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禅让出现在五帝的后期。

尧之前的黄帝、颛顼时期没有这方面的传说记载。黄帝本人不是凭“禅让”获得权位的。《史记》称:“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氏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雨林木风1] ……”《帝王世纪》称,黄帝“战而天下大服[雨林木风2] ”

看来,黄帝是凭武力获得权位的。再看五帝之中继黄帝之后执掌权位的颛顼,也不是凭“禅让”获得权位的。按《史记》记载:“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竹书纪年》称:“黄帝死七年,其臣左彻乃立颛顼[雨林木风3] 。”据史籍的这类说法,颛顼应是以世袭身份获得权位的。

从颛顼到唐尧,其间并不是直接传承关系。

《史记》说:“颛顼崩,而玄嚚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于颛顼为族子”。换句直白的话说,颛顼的父亲与高辛的祖父是兄弟。高辛之于颛顼则是叔伯兄弟的儿子。由此可知,帝喾高辛继承颛顼的权位,也是一种世袭。高辛生二子,一个叫放勋,即尧;另一个叫挚。帝喾去世并未传位给尧,而是立了挚:“帝喾崩,而挚代立。”根据以上史籍记载的说法,从黄帝到唐尧,这期间四位“君王”都是依世袭的方式传承权位,没有发生“禅让”。

对尧舜禅让经过进行详细记载的见《尧典》、《五帝本纪》。《尧典》详于《五帝本纪》,《五帝本纪》文词易读胜于《尧典》。

从记载看,关于继任人问题，尧和群群臣、四岳都有提名权，尧不能否认。大体上，尧相当于帝，四岳相当于古代西方的元老院。《尧典》记载了两次提名，第一次提名会议上，放齐提名尧的的儿子丹朱，被尧以丹朱“嚚讼(不守忠信又爱争辩)”,不可重用,一语否决；獾兜提出炎帝的部落的共工，又被尧一语否决，尧认为共工善为言语,做时阳奉阴违,外表恭敬,内里倨傲不畏天命,不可用。最后，四岳提名与黄帝氏族有血缘交换关系的古蜀地区部族的鲧，“皆曰鲧可”。尧本人不同意，认为鲧“方命圮族”,违负教命,危害同族,不能用。但因为是四岳提名，只好对他进行试用即考核。

这一考核持续了九年。当时洪水肆虐，尧让鲧去冶水，鲧没有成功，只好做罢。九年后，尧又召开了一次提名会议，直问四岳并在语气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想从四岳中选一个继任者。四岳推辞，提名了一个“苦命的平民”，即东夷部落族的虞舜。其经过,按《五帝本纪》的说法:在四岳推辞后,“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蒸蒸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尧决定舜为候选继任人后,对舜进行了从治家到入百官、宾四门乃至暴风雨中涉山林川泽的考验,为期三年最终通过。从尧准备禅位的讨论细节中,可以看到禅让的“民主”气氛:一是体现在通过讨论选择继任人;二是讨论中四岳、臣属能自由发表意见,甚至可以提出与尧不同的看法;三是选择继任人的标准注重“贤”、“德”,不很看重出身、血统。但是,也应看到尧在讨论中所居的主导地位,及其一语否决、一人拍板的独断行为。

《大禹谟》中记载了另一次提名和考核，即舜亲自提名由鲧的儿子禹作自己的接班人。在此之前，禹已被四岳提名为中央政府官员中居于首位的司空，有理由相信鲧提名禹是得到了四岳中多数人的认可和支持的。禹做司空治水，历尽艰辛，三过家门而不入，治服洪水，三年的司空工作取得了明显的业绩。但四岳中相当数量的人认为应当提名主管法律和司法执法的皋陶，或者主管山林的益。于是，召开了这次会议，由禹、皋陶、益分别陈述自己对治理国家的意见，舜本人来做选择。据《尚书·皋陶谟》记载，禹与皋陶讨论过用人问题，提出了为政“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则哲，能官人”的主张。据说，禹曾选定皋陶为自己的继任者，只是因皋陶早死未能继位。

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禅让故事,自古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事件。直到近代，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提出禅让是孔子的托古改制后,尧、舜禅让遭到怀疑。随后,顾颉刚提出禅让说是墨家为了宣传他们的主义而造出来的,同时尧舜的禅让是墨家提出的,舜禹的禅让故事是后人添加上去的。杨宽则认为尧舜禅让传说来源于神话。钱穆和郭沫若等学者对禅让持肯定态度，郭沫若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中的酋长选举制度，钱穆则认为是古代一种王位选举之粉饰[雨林木风4] 。然而追根溯源，先秦时期儒、墨、法、道诸家对尧舜禅让事件都是普遍承认其历史事实的，可信度很高，关键是怎样理解。

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的落后，社会财富没有剩余，私有的观念没有产生，阶级的分化也无从出现，在人才在人才的选择上，重视个人的智慧和力量，亦即推选年富力强且富有经验者，足以服众的领导人，禅让制的存在是可能的。这正如(礼记·礼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也就是说，在原始社会中，不亲其亲，不子其子，唯以贤能是举。但是，禅让传说却有不少儒家理想主义因素在内。儒家视尧舜禹为圣人，传贤不传子、把天下让给贤者去治理，正体现了所谓的“圣人之德”。墨家亦盛称禅让，主张“选举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上》)。墨家的眼里.舜并非尧之权臣，而是从事农耕、制陶、捕鱼和经商的“农与工肆”之人.因其贤能，被尧从民间选拔出来“举以为天子”。不仅如此，墨家还把禅让制付诸实施，其首领“巨(钜)子”之承继便严格按照禅让制进行。故墨家的人才观或可称之为“尚贤人才观”，完全是为“尚贤”这一墨家的基本政治思想服务的。

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批评孔子、墨子俱道尧舜，是“取舍不同”，担心政治宣传会产生负面效应和误导作用，以致于担心后人效仿，“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乱臣,有曲父”[雨林木风5] ,“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雨林木风6] 他一方面揭示尧舜禹时期执政的真实情况，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王天下”的尧和舜享受不到后世夭子的荣华富贵，而是住的茅棚子，吃粗米，喝野菜汤，穿兽皮麻衣，其生活状况比后世的囚犯和奴隶还要艰苦，因此，“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 意思是说，古代领导人让位，只不过借此脱离苦海，并不值得赞美。（《五蠹篇》）韩非还从后世朝代更替的情况，提出要警惕 “逼上就君”的篡逆行为，“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某.武王伐封，此四王者.人臣就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韩非子·说疑》）。

他在中说，尧为天下首领的时候，即使看门人也不比尧稍差分毫；禹管理天下的时候，肩扛  走在百姓前面，奔走治水，终日劳累，两腿干瘦，小腿的毛都被泥土磨光，即使奴隶或者俘虏也不比他艰苦，因此:“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在这一点上，荀子加入了法、道两家，在《正论篇》中把尧舜禅让传说斥之为世俗之说、虚妄浅陋之言，实则是反对现实社会中“好名”之辈迭起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