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一)
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四章 丁玲的风雨人生（4）
丁玲陈明夫妇的悲欢
1917年，陈明生于江西鄱阳湖畔，父亲为儿子取名陈芝祥。
1934年，陈芝祥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一二·九”时，他是上海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创始人和组织者之一。193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离开上海，奔赴延安。从此，他开始使用笔名陈明，将自己的本名陈芝祥留在了白区。
1937年5月初，陈明看到了宝塔山。他从上海经北平、太原、西安来到延安，成为抗大十三队的一名学员。那一年他正好20岁，青春年少，风华正茂，浑身上下洋溢着一股勃勃生气。
1936年6月18日，苏联作家高尔基病逝，延安文艺界举行了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会，介绍高尔基的生平。晚上是文艺演出，在文艺演出的节目中，有一个是田汉根据高尔基小说《母亲》改编的同名独幕剧，正在抗大十三队的陈明扮演剧中的儿子巴维尔（伯夏）。
陈明那挺拔的鼻梁，机敏的眼睛，带磁性的嗓音和娴熟的演技，引起了一位女观众的注意。她30出头，一双聪慧的大眼睛，像聚光灯一样紧紧盯着陈明，放射出欣喜的光彩，她就是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丁玲。她觉得这个小伙子表演好，台风好，很会表现人物，这样的人才，当年在延安并不多见。演出结束了，她和吴奚如夫妇一起走回住处，路上，还为剧情激动着，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激动过了。她回味着剧情，回味着舞台上那一幕幕场景，情不自禁地在内心里轻轻呼唤着：“伯夏！伯夏！”伯夏是剧中巴维尔的爱称。
后来，丁玲一直把“伯夏”作为对陈明的爱称。
不久，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后召开第一次会议，丁玲和宣传股长握手时，一下子就认出了这是“巴维尔”。在四目相视的一瞬间，他俩都感觉到一种热流漫遍了心田。
在西战剧团里，他们每天行军、演出，朝夕相处，相知日深。1938年春天，西战团去西安。丁玲带着几个人先行，去打前站。从涧关车站上火车的时候，陈明胃部疼痛，脸色灰白，头上直冒虚汗，大家张罗着想找副担架抬他，却一直找不到。丁玲见了，把身上的挎包塞给身旁的同志，一下子就把陈明背了起来，噔噔噔踏上火车，直奔卧铺车厢。
卧铺车厢里坐得很满，丁玲找到乘务员，给陈明找了一个空铺位。把陈明安顿好，丁玲松了一口气，她又找来止疼药，给陈明吃下去，看到他的病情稍微稳定，才回到硬座车厢去。火车在沉沉夜色中向着西安开去，乘客们大都入睡了，丁玲却毫无睡意，她一直在惦记着陈明。
车到西安，丁玲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陈明送进医院，又拿出自己的津贴，托人去买布料和棉花。晚上，忙完一天的工作，丁玲就着电灯，一针一线地给陈明缝起了新棉裤。因为她看到陈明的棉裤在工作中磨烂了。她特意把裤腰裁得长一些，把棉花絮得厚一些，这样可以暖胃。
写文章丁玲是一把好手，针线活也拿得起。但在西安，要演出，要开会，要搞宣传，还要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诸事缠身，在这样紧张繁忙的日子里缝制一条棉裤，对丁玲来说，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陈明拿到了棉裤，深感意外，他轻轻地抚摸着，厚厚的，软软的，穿在身上一定很暖和。他领悟出丁玲对他那种超过一般同志的感情，除了母亲，还没有哪一个女人给予过他这样细致深厚的爱呢，一阵热流在他的心头荡漾开。就在这不知不觉中，爱情的种子悄悄地萌生了。
