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可以说是以文强等人为原型，描述了东州市十余股黑恶势力的成长与血腥罪恶。作者将更多的笔墨放在黑恶势力如何以龙头企业的地位在经济生活中形成垄断，并与政府高官形成勾结，在政府特别是公安内部寻求保护伞，并谋求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红项子，让“黑”合法化、公开化。记者通过邮件对许开祯进行了采访，请他谈了《打黑》诞生的过程以及以一名作家的眼光对这起公共事件的看法。
当权力过度集中，缺乏监督或约束时，权力会诱惑人们去犯罪，有时甚至会迫使人们去犯罪。
■记者：最近几天已经开始了对文强一案的审判，对于曾经深入到重庆民间实地采访过的你来说，看到这些消息时，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许开祯：文强这个人给我震撼很大，他是警界英雄，曾经为维护重庆的稳定与安宁做出过杰出贡献，但是他后来蜕变，成为黑势力保护伞，为敛财不择手段，最终成为阶下囚。他人生的前后两页反差太强大了，带给我们的思索也十分沉重。我在想，文强的悲剧到底是他个人的悲剧还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剧？我在重庆的时候，就听到不少另类的声音，有人认为文强是体制的牺牲品。我采访过的一名企业家就跟我讲，文强这个位置的官员，尤其是政法系统的主要领导，他的工作注定了他要与方方面面也就是与社会各类人员打交道，那几个所谓的黑社会犯罪分子，与他发生关系并不奇怪。况且有的黑社会分子是社会名流（行业巨头、协会精英），有的还是政协人员。这是事实，我个人以为，看待文强，不能脱开这个社会而孤立地去看他个人做了什么，他的恶行某种程度上是这个社会的恶行，是一种体制下的必然。当权力过度集中，缺乏监督或约束时，权力会诱惑人们去犯罪，有时甚至会迫使人们去犯罪。当然，这些都不能成为帮文强洗脱罪名的理由，他必须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这代价就是接受法律的制裁。
■记者：法庭上文强竭力为自己开脱试图保命，在你看来，这个案子能够达到的最好结局是什么？
■许开祯：文强有权为自己辩护，这个时候他当然要求生，这是人的本性所致。至于他能不能保命，那要看审判者对法律尺度的把握。当然，这里面不排除一些人为的因素。就目前报道出来的文强所犯的罪行来看，文强最高可获死刑。我们的法律向来弹性很大，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慎用死刑后，很多在老百姓看来必死无疑而且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案件，结果往往与百姓的意想有很大差距。我是学法律的，就我个人判断，我认为文强最终可能被判无期，死缓的可能性都很小。文强不是罪不当死，而是死不了。
重庆打黑之所以能引起这么高的关注，最大的因素不是来自黑势力，而是来自公安涉案。
■记者：其实警方的“打黑”并不是只有这一次，但这一次却引起了这么广泛的关注，据你了解这是为什么？
■许开祯：是的，打黑除恶斗争在我们国家隔几年就要来一次。2001年，我们甘肃兰州就开展过一次声势浩大的打黑斗争。当时在省城兰州横霸一方的黑恶势力李氏黑社会团伙被摧毁，虽然在全国也引起了一定反响，但总体讲，影响不及这次重庆打黑的一半。
我个人以为，重庆打黑之所以能引起这么高的关注，最大的因素不是来自黑势力，而是来自公安涉案。以往打黑斗争，也有公安内部人员落马，但如此大面积的公安涉黑，公检法内部出现黑势力保护伞，甚至牵扯到高官，重庆是个特例。我也留心过网民们的跟帖，一半以上的网民在关注文强、陈光明等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这就是说，老百姓的目光仍然聚集在腐败上，而不是黑势力上。腐败才是老百姓最痛心的。
■记者：以你的了解，黑社会的现实状况是怎样的？
■许开祯：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辩证地看，一方面，黑恶势力有它顽固的一面，不是说今天打了，明天它就不敢存在了。它盘伏在社会这个肌体上，只要社会存在，黑恶势力就有机会成长。黑帮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它活跃和生存在各个时代，早期的“袍哥”“龙头会”“青红帮”等等，都是黑恶势力的代表。我们不能一谈黑恶势力就色变，就认为是现实出了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要看清现在黑社会的本质及表现特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法制的健全，黑恶势力也变得越隐蔽，它绝不像以前那样公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而是以更文明更现代的方式存在着。比如现在的黑恶势力几乎都跟大的集团大的企业实体相关。它做恶的手段也不是以前打打杀杀，强收保护费，尽管这种形式也有——它们用黑恶手段在某个行业甚至多个行业形成垄断或寡头地位，左右我们的经济生活甚至政治生活，其危害性更大。
■记者：你对这场“打黑”有担忧吗？是什么？
■许开祯：有，最大的担忧就是“一阵风”。这样的例子真是太多了，每次打黑刚开始都是来势汹汹，最后却不了了之。还有一个担忧，打黑结束后怎么办？打黑不能搞成运动，那样对我们的法制建设毫无意义，而且容易形成一个怪圈，那就是你越打它越黑，你打得多勤它就有多活跃。打黑要跟防黑、治黑结合起来，重拳出击要跟制度建设同步进行，要形成系统工程，要从根本上予以防范，这跟反腐败一个道理，你不能等人家腐败了再来反，要从源头上抓起。
