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人，把地中海东边的广袤陆地，称作“asa”，意为“日出之地”。这个称谓成为“亚洲”概念的缘起。从一开始，亚洲就是从西方，从地中海，也就是从亚洲的外部，被笼统、含混地命名的，这种笼统含混的特点一直延续下来。与欧洲相比，尽管有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的分歧，但总体上，欧洲有着轮廓清晰的形象，因为欧洲的地理边界与其民族边界、文化边界是基本重合的；相反，亚洲的形象含混而多面：大体以帕米尔-青藏高原为界，东面以儒教文化圈为主体，南面是印度教文化圈，西面和北面是广阔的伊斯兰世界——而且，这个伊斯兰世界远远超出亚洲边界，从西亚向西，一直漫延到北非、西非。

    所以，亚洲并不像欧洲那样，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地理-文化单位。“亚洲”是从欧洲人的立场强行划分和命名的。而且，从一开始，西方就常常否定性地评价这个整体的“亚洲”，例如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近代的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思等等，都是如此。相反，古代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或阿拉伯人，却从不把彼此看作同一个地理-文化共同体的成员，更不必说使用“亚洲”这类概念了。

    但是，在近代，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或阿拉伯人，却不得不被动地接受“亚洲”的命名——与此相伴随的是它们不得不接受近代以来被欧洲征服、掠夺和支配的命运。这种共同的命运，悖论似地反而使近代亚洲各民族成为某种共同体，产生了某种共同意识，这就是中国革命家孙中山在《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中所描述的情形。同样，共同的命运也促使亚洲各国家各民族——土耳其、波斯、印度、印尼、中国，等等，产生了共同的追求民族解放、社会进步的思潮和运动，这就是俄国革命家列宁在《亚洲的觉醒》一文中所传达的讯息。

    今天，距列宁、孙中山的时代已近一百年。经过一百年的救亡与发展，亚洲与欧洲、东方与西方的相互关系和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亚洲正在彻底摆脱被支配的命运，而获得主动权。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全球经济衰退的时刻，历史再一次证明：发端于欧洲的以“资本增值”为目标的社会发展模式，不仅不可持续，而且将使世界陷于毁灭。亚洲和世界都面临新的选择。古代亚洲在创造了辉煌文明的同时，也曾经贡献了几大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信仰体系，包括儒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今天，亚洲需要展望未来，创造新的价值观，以支持新的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这将是亚洲文化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