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抗旱：既解近渴，又计长远

2010-3-27 0:41:48      中国经济导报　 张粼粼

　　 自去年入冬至今，我国西南地区遭遇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旱灾。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统计，截至3月23日，全国耕地受旱面积1.14亿亩，其中作物受旱面积8796万亩（重旱2798万亩、干枯1381万亩），待播耕地缺水缺墒2612万亩；有2271万人、1380万头大牲畜因旱饮水困难。其中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四川5省区市耕地受旱面积9654万亩（占全国的85%），作物受旱7097万亩（重旱2582万亩、干枯1355万亩），待播耕地缺水缺墒2557万亩；有1805万人（占全国的79%）、1017万头大牲畜因旱饮水困难。

　　应急响应不可或缺

　　 虽然近年我国一些地方也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旱情，但在国家防总办公室副主任邱瑞田看来，今年的旱情还是具有比较鲜明的特点。

　　 “我们国家往年的旱，特别是春季的旱，都是从北方往南方，但是今年的旱，从地域上来看，是南方的旱情比北方重。确切地说，这些旱情主要集中在我国的西南5省区市，这5省区市的耕地受旱面积共达到9600多万亩，占到全国的85%。从人的饮水困难数量来看，5省区市共1800多万人，也占到全国的近80%。”邱瑞田说，从持续时间来看，旱情从去年下半年直到目前将近五个多月的时间，西南5省区市持续的降雨偏少导致干旱。“另外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我们现在遇到了人畜饮水困难这个严重问题。截止到目前，我国饮水困难人数达到2200多万。”他说。

　　 “这次遇到的西南5省区市集中旱情是一种突发事件，这种突发事件的发生随机性很大。”邱瑞田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是一种普遍规律，是人们的一种常规认识。但是，也很难排除这些地区发生此类严重缺水的情况，比如今年就是如此。

　　 “一旦发生了，没有预案不行，没有手段也不行。”邱瑞田表示，近一两年，国家防总要求地方力抓两件事情：一是要做好各地区的抗旱规划，这项工作已经推动了两年，目前各省区市都在做。就是从长远讲怎么解决水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以及时空分配不均的问题。本省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水量和水资源矛盾等这些问题都要在抗旱过程中得到解决，找到答案。二是如果一旦遇到突发事件该怎么办？就是要做好预案。“国家这些年抓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和处置工作，抗旱预案也是整个预案体系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预案是分级别、分层次来做的。”他说。

　　西南大旱折射出什么

　　 一方面，极端天气的频繁光顾，成为引发特大旱灾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各地频发的旱象也折射出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维修投入上的不足。

　　 “目前我国这种频繁的大旱，暴露出我国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多年来存在以下严重问题：一是多年的投入欠账与制度缺失，导致许多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二是由于种粮的比较效益低下，导致农民不愿意进行水利上的投入，也难以投入；三是国家对水利设施更多地投入到大江大河与粮食主产区的建设，对非粮食主产区的农田水利建设投入缺乏。这些原因都使得不少地方的农田水利设施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无法承担大一点的干旱风险，在风调雨顺时还能凑合着用，一遇到大旱就无能为力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副院长郑风田告诉本报记者。

　　 郑风田认为，小农水问题一直是我国农田水利设施的一个痛，现在的政策导向已慢慢开始转向。如何对一些地区的保命水进行投资？他认为，片面市场化的改革以及提升水价都不是解决农村用水的改革方向，这一问题需要引起关注。

　　 “我国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上世纪50~70年代，80年代以前的水利建设对农业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取得了巨大成绩。全国建设了3万多座大中型水库，并且大多数都有配套的渠系工程。一方面是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另一方面公社体制从客观上使得农田水利设施的外部性有效地内在化了。”郑风田对本报记者说，而改革开放之后，政府主要从城市和工业获取利益，也把水利投入的重点放在利益相关的城市防洪与大江大河工程上，与农业产出能力直接相关的农田水利建设投入相对减少。而基层政府又因资金不足和上级没有相关要求而难以投入。同时，由于市场化条件下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大、见效慢，在遭遇部分政府官员过分追求任期政绩的情况下，而成为投入的短板。

　　 与此同时，大批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在增加农民现金收入的同时，也造成农村劳动力价格的显性化，农民不愿意在低效益的农田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修建和维护水利设施。

　　 “从社会资源动员角度看，目前我国农村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主体依然是以政府为主，很难形成一种有效机制来调动农民自身的资源投入，以及其他社会资源的参与。在目前县乡财政普遍吃紧的投入约束下，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郑风田说。

　　 在他看来，农村与防旱防涝密切相关的村边沟、塘、渠、堰等，过去都是由“两工”在发挥作用。所谓“两工”就是农民在农闲时出的“义务工”与“积累工”。农闲时，由本村农民投工投劳对农田水利设施进行维护，雨季来临时，就可以让沟塘贮水，涝了可通过渠道排水，干旱时则可抽沟塘水浇灌田地。

　　 “这样一个维系村庄农田水利建设的制度一直稳定运行了很多年，对缺乏国家与政府投入的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维护与完善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却在2002年取消农业税时一并给取消了。”郑风田对本报记者说，农村在取消“两工”之后，虽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也是一把双刃剑，使得原本就很薄弱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明显不足。所以到现在，许多村庄周边的水利设施就成了“没娘的孩子”无人管。

　　 为此，郑风田建议，国家拨出专门经费用于小农水建设，让农民在农闲时修建贮水用的沟塘渠堰。

【出版日期： 2010-03-27 】【期号： 1944 】【版面： A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