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股票投资的热潮如星火燎原般地迅速席卷了中国大地，但二级市场的价格已经一步到位，投资充满了风险，要想发大财，吸引力最大的就是在一级市场上买到原始股。因此，每一次新股发行都会在全国各地掀起一股热流。为了让新股能够公平公正地发行出去，同时又不致对社会秩序产生破坏，上海采用了发行股票认购证摇号中签的办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自此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各地发行股票认购证也基本采用了发行认购证的方法。

　　在当时我国股份制试点的另一个城市深圳，这一年也面临着大量发行股票的任务。8月7日，深圳市人行、工商局、公安局、监察局联合发布公告，宣布深圳当年发行公众股5亿股，为此发售股票抽签表500万张，每张抽签表100元，中签率为10%。深圳发布的这个消息如同一声集合令，一下子就把全国包括深圳的100多万股民集中到了深圳的街头。他们错过了上海的机会，决不能再错过深圳的机会。到9日早晨抽签表发售前夕，深圳已经万人空巷，大街上到处都是排队买抽签表的人，有不少还是从外地带着成捆非法收购的身份证远道而来的。如此集中的人群，又因经过了连续两天两夜的排队而疲劳不堪，整个城市已经像一个火药桶，就等有人去点火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深圳市政府对这种情况并没有足够的重视，他们虽然派出了警察维持秩序，却不料这些警察反而成了在火药桶上点火的人，在很多发售点，他们一到现场就以维持秩序为名把群众的队伍冲乱了，然后往里面安插自己的熟人、朋友。于是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警棍袭向了无辜的群众，发售抽签表的工作也不得不停了下来。然而，就在停下来的时候，发售点的工作人员却正在成捆成捆地私分抽签表，那些维持秩序的警察也分到了不少。排队的群众还没买到，那些发售点却已高挂“免战牌”，声称表已售完，与此同时，抽签表开始在黑市泛滥，价格很快炒到了400元、500元，甚至1000元。

　　这种公开化的徇私舞弊行为激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但深圳市政府对此却视而不见，声称这次发行工作“秩序良好”，“充分体现了公正公平的原则”。当天就有为数不少的群众围聚在一起议论纷纷。事态持续到10日晚上，大批群众走上街头开始了一场游行示威，来到市政府门口表达他们的愤怒。事件迅速升级，深圳市政府面对压力，不得不向中央紧急请示，要求增加发行额度，又加发了50万张抽签表，并且承诺严查徇私舞弊行为。经过艰苦的努力，这起震惊海内外的“8·10”事件才算慢慢平息下来。

　　到当年年底，深圳市政府公布了查处结果，称已清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万余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其中金融系统内部职工私买近6.5万张，执勤、监管人员私买2万多张，给关系户购买近2万张。这显然不是深圳此次抽签表徇私舞弊行为的全部，由于查处的艰难，有的违法乱纪者成功地逃脱了法律的惩处。市政府还公布了对一些人的处理意见，有9人被公开处理，有的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就在深圳市政府这个决定公布的当天，深圳市市长郑良玉也被免去了市长职务，调离深圳。

　　对于这起震惊海内外的事件，有关部门在事后总结中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事先公布了中签率，导致认购者无风险意识，过多的人涌向了深圳。显然，这只是一种皮相的意见，没有触及事件的真正本质。事先公布中签率，只是技术上的一个失误，重要的是在抽签表发行过程产生的集体腐败行为，使整个发行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不公平。这次事件最大的特点在于权力参与了利益分配，舞弊人员如此众多，舞弊行为如此肆无忌惮，在中国股市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恶性事件。权力对股市的渗透，一直是中国股市的一大特色。在以后中国股市的演进过程中，我们不断可以看到一些掌有重权的公职人员利用权力参与股市的事件，这些事件无一例外都对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严重的破坏。

　　深圳“8·10”事件也使中央政府看到了加强股市监管的紧迫性。这年年底，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成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市场管理架构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