也出现在眼前。与谢教授同来的还有《诗刊》的林莽先生，社科院的刘复春先生以及他们的夫人。王若冰把我们相互做了介绍。他们都是我的长辈，甚至长辈的长辈，寒暄之间，态度十分和蔼。诸位老师是从敦煌过来的，在兰州未作停留，直抵天水，之后要再去秦国发源地陇南礼县。
谢冕教授身量不高， 看上去相当健康。作为76岁的老人，您猜他身上穿的是什么——他只穿一件有浅色花纹的白衬衫，外套一身浅蓝色西装，最外面是一袭深蓝色风衣。我问：“您的衬衣不是保 暖衬衣吗？”
“不是啊！我腿上就一条单裤子。”谢教授像小伙子一样答道。低头看看自己的厚衣裤，我不禁愧上心头。
进入南宅子，大家跟着导游一起转。南宅子是目前天水保存最好的明代民居，修建于万历年间的胡来缙的私宅，有很高的文物价值。谢教授肚子凸起，脸上皱纹的数量与其年龄不成正比，他的动作和言语都显得活泼而机敏，嗓音带着鼻音。他不住地左顾右盼，还不时地拿出一本“工作笔记”记录导游的讲解。当我们进入一间设有方桌和太师椅的高大厅堂时，王若冰提议谢冕教授坐在太师椅上照张相，谢教授很爽快地坐了上去，身子一侧，腿一担，双手交叉放在膝上，拽拽地说道：“我现 在是正四品了！”（胡来缙是四品官）我在一旁望着这位八九十年代风云一时的诗歌评论家，觉得他真是个老顽童，一个骨子里带着诗人性情的人。
参观完南宅子，我们驱车去伏羲庙。我和谢冕夫妇乘王若冰的车。在车上，谢教授摆弄着他的Panasonic数码像机，说他的机子一照就是连着照，怎么办？我说那可能是设置成了连拍模式。但拿着他的机子，我一时也摸不着门道，没辙。我说起吴兴华，谢教授说吴兴华50年代在港台很有名，他自己都不知晓。我还问起福州著名的三坊七巷，谢教授说：“早拆掉了！”
来到伏羲庙门口时，谢教授又让我给他们夫妇二人照了张合影。这时，天上的云朵开始消散，深秋的阳光挥洒下来，像老人的笑容般温暖。进入伏羲庙，高大苍古的 柏树夹道并立，在早晨的光线中显得格外清肃。谢冕教授等人随着导游去太极殿里了解伏羲八卦河图洛书的传说去了，我和王若冰、周舟在殿外等候。
从伏羲庙出来，我们去金龙宾馆吃午饭。在饭桌上，我发现谢冕教授还是个美食家。我们尽量点西北特色食品招待北京来客，而大家，尤其是谢冕教授也很有兴致对每一 种菜肴品评一番，但他不是只说好，譬如上来一盘豆腐时，谢教授说：“这个豆腐没做好。这成日本豆腐了，日本的食品很差的。”服务员说：“这就是日本豆腐。”
最后上的是最有天水特色的浆水面。周舟把浆水面的做法作了番详细介绍。谢教授说：“《窦娥冤》里窦娥就提到了浆水饭，恐怕就是这个吧。这里面很有学问的。 我吃过很多种面，还想写本关于面食的书呢。”
王若冰道：“您是南方人，还挺能吃面。”
谢教授说：“我的嘴很野的。”
吃完午饭，谢教授他们去南郭寺和麦积山了，我先回了家。
晚上，我又如约在玫瑰大酒店参加了和谢冕等人以及几位天水作家的晚宴。据说谢教授他们是临晨4点多到达天水的，而今天又东奔西波地转了一天，但我看谢老竟毫无倦容，谈笑自如，真为他的境界敬佩。
饭毕，我送谢教授回金龙宾馆。在一楼大厅茶座内，我和谢教授、刘复春先生围坐在一起，谈论新诗。主要由我来发问，谢教授回答。我的第一个问 题是：“谢教授，1980年您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为朦胧诗的存在而呐喊，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后来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 的《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与您的这篇文章被合称为‘三个崛起’。您的诗歌评论对八十年诗歌产生了很大影响，可谓开风气之先。八十年代中期 之后，随着朦胧诗的退场，您的这种影响逐渐淡出。那么今天回头再看这段历史，您如何看待自己在朦胧诗争论中的所作所为？”
