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如何对待孔子？
传统演化与中国文艺复兴
对话人物：刘军宁，思想个体户。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为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主持人的对话动机：中国GDP的总量不出意外明年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国家的富强，是否就代表着人民的尊严？是否就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文化昌盛，四海咸服？
主要观点：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相比缺少两个东西，第一，没有完成文艺复兴；第二，没有完成启蒙。就像人的成长发育不能缺少青春期一样，中国文化的成长若缺乏自己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不论年纪多大，都尚未完成成长发育。发育不全会有后果，这就是中国人没有发现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回顾一下学生的教科书，中国人都是作为一个集体的人而不是个体的人存在的。
精彩言论：当一个人说要继承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的时候，一定是在说要继承其所喜欢和看中的东西，这是一个选择。文化传统的继承总是有选择的，不断重新地选择就导致传统有一个演化。所以传统在被继承的过程当中也慢慢发生改变，得到了新的诠释，获得新的意义。
孔子可以复活，但要看目的
主持人：
刘军宁：我觉得在中国启蒙实际上是没有完成的。不仅启蒙没有完成，中国人新文化运动也没有完成。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相比缺少两个环节，第一，它没有完成文艺复兴；第二，它没有完成启蒙。没有完成这两件事就像人成长过程中缺少青春期一样，后面就会带来后果，这就是中国人没有发现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只要回顾一下学生的教科书，中国人都是当做集体的人而不是个体的人存在的。只有通过这两场思想与文化运动来发现个人，并按照个人本位与振兴来重构社会政治秩序之后，中国的文艺复兴与启蒙才能算是完成了。
主持人：说到文艺复兴，我们最近也看了《孔子》，现在孔子又重新登场，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文化现象和趋势呢？
刘军宁：孔子的思想传统里面有各种成分，非常丰富。任何一种人都可以从中汲取自己所要的东西，都可以从孔子思想当中找到依据。所以说当孔子被复活的时候，我们要看复活孔子用来做什么，达到什么目的，这是一个角度。还有一个角度，我们把孔子的遗产放到一个我们所认可的价值当中重新衡量，看哪些是值得继承的，哪些是对我们有害的。
主持人：我们知道孔子的观点当中有很多关于仁者爱人、民本的东西，现代人看来都是比较普世的价值观，您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从孔子身上汲取这些普世的价值观？
刘军宁：对。孔子有很强的人文关怀和博爱思想，也有忠君的观念。关键是看弘扬者选择什么来弘扬。历代皇帝总是把孔子抬得很高，尤其是异族的皇帝，从不吝啬给孔子最高封号。为什么？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
主持人：现在很多新儒家学者认为，比如说像亚洲四小龙，包括江浙沿海发展比较快，是跟中国儒家有关，不知道您怎么看？
刘军宁：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既没有像文革那样对待儒家，也没有把儒家捧到天上去，而是顺其自然。我们不要把儒家捧得那么高，也不应该踩在脚下，而是应该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遗产进行剖析、选择、弘扬。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理性、可取的态度。
传统是开放的，应该重新解释传统文化
主持人：很多人说传统在逐渐丧失，新文化形成过程中失去了我们原本应该继承的东西。您怎么看？
刘军宁：中国目前文化氛围有两个问题，一个权力色彩太强，一切是政府主导，政府管束；另一个是民间创造自由受到限制。
主持人：有一个哲人也说过，作为知识分子重新解释自己的传统文化，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之一，不知道您怎么看？
刘军宁：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说传统是开放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传统只有在重新选择的过程中才能够继承。所谓继承任何传统文化都是对传统文化的重新选择，没有一个人说我要继承中国的全部文化，这是一句空话。当我说要继承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的时候，我一定是说我继承我喜欢和我看中的东西，这是一个选择。不断重新地选择就导致传统有一个演化。所以传统在被继承的过程当中也就慢慢发生改变，获得了新的意义、得到了新的诠释。
主持人：为了推行变法，康有为当年写“孔子改制考”为他变法寻找正当性依据，把孔子当做是一种手段。在您的看法当中，您刚才说的传统是否也变成了一个推进其它价值的手段呢？
刘军宁：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像康有为纯粹把儒家思想或者把传统当做一个改制的工具，他把这个思想完全降低为一个工具，甚至做了一定的修改来作为自己的证据来使用。我觉得这纯粹是他个人行为，但是这个不可取。比较可取的做法是，你发现传统文化中有什么好，你把它作为好说出来，而不仅仅是把它当做一个工具。
主持人：中国传统当中除了儒家，还有道家等等，您觉得比较有价值的是哪些？
刘军宁：最有价值的应该是老子的思想。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我的天堂茶话系列。
主持人：法家呢？
刘军宁：我觉得法家是不可取的。第一是法家的政治哲学主张强权与暴政；第二它主张政治上中央集权。这两个主张都是我不能接受的。
中国人消费少不是文化因素
主持人：刚开始我们提到了中国，您觉得江浙发展比较快，不能单纯归结为儒家。我感觉到中国人身上的勤奋、勤劳和节约的精神可能是海外华人成功的原因。在消费时代这样的精神是否有助于中国经济呢？
刘军宁：这是两个话题。作为个人，节约是最好的理财。统治者为了追求经济绩效，则希望每个国民都多花钱。但是这里面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否解决了中国人花钱的后顾之忧。如果后顾之忧没有解决，无论一个人有多少钱，他还是想储蓄，因为他知道他要面对未来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所以过度储蓄往往是消费者对自己的未来，进而对国家的未来没有信心的一个指标。所以，在信心问题不解决的前提下，民众是不会轻易改掉过度储蓄的习惯的。在今天，许多人都担心在未来碰到失业问题、住房问题、养老问题、子女教育问题等等，甚至担心在政治转型中出现政治不安定。如果一个人把他的全部储蓄花在前述问题中的任何一项上都可能不够，他怎么敢放心大胆地花光积蓄去透支自己的未来呢？只有在未来是可确定的情况下，民众才能放心花钱。如果未来是不确定的，民众肯定要采取经济上的防范措施。
孔子学院除了教汉字外还干了啥？
主持人：现在中国讲文化软实力，在全世界建了很多孔子学院，您觉得这能够彰显中国经济的实力吗？
刘军宁：不能。除了教汉语之外，我不知道孔子学院传承了中国什么精神文化。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主持人：不太清楚。您觉得中国如何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文化当中确立自己的身份？
刘军宁：这是一个很抽象的说法。中国作为整体没有能力做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一定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做到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整体做到的。只有中国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学问家才有能力做成这件事情。国家是没有能力的，不论它为此花去纳税人多少钱，也做不到。这根本也不是它该做的。
主持人：您刚才说要从传统中汲取有益的成分，我也知道有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现在转向了保守主义，您觉得中国的未来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或者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刘军宁：中国应该走向开放的社会，自由的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有限政府，多元开放的文化。我相信人类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我们把中国文化中人类文化共同的价值观汲取出来，然后把它继承下来。比如说以孔子为例，孔子思想遗产中有两个截然对立的成分，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个非常平等、公正、理性、文明的态度。当然另一方面他也
出自：http://news.sohu.com/20100311/n27075914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