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6日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痛批目前中国官场存在的不正之风，包括腐败、买官卖官、高规格接待等，并建议改变不正之风应从领导干部做起，彻底改变“说真话越来越难”的会风、文风。(据2009年3月7日《重庆晨报》)

     就“说真话越来越难”本身而言，古今如此，并不足奇。比干说真话被纣王挖了心，屈原说真话被逐放自投汨罗江，司马迁说真话被处以宫刑，彭德怀说真话被扣上“反党集团头子”的帽子。无数事实表明，“说真话立即就倒霉”。因为“良药”“利于病”但太“苦口”，“忠言”“利于行”而过于“逆耳”，所以领导干部为“走过场”听不到真话，下级官员为保“乌纱帽”不能讲真话，老百姓为防“祸从口出”不敢讲真话。于是，不痛不痒的“套话”“大话”“废话”甚至是“假话”，像温疫一样漫延成灾，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面对上级领导的考核或者询问，下级为啥总是小心拘谨，要么左顾右盼，忧心重重，缄口不言；要么遮遮掩掩，吞吞吐吐，避重就轻，言不由衷；要么欺上瞒下，不说实情，不讲真话，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以为，此乃“上梁不正下梁歪”也。下级不说真话，主要是上级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教”出来、“导”出来、“带”出来和“逼”出来的，并不是下级胆大欺上，而是上级教他们这样，与其说是下级有说真话之忧，不如说他们饱尝说真话之苦，太惧怕说真话了。

     “说真话越来越难”所折射的是领导干部工作作风的严重不实。事实上，张维庆主任所痛批的领导作风问题，尽管历来都在自身建设“严打”之列，但又恰似“臭豆腐”，甚至已成为邻居机关的“潜规则”。一些领导同志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只是心照不宣罢了。于是，每遇上级领导前来视察工作前，下级都会组成精干的接待班子，并围绕“有看满意点头，有问对答如流，有考良好优秀，有玩全程一流”的目标，搜信息、动脑子、做方案、抓落实，竭力做到汇报有“闪光点”，让上级听好；参观有“亮点”，使上级看好；吃喝玩乐有“特点”，把上级的嘴堵好，从而使有些视察活动变成了“上午坐着车子转，中午端着杯子转，下午围着桌子转，晚上搂着女子转”。其实，下级早就把上级的某些视察考核活动看透了，根本不可能掏出心窝子里的话。可见，上级官员习惯于弄虚作假，附假就虚，是导致社会价值取向倾斜、是非标准混淆、政府诚信缺失的祸根。

     我们再往深一层挖掘下去，便会发现在“说真话越来越难”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目前各级政府官员之间事实上存在的强大的政绩共同体。在我国目前的官员科层结构中，下级受上级的领导，下级对上级负责。在利害关系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部属或下级工作有政绩，上级摘桃子，功在其中。因此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上级官员普遍存在严重的保底焦虑症，他们不怕下级没成绩，最害怕下级惹麻烦。一旦下级出了事，上级比下级更加焦虑不安，总是千方百计地遮掩或不遗余力地“摆平”，以求息事宁人。“说真话越来越难”，就是这个强势政绩共同体的衍生物。

     不讲真话和腐败一样危险。显而易见，“说真话越来越难”，是官员的个人利益作祟。是对自己的官帽子负责，而不是对人民群众的利益负责。由于下级官员的前途命运完全掌控在上级官员的手中，下级对上级必须是言听计从，惟命是遵，大唱赞歌。无论是会议报告，征求意见，还是下乡调研，听汇报座谈，领导干部听到注定都是颂扬之声、溢美之辞，而很少能听到一句真话。

     可以说，政绩共同体不除，注定会让政府官员在许多影响各自切身利益的事情上，官官相护，遮短护丑，隐忧藏险，弄虚作假，进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落个你好我好大家好，各自都相安无事。但是，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却无法兑现，或成一纸空文。

     破解各级政府和官员之间政绩共同体的治本之策在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并逐步做到：权由民所授，权由民所察，权由民所用，真正让各级政府和官员的执政行为，由对上级负责转变为对百姓负责，让老百姓决定政府官员的晋退去留，实现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