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三姐金文男快递来的“快样书”——金性尧著、金文男编《星屋杂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我怀着一睹为快的心情，连夜翻阅一遍，在最冷的三九时节，合上全书，已是凌晨两点。我已允诺三姐一定写点读后感。其实，想写的感想很多。
在进入正题前，首先要提一下，令人告慰的是，先师金性尧先生身后绝不会寂寞。去年，曾受邀去先生的家乡舟山，参加了市政协举办《文以载道——金性尧先生纪念集》的发行仪式。今年，刚开年就已读到《星屋杂忆》。不久，我们还将读到先生的全集。三姐在电邮中告我：“全集的进展比预料中顺利，已由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所属百家出版社做成精品书，改成16开，精装，前三卷已出复红样，准备在今年8月份上海书展时出齐前9卷……”真是令人欣慰的消息！在全集出版前，令喜爱先生文字的读者能读到《星屋杂忆》，实是读书界的美事。《星屋杂忆》堪称先生各个时期散文之中的美文合集，辑录其怀人忆旧文章共六十一篇，涉及家人好友、家乡风俗、有关作家作品、图书期刊，从中也可透出先生坎坷的生平往事。读着这本美文，想集中谈一下我对先生散文特色的一些想法。
五四以来，从传统诗文的继承、发展角度看，文是肯定胜过诗的。鲁迅当时针对中国文坛所作“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 的总结，即使置于今日，仍然适用。在泱泱散文大海中，先生的散文，在其未届而立，即已驰誉三四十年代文坛。当年，他曾编成三个集子《星屋小文》（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6月上海出版，巴金编辑）、《风土小记》（太平书局1944年上海出版）、《文抄》（北平新民书馆1944年出版，周作人作序）。之前，他还曾与巴人（王任叔）、风子（唐弢）、柯灵、辨微（周木斋）、吉力（周黎庵）和孔另境等当时著名作家编有合集《边鼓集》（1938）和《横眉集》（1939）。
长期以来，谈论金性尧散文，几乎异口同声，论定他的文笔犹如周作人。据先生自己讲，于周氏兄弟，则受鲁迅影响更大。读完他的几乎全部著作，我也深有此感。至少，先生握笔走入文坛，则完全是从心仪鲁迅先生起步，因此，他最早的一批文章便以杂文成就为最。1934年， 18岁，他主动与鲁迅通信请益，可见其内心“冲动”着对鲁迅先生的仰慕之情。1936年鲁迅逝世，金性尧夫妇亲临丧仪。此后，他参与义务校对《鲁迅全集》，提议创办著名的进步刊物《鲁迅风》，并在巴人的领导、支持下，主编该刊前十六期（共出19期）。金性尧夫妇与许广平保持了长期的亲密交往。先生一生文字，引用和论及鲁迅之多，便是最好的明证。此时期，先生以文载道为笔名，写“鲁迅风”杂文，作为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起步是辉煌的，也是令人瞩目的。
先生早期或三四十年代的主题，除了针砭时弊的“鲁迅风”杂文，其散文相对集中，主要落笔于下述三个方面：第一，乡土风俗题材，代表作是《风土小记》中的《关于风土人情》一文。此文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一书，体现了文学史家对其乡土风俗散文成就的肯定。第二，范围广泛的文史随笔。《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一书除了也收《关于风土人情》，还收入其《夜读》、《读郁达夫〈闲书〉》、《重读〈论语〉》、《读〈浮生六记〉》等数篇文史随笔，体现了文学史家更看重他在文史随笔方面的散文成就。第三，怀人忆旧题材，《风土小记》中已收《忆家槐》、《忆若英》、《忆望道先生》和《忆三家村》等文。如果说，《星屋小文》作为第一本个人文集，多少留有初出茅庐的稚拙，那么，《风土小记》和《文抄》，则已基本形成作者后来所特有的散文风格，当时作者仅28岁，他在《风土小记》的《跋》文中说，“算起来，我和文字的葛藤居然也有十年以上了”。
《关于风土人情》说：“古人说诗是穷而后工的。我以为一切记载风土、节候、景物的著述，也以出诸遗民的笔下者最有声色。无论写景，记物，道故实，谈胜迹，虽娓娓道来，却无不含着至性至情，成为‘笔下常带情感’之作。”文中以明遗民张岱《陶庵梦忆》为例，赞美“其中所记虽为旧日留恋之胜，或当时生活中的一枝一节，而琐琐写来，涉笔成趣，可称文情并茂转折多姿。”作者还全文引了张岱《湖心亭看雪》这篇有名的小品。表面看，怀着类似明遗民的情致，写着乡土风俗的闲文，时引一些典雅的诗文，抒发自己“沉痛悱恻”“低回反复而不能自已”的情绪。类似这样情思的散文，颇有“知堂风”痕迹，事实上，周作人也大为赞赏。先生请周作人为《文抄》作序，周序除提到为该书刊行而“参与拉牵之工作”外，并不谈有关该书本身的话，却用了很多笔墨谈他感兴趣的“习俗风物”，并将北人纪果庵的《两都集》与南人文载道的《风土小记》作比，认为均属“文情俱胜”的“佳作”，不禁为之“高兴，更有他乡遇故知之感矣。”这便是文坛盛传、最早出诸知堂老人之口的“北纪南金”之比。周序其实放在《风土小记》中，也许更得其所。
