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坛之后期待楼市的雷霆行动
                           文/马跃成
     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干部制度的文章，但是这个题目太大，涉及的问题多，又很敏感，所以一直也不敢下笔。2009年我注意观察了一下，中央在干部组织建设工作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声势浩大的就算是在全党内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了，党内像这样的整风运动搞过很多次了，但是这次的活动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要让人民群众得实惠、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
     另外，习近平和李援朝多次就干部学习、作风、任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比如，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就对各地来的领导干部们不专心学习，而是吃吃喝喝表示了愤怒，而这种现象不是中央党校才有，在各级政府比较普遍。李援朝提出党员干部要注意自身培养，要注意选拔那些不怎么经常接近领导的同志，不能让老实人吃亏。
     其实， 2009年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影响最大的还是反腐败斗争的巨大成就。今天，我们关注的重要是足坛里的反腐风暴，以及南勇、杨一民等足协官员的腐败案子。人们希望尽早知道，足坛腐败究竟涉及范围有多大，幕后黑手究竟是什么人物？
     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中国省部级高官密集“落马”。其涉及人数之众、层级之高、数额之巨，足以刷新改革开放31年来高官落马的年度纪录。过去一年落马的省部级高官足有15人。他们分别是王益、米凤君、陈少勇、朱志刚、皮黔生、黄松有、陈绍基、王华元、郑少东、许宗衡、李堂堂、黄瑶、宋勇、康日新、张春江等，加上在这一年里被公开宣判的刘志华、陈同海和孙瑜，共计达18人之众。
     这么多高官出现问题，确实是对政府的严峻考验。同时，中央敢于面对现实，不护短、不怕揭疮疤，也说明我们的党确实有一种自我完善的机能。
     这些案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涉及经济问题，而且大部分与地产相关，或者直接插手工程招投标工作。
     原辽宁人大副主任宋勇当初在2002年4月调任辽宁省朝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任后，与朝阳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宋久林一起主持当地北大街的改造工程。在这期间，宋勇、宋久林二人涉及数亿土地出让金未按程序使用，以缓缴的形式庇护地产商，而他们得到的“回报”也相当“丰厚”。
     与宋勇案惊人相似的是贵州省委原常委、副书记及政协主席黄瑶案中，牵涉其中的贵州知名地产商黎庆洪、肖建生也已被捕。地产商身影频繁地出现在国内的腐败大案中。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司法等五个领域成为2009年反腐的重点。其中，首当其冲的即是土地腐败。
     2009年初，江西省国土资源厅爆出集中腐败消息，该厅4名副厅长3名去职，而这3人均曾负责过土地方面相关工作。
     在浙江省，据统计，2009年1月至11月，浙江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该省国土系统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已达61件67人，其中有15位正、副局长。这些受贿犯罪案件中，一半以上的受贿国土官员与房地产商有不同程度的利益交集。
     重庆市规划局窝案也是余震不断。重庆市某房地产开发商称，重庆规划局官员明码实价为开发商调高容积率，按每个平方米进行计价，每个平方米100～300元不等，收费标准根据地产商多赚的利润来增减。此外，加快审批速度等也有对应价格。
     此前，昆明市巨贪胡星也曾身为该市规划局局长，胡星及其前两任局长均犯案。我们一般认为最不可能出现问题的纪检、检查等司法领域也是败痕累累。如原天津检察总长竟然也是通过内控制天津地产来施加影响的。
     而我们认为最与地产不搭界的行业的腐败问题竟然也是从地产方面突破的。比如：中国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受贿近2亿元，在其长达8年的受贿时间里，涉及了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
     在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开发商与地方官员合谋导致的腐败案层出不穷。在基层，土地成为了腐败的重灾区。
     2010年初，昆明市市委书记仇和一针见血地指出：“昆明的土地价格比周边(省会)城市都低，但是房价不低，为什么？原因是钱到了老板的包里。这是巨大的贪污腐败！为什么？因为部分官员当了老板的保护伞。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下一步会对这些官员进行查处。”
     相信，仇和说出的是中央想说而不好轻易说出的话，地产领域如果要扫黑反腐，一定要比足坛热闹的多，这也是人们期待的一场好戏。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