谢教授回答：“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先有个‘南宁会议’，全国诗歌讨论会，1980年4月在南宁召开。这个会对青年诗人创作的尺度和态度展开了激烈讨论。回来我就写了《在新的崛起面前》， 发表在5月7号的《光明日报》上。是这样的，我从小就喜欢诗，写诗，后来我发现自己成不了一个好的诗人，便转而关注新诗历史和理论。我发现我们的新诗发展道路从49年以后越来越窄，后来逐渐变成了政治的附庸。诗歌是文学的精 髓，这是最要不得的。其实早在40年代初，我们的诗歌就开始窄化了。五四以来的新诗向西方学习，郭沫若、胡适都好的，从此我们有了不同 于传统的新诗，但这条道路后来被切断了。新诗是该向古典文学和民歌学习，但还要看怎么学，更不能排斥其它。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写得好的，但我们不能都 写《王贵与李香香》这样的诗吧？而我们被要求只能写一种诗。这就是我所要反对的。我这篇文章主要就是表达这个意思，诗歌应该是多样化的，要宽容。黄遵宪提 倡‘我手写我口’，文学就应该如此。我也没料到这篇文章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有很多人批评我，包括一些老诗人艾青、臧克家等。诗歌总是文学变革的先声。现 在看来，我只是说了我在那个时代必须说的话而已。”此时，谢老的表情严肃且有几分激切，滔滔不绝的语流显露着富有激情的性格。
我接着问：“记得大学时看过您写穆旦的论文。最近还看到浙江大学某教授谈 穆旦的文章，对穆旦有所批评，说穆旦的诗从西方现代诗人尤其是奥登的诗中模仿甚至移植了很多东西，认为穆旦被神话了。另外，我读吴兴华的诗，看到他对古典 诗歌和西方浪漫派诗歌的借鉴都很深入。那您如何看待新诗向古典诗歌和西方诗歌借鉴的问题呢？”
谢教授说：“中国新诗就是从借鉴西方诗歌开始的，或者说从打倒传统开 始，不打倒不行的，否则我们的新诗无法开始，就是要向西方学习。穆旦模仿、甚至照搬奥登，这没什么。他当时处的是什么环境——延安文艺路线不仅在解放区， 在大后方也有很大影响的。在这种氛围的包围下，燕卜逊在课堂上教穆旦他们学习奥登等现代诗人，穆旦学得那么好，这很了不起的。我们不能只写一种诗吧。没有 像穆旦这样的诗人的探索，新诗怎么进步？理解一位诗人要从他所处的历史情境出发。至于如何向古典诗歌和西方诗歌学习，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几代人的 努力。总之，我们必须保持一种开放、宽容的心态。”
说完之后，谢教授问：“还有什么问题吗？”我说，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朦胧诗消退之后，所谓‘后新诗潮’，或‘后现代诗歌’登上历史舞台，直到今天，我 们的诗歌从精神取向到语言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诗歌更关注个人了，抛弃了‘宏大叙事’，但也出现了‘自我抚摸’的情况。您如何看待朦胧诗之后的诗歌历 程呢？”
谢教授答道：“总体 看来，我们的诗歌和社会发展是同步的。我们国家现在的确富强了。我当年第一次出国时，身上揣的美元少得可怜，别人请我吃饭，我就很窘，回请不起。现在到国 外去，我也能请客了。这次我们还去了内蒙古的额济纳旗，那么偏远的地方，我看人们都穿得很暖和，脸色也很红润。新诗现在非常自由，想怎么写怎么写，什么风 格都可以存在。当年不行的，你这样写了，别人会来干涉你，说你这个不符合标准，而标准就是政治标准。我们现在诗歌的问题是能替时代代言的诗人太少了，尽是 小我，缺少大我。你说你不替时代代言，那么让你代言，你能替时代代言吗？大诗人必然能替时代代言。不过，我对新诗的前途还是乐观的。”
在这番高瞻远瞩的话语中，我们结束了谈话。此时已是晚上9点多，今天谢教授他们睡得太少，我已为我们的搅扰感到不安。于是，我们把谢教授，还有刘复春先生送进 电梯，挥手告别。
“压抑下惊世之心，回到原始的淳朴。”当谢冕教授的形象在我脑海中不断重现时，我想起了吴兴华这诗句。
2008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