我想通过小说的方式，来探究他们生存的根源，寻找他们发迹的脉搏。
■记者：你最初为什么选择写《打黑》这样一部小说？名为“打黑”，其实很大的篇幅都在讲东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庞龙是怎么“黑”，和怎么为社会上的黑帮充当保护伞的，对此你是怎么考虑的？
■许开祯：我始终不明白，在法制越来越健全、人类越来越文明的今天，作为异类的“黑恶”势力为什么依然拥有生存的土壤？我想通过小说的方式，来探究他们生存的根源，寻找他们发迹的脉搏，我要弄清，是谁给他们提供了发芽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和水分，还有阳光。
《打黑》成稿后，我把它送给一位朋友，那位朋友读完笑说，你是在替黑社会树碑立传啊？我笑笑，他误读了这个文本。跟我前两部打黑题材的小说比起来，这部《打黑》我用更多的篇幅描写了黑恶势力的成长，描写了他们“做大”“做强”的过程，还有这个过程中他们内心的冲突、挣扎与博弈，通过“黑帮”的成长还有对政治经济生活的浸透，让读者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黑”作为一种存在，它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也让读者意识到，“打黑”不只是公安的事，它是我们每个在阳光下生存的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打黑》中涉及到不少官黑勾结，黑白相融，互为利用，沆瀣一气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在现实中不乏原型，有些活在我身边，有些寄存在我脑子里，有些也许就在你身边，在你的那座城市。这些人物共有的特点是讲义气，兄弟情深，姐妹恩重，就因为一块坐过牢，出来就是生死弟兄。就因为一起挨过砍刀，他们就结成了生死同盟。这种“仗义”文化，“江湖”文化，在我们人际关系越来越紧张的今天，成为他们的招牌，成为他们张扬的资本，最终也成为他们走向毁灭的一把利剑。在批判和痛斥这种“黑道”文化的同时，我也期望读者能跟我一道，引出更深层次的思考，我们的文明进程，法制进程，到底还缺少什么？除了必要的监督，对权力的约束，对腐败分子的打击，对“法制漏洞”的弥补，到底还需要什么？
这是一个命题，值得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思考。
■记者：在你为本书积累素材的过程中，一定有不少让你有所触动的事和人，能不能在这里说说？
■许开祯：《打黑》这部作品的素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我长期对黑社会黑势力的观察和思考，另一个就是重庆打黑实地采访。采访过程中发生过很多趣事，有些事是颇有意味的，比如我到重庆第三天，大约是去年九月十四日吧，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我重庆的一位作家朋友打给我的。他在电话里让我立刻回去，还说重庆打黑重庆的作家都不敢写，你一个落后省份的作家跑来凑什么热闹？这个电话让我明白，重庆打黑一方面搞得轰轰烈烈，举国关注。另一方面，又让重庆的百姓心中没底。
■记者：有没有遇到过危害到你人身安全的事情？
■许开祯：没有，一开始我也担忧，我的妻子和女儿坚决不同意我写这部作品，更不同意我到重庆实地采访。但这部作品对我诱惑很大，刚到重庆，我自己也很担心，但事实并没那么可怕，到现在《打黑》第一部已然上市，我并没受到什么威胁。
体制内传统意义上的作家手里永远拿的是白描笔，而体制外作家手里操的是手术刀。
■记者：最近像《黑道风云二十年》、《黑道天涯》等这样的书很受欢迎，原因是什么？
■许开祯：原因就一个，越是老百姓不知道的事情，老百姓就越想知道。书业自进入2009年后，一股“黑风”横扫一切，其受关注程度远远超过原来的官场小说。这证明，官场小说已经将官场那些事儿写尽了，原来不知道的官场隐秘，读者现在都知晓了，再也不神秘，读者就要寻找更新奇的东西。
而以孔二狗《黑道风云二十年》为代表的“黑道”小说，则把多年来一直以新闻出现的“黑势力”用小说的方式还原了，将黑道不为人知的诸多隐秘呈现给读者，满足了读者的猎奇心理。这是一方面，更深的层面上讲，它还是一个作家敢不敢触碰社会现实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所谓的体制内作家用一种近乎麻木的姿态，躲在自己的象牙塔里，远距离地描绘着这个社会，而这批体制外作家一开始就面对社会的最痛处，关注社会的热点敏感点，所以他们的作品就更受读者欢迎，甚至达到追捧的程度。我曾说过，体制内传统意义上的作家手里永远拿的是白描笔，而体制外作家手里操的是手术刀。手术刀揭了社会的疮疤，触到了社会的毒瘤，当然读者要买账。
■记者：写打黑题材的作品与写官场小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许开祯：黑势力也好，腐败分子也好，都是这个社会的怪胎，是这个社会培养了他们，给了他们生长存活的土壤和环境。我曾在《政法书记》中写过一句话：当执法者爱上罂粟，法律会不会成为另一种土壤？只要是问题，刨根问底，症结还出在社会上，我们可以用转型期来搪塞或掩盖诸多矛盾，但我们不能不对我们的体制进行深度反思。作为一名作家，无论写官场小说也好，写“打黑”小说也好，追问的还是这个社会，我在力求找到这个社会的痛，并按自己的思索开出一个药方，我知道这个药方是无用的，但我不能让自己放弃，这可能就是作家的宿命所在。
■文/本报记者赵丽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