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经济学界存在争议。Eggerson和Woodford（2003a和2003b）曾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提出了理论上的疑问。他们认为，如果金融体系的各种摩擦因素有限，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又相互独立，那么，除非额外的货币创造被用于显示央行关于未来短期利率具体数值，否则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将没有任何效果。而支持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货币供给和一般价格水平在长期存在一对一的线性关系，作为反通货紧缩的有效工具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它最终是有效的。Krugman（1998）主张央行在未来实行一个持续性的扩张基础货币，才能够使得更高的通货膨胀目标变得可信，从而提高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以降低实际利率，来达到提高物价水平和刺激总需求的政策效果。
Bernanke和Reinhart（2004a和2004b）认为如果Eggerson和Woodford（2003a和2003b）所假设的条件不成立，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将通过以下三种渠道发挥作用[1]。
1、资产组合再调整渠道。根据Meltzer（2001），Brainard 和Tobin（1968）以及Tobin（1969）的资产组合观点，货币和其他金融资产是不完全的替代品，货币供给的增加将会诱使家庭和企业通过用货币资产购买非货币资产来重新调整自己的资产组合。这种再调整将提高非货币资产的价格，压低这些资产的收益率，以此刺激经济走向复苏。
2、财政渠道。该渠道强调大量的货币注入可能大大地放松财政预算约束，不需要提高政府的税收甚至减少税收就可以增加政府的支出水平（Bernanke，2003；Auerbach和Obstfeld，2004）。
3、信号渠道。基础货币投放增加很可能使人们对经济的恢复产生期待，从而改变他们的悲观心理，促进消费和投资。更具体地说，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以及大量购买长期债券可能向市场提供了一个央行与过去保守、谨慎的政策一刀两断的信号，这种信号效应在历史上可能发生过。Christina（1992）的观点很有说服力，她认为，美国经济从大萧条中的明显恢复和那一时期（1939到1945）货币供给迅速增长密切相关，而货币的供给增长来自于罗斯福时期的美元贬值以及资本从政局不稳定的欧洲大量流入这两个事实。而美国当时所实行的正是低利率政策，因此那一时期的美国可能成功地运用过定量宽松货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