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艺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 诸葛长青
是毛泽东在1931年,《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点。
毛泽东自幼熟读孔孟学说。经过较长时期的革命斗争实践,毛泽东已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随时结合时势和工作的需要,古为今用。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1943年6月,毛泽东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通信上批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1958年11月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
毛泽东一生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号召全党认真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精神,深入群众,搞社会调查。他认为,只有经常地、深入地、正确地开展调查研究,才能不断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经过综合分析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据此制订出正确可行的方针政策。
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对西汉司马迁长期不畏劳苦外出游历,实地调查考察史迹的精神和做法十分赞赏。在《讲堂录》中写道:“司马迁登会稽,览潇湘,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
1917年暑假,他与同学萧子升以游学方式步行调查。从长沙出发,他们不带一个铜板,经宁乡、安化、益阳、沅江,历时一个多月再回到长沙。他们沿途深入民众进行细致的调查,了解农民和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人情。实现了“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的初衷。
1927年3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满怀激情,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了湘乡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精辟地指出:“在这样日益尖锐的短兵相接的形势下,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靠它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他还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的名言。他针对当时党内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和许多新接任的干部不调查、不研究,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划脚、瞎说一顿的倾向,尖锐地指出:“你对于那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他大声疾呼:“注重调查!反对瞎说!”他劝告党的每个工作人员:“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每个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又说,“必须努力做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1931年,毛泽东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点。他宣布:“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到底怎样才能使调查所得的材料真实正确呢?毛泽东指出:一对调查工作要有深刻的认识;二要有认真、积极的工作态度;三要对调查要点有深刻细致的了解。在同年的《兴国调查》中,毛泽东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到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和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所以,详细的、科学的调查,乃非常必要”。
1933年10月,毛泽东以他长期对农村各阶级进行调查的大量材料为依据写成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由当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通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1941年3月,毛泽东亲自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全党必须力戒肤浅,力戒空疏,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和环境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并决定中央设立专门的调查研究机关。为了推动全党开展调查,帮助同志们找到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的方法,毛泽东将他1927年以来的调查材料汇编成《农村调查》一书。在序言中他强调: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尤其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1942年2月,为整顿党的作风,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提到孔夫子提倡“再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耻下问”等,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工作中,经常引用。
建国以后,毛泽东仍然非常重视调查工作。
1955年,他亲自主持了一次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大调查,形成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1956年,他向34个部委调查了社会主义建设情况,形成了《论十大关系》一文。紧接着对中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社会矛盾作了调查,形成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60年3月《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的领导作典型调查,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他说,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的调查做得太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研究之风。会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几个调查组,下农村调查。
1961年毛泽东在广州召集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再次强调了调查的重要性,要求第一书记亲自动手搞调查研究,并在会上通过了胡乔木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每个党的领导干部,都要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自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订出制度,形成风气。
毛泽东明确指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历史和它的现状吗!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都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在他的先头。调查好比‘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像‘一朝分娩’。”
毛泽东认为,开调查会是了解情况的可靠方法,解剖麻雀是调查研究的基本功,用间接调查法往往容易了解真实情况,最后要用综合分析法把握事物的本质,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才能用以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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