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眼看正月十五元宵节已经过去，这个农历新年算是过完了。
长假过后，第一个上班的礼拜，从办公室里到MSN上，少不了许多寒暄。交流起过年的体验，我周围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抱怨的，尤其是那些工作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家在农村或中小城市的青年白领：过年就是连轴转地走亲戚、红包往来、喝酒……真是累不堪言！而几个刚做小媳妇不久、陪着老公回乡过年的女孩子更是叫苦不迭。
当然，相比与那些为了两张承载着乡恋亲情与人生希望的往返火车票而彻夜排队的打工兄弟姐妹们而言，上面的这些身心疲惫和苦楚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甚至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有人曾经说，一年一度的春运，已是“当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话一点都不为过。而这种上亿人次的人口流动活脱脱像一面镜子，将中国基础设施之脆弱、城市化水平之低下、经济社会结构之不合理……等等，一览无余地展示出来。因此，要说问题，这实际上是个复杂的综合性问题，并非简单的交通运力不足和监督管理不善。例如，中国目前铁路与公路设施与发达国家相比可能确有一定的差距，仍需要加大投入、加紧建设，使之近早实现现代化。然而，我们也必须客观公正地承认，中国的所有基础设施在发展中国家中几乎已经是最好的了，即便与发达国家相比，至少在硬件上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数量级上的落差。退一步说，即便中国在未来几年内通过大干快上，将铁路运力提高到（甚至超过）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水平，春运时的紧张状况也仍然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缓解。这里的道理很简单：世界上没有一个其他国家会出现全国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在短短几个星期里集中大规模迁移的情况。假如中国的铁路、公路、航运、民航设施改进到了能够绰绰有余地应付这种状况的水平，那么可以断言，它们将是极其不经济的，在平时一定有大量的运力无效空放或干脆处于闲置状态。
于是又有人提出，采取市场调节的方式鼓励国人错时休假、错时返乡。我不敢说这些主意一定没有效果，但在我看来，出这些主意的人都是经济动物，他们对文化对人的情感和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即便不是一无所知，至少是见识短浅。而这，恰恰是我要在本文中着重指出的。事实上，我认为，一个春节暴露的表面上是中国经济社会结构中的问题，但从更深的层次看，这是整个文明转型的一种表征。
从起源的角度考察，与西方社会里的那些千篇一律的宗教性节日相比，中国的传统节日几乎都与自然节气密切相关，这毫无疑问又是传统农耕社会的特征。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明的衍化，这种诞生于农耕文明的实际生产需要的节日又天衣无缝地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或者也可以说，后者本身就是农业文明的精神产物。于是我们看到，中国现存的传统节日，一般都具有祖先崇拜和提高大家族凝聚力的文化含义。这正是以儒家价值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
不用说，这样的传统节日是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生活方式的。我以为，这才是当下许多人觉得过年过得其累无比的根源。但是，经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对传统文化的极端反复的态度变迁，相信当代中国人中已经很少有人认为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障碍因而必须彻底抛弃甚至打倒了。相反，越来越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现代与传统之间决非是非善恶的对立关系，现代是传统的延续；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因子只要经过合理的转换，是完全可以变成现代化的重要资源的。就拿西方社会来说，今天的西方人依然高高兴兴地享受着圣诞节、复活节等等充满了宗教意味的传统节日，但这丝毫没有妨碍现代西方的世俗政治和宗教自由。甚至这些节日本身被人们赋予了许多适应现代社会的新的文化含义，其原始的宗教含义已大大淡化。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看到，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真正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完全抛弃的，大量表面上看似激烈极端的国家政策和社会行为，背后其实无不曲折地隐含着传统思维方式的内在支配力。
因此，“不能承受之过年之累”并不能表明春节是一个应当被扬弃的老古董。相反，它依然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东亚文明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只是它本身也应当像我们的古老文明一样经历一次巨大的转型。事实上，当我们习惯于用手机短信和电子贺年卡来相互拜年的时候，我们应该发现，这种转型已经开始。至于它的未来前景，则是我们今天很难预料的。文化非常不同于经济和政治，很难说它有什么进步与落后之分以及明确的追求目标，它的演化与变迁往往不是人为力量可以有意识地主动掌控的。
从各地媒体的报道来看，今年春节还有一群人过得很不顺心，他们就是花市商人。他们原本希望在2月14日地方情人节那天做一大笔买卖的，可不巧的是，今年的情人节恰好就在正月初一，年轻人之间的甜蜜被中国的“年味”大大地冲淡了，花市也就冷清了许多。从反面看，这似乎是传统文化悠长生命力的又一个可喜例证。不过，媒体还报道说，许多在年初一铩羽而归的花商十分机灵地立刻盯上了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只是不知道这种“洋为中用”能不能果真给他们带来一笔丰厚的新年收成？但若往大里说，这不正是现代社会试图改造传统文化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式的努力吗？
写于2010年2月26日，发表于2010年3月1日《成都商报》我的个人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