然而，细观先生散文，其行文笔调，毕竟与知堂不同，尤其在抒情风格上差异明显。这一点当初在《鲁迅风》内部就有争论。当唐弢一再指责文载道写的杂文是“知堂风”、不是“鲁迅风”，在《鲁迅风》第四期上，卢豫东写道：“文载道的文章，虽然有人说他近似周作人，其实他清丽热情的杂文，特别是富有清丽的散文风味的杂感，却显然是有他底独自的风格的。”(宗珏：《文学的战术论（下篇：从“鲁迅风”所看到的“孤岛”杂文）》)时隔四十多年，美国学者耿德华也认为他们两者是不同的，“周作人克制、甚至害怕表露自己的感伤情绪。文载道不像周作人，他充分抒发多愁善感之情”。（《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散文风格的特质差异更多地集中于抒情的方式、程度等技法上。在我看来，金性尧与周作人，形似而神异。
而且，从两者文风源流讲，也有所不同。周作人文风显然受到中外各方的影响，但金性尧因为不熟外语，仅仅纯真地来源于文言诗文。这一点美国学者耿德华也在同上书中说道：金的“散文牢固扎根于传统之中”，并指出“他的散文的技巧是不间断的联想和比较”。先生去世，《文汇报》发表了他的遗作《散文的境界》，此文非常明确地道出了他自己散文的一个重要风格特色，即深深扎根于传统的诗文之中。该文谈到：
就拿他这篇短文而论，其文笔像知堂，还是像鲁迅？要我判断，则更像鲁迅。解放后，因为沉重的历史包袱，先生与外界很少交往，散文写作也中止了近三十年。他转而埋首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文史书籍的编辑。文革浩劫，先生更是雪上加霜，“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搞得家破人亡。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平反，政策落实……等等，使老人精神获得极大解放，犹如“重新投胎”。他终于再度提起笔来，著书立说。
从八十年代初起，他先后出版了学术专著《唐诗三百首新注》（1980）《宋诗三百首》（1986）《明诗三百首》（1995）。同时还出版了一大批文史随笔文集: 《炉边诗话》（1988）、《清代笔祸录》（1989）、《闲坐说诗经》（1991）、《清代宫廷政变录》(1992)、《伸脚录》（1995）、《饮河录》（1997）、《不殇录》（1997）《一盏录》（1998）、《六宫幽灵》（1998）、《亡国之君》（1998）、《土中录》（1999）、《奸佞春秋》（2000）、《清宫掌故》（2000）、《三国谈心录》（2002）、《夜阑话韩柳》（2004）、《闭关录》（2004）。晚年的金性尧，厚积薄发，文思如涌，如有神助，文章一篇一篇不停地写，著作一本一本不断地出。看了上面的书目，你一定会感叹，他简直就是一台电脑操控的印刷机，一刻不停地高速飞转着。然而，他不仅数量惊世，而且文质更胜，可谓是“庾信文章老更成”。金性尧的著作已广受欢迎，风靡海内外，更将作为当代重要的文化遗产传诸后世。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文坛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学者型散文大行其道，学者写散文，散文学者化，迄今已汇成当代典雅散文的一股潮流。这一现象很值得文学研究者注意和研究。而在此潮流中，先生的文史随笔格外引人注目，除学术性或知识性外，更有一种特色，每每化学术性颇强的文史论述而为优美隽永之散文随笔，尤显其独有的高超功力。我以为，他的一大批文史随笔显然是学者型散文中的靓丽极品，金性尧实为当代杰出散文大家。
晚年的金性尧，散文风格一仍其旧，“笔底常带情感”。明月清风，似无意中得之，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引诗征书，娓娓而道，款款而叙，依然平和洒脱。然而，毕竟饱尝风霜，阅世甚久，落笔越发凝炼持重，给人以炉火纯青、达识通人之感。即便轻描淡写，三言两语，点到即止，却令人深感其力透纸背。堪称出语常有警辟，行文多见珠玑，更有至性至情，诚为已臻化境。
他晚年所撰，大量文史随笔之外，尚有相当数量的怀人忆旧之作，多为短文，甚至极短，读来却感人肺腑，催人泪下，耐人寻味。这样的美文，非高手实难以为之。如写其大女儿的《她才二十八岁》、《找寻》，写妻子的《一个声音消失了》，写母亲的《此时有子不如无》，写亡友的《忆苏青》、《古人坟树立秋风》，写旧事的《〈鲁迅风〉掇忆》、《关于鲁迅的四封信》等等。这些怀人忆旧的美文，现已选编成一本合集，当能流芳千古。
细说起来，自然还有很多话，但我感觉金先生散文的主要特色，还是他对文字的独特驾驭，在抒情方法和火候上的独特而恰当的把握。这如他在《风土小记》的《重印后记》（1997年11月）中所说“抒情要抒到恰如其分是要有功力的，并非有情就可抒。”他正是当代一位具有独特风格而又富有文采、功力高超的抒情散文大师。
(2009-01-11 14:4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