陈明的胃病急性发作住进医院。仅仅是几天的分离，丁玲感到怅然若失，而陈明则觉得度日如年，望着医院的天花板，陷入淡淡的愁云中。丁玲是团长，团长关心团员，合情合理，但过分的关心又怕别人说三道四。无论是每人一份的战利品，还是老百姓送来的慰劳品，她总要把自己的一份留给他；见他穿鞋特别容易坏，就省下自己的津贴买新鞋给他。这使陈明感到很不安。陈明清楚丁玲对自己的真挚感情，他既兴奋，又担扰，他觉得自己不般配。有时，陈明对自己说：她是看我比她小十几岁，只是像关心弟弟那样地爱护关心我而已。其实，陈明内心深处明白，这种解释是自欺欺人。
他们在西战团一起生活了十个月，在这十个月里，丁玲和陈明相识了，相知了，也开始相爱了。他们的关系发展得很快。他们不回避也不掩饰：革命同志之间真诚的感情，是很纯洁很正常的，有什么不好意思呢？陈明问：“你为什么爱我？”丁玲回答说：“和你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了。”
1938年7月，西战团凯旋而归，在延安经过三个月的休整，再次开赴晋察冀敌后进行宣传演出活动。丁玲没有率团出去，留在延安，陈明因胃病还没完全好，也留在延安参加学习。当时，丁玲住在山下，陈明住在山上。每天，丁玲把设法买来的鸡蛋和牛奶送上山去，给陈明增加营养。 丁玲 陈明 蒋祖慧 在北京家中1952年
陈明心中明白，丁玲送来的不是牛奶，分明是她的执着的爱情。他实在不敢接受。在他看来，年龄并不是他们的阻碍，而是他越来越觉得，她无论是成就还地位都太高，自己配不上。他甚至自责自己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他只能敬重她、崇拜她。他情不自禁地在日记里写道：“让这些日子快过去吧。”
1939年陈明担任了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的大队长，这个大队又称烽火剧团。陈明带着烽火剧团长时间地在边区各地演出。丁玲则在1939年11月调离马列学院，任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副主任。
陈明总觉得自己不能接受丁玲的爱，这份爱太沉重，可是他又忘不了她，也不忍心伤害她。他想逃避。于是，他长时间去边区巡回演出，试图让时间来冲淡这浓浓的情爱。
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革命的圣地，却成了一些人谈论的话题。他们觉得，丁玲和陈明之间有两个鸿沟，一个是两人的资历，一个是两人的年龄。他们搞不懂：那么有名的大作家，为什么不去找一个有地位的高级干部，偏偏看中了一个毛头小伙子？一些关心陈明的朋友更是直言不讳：“你就不怕让人笑话你是‘小丈夫’？”丁玲在年轻时就是一个不重门第只重感情的开放的女性，她不在乎这些，相比之下，陈明的压力要大得多。就连老朋友、大胡子诗人柯仲平也气喘吁吁地跑来了，很认真地对他说：“如果你们真的结婚，我怀疑你们能不能白头偕老？”
越是了解丁玲，陈明就越爱丁玲，在丁玲的身上，具有许多长处：真诚、热情、直率、温柔、才华，她把这些聚于一身，因而具有强大的魅力深深吸引着他，使他无法抵抗，不能自拔。可是种种议论他不能不考虑年龄、地位、资历、经历等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差距过大，会不会影响今后的生活感情？许多人的好心规劝，搞得陈明心里好烦。有几分躲避，有几分赌气，有几分就俗，当然也有真实的爱情，他和剧团里的一名叫席平的女演员恋爱了，并且闪电式地办了婚事。
席平是苏州东山人，抛弃富裕的家庭，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这个苏州姑娘长着鹅蛋脸，很有江南女子的韵味。她爱陈明，也尊重丈夫对丁玲的感情。他们生活得很和谐。
一天，丁玲和罗兰到一家饭馆里吃饭。饭馆里人很多，她们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来。丁玲是罗兰最崇拜的人，她把丁玲看作可敬的领导，又当成可亲的大姐，她爱说话，她在最亲近的人面前，把这些日子里高兴的事和不高兴的事，都一股脑讲给丁玲听。忽然，丁玲打断她：“罗兰，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饭馆里边还有我们认识的人？”
罗兰环视四周，疑惑地看着丁玲说：“没有哇，我谁也没有看见。”丁玲说：“你再仔细找找看！”罗兰又搜索了一遍，忽然看到了陈明，他和烽火剧团的一群人坐在一起，正在聚餐。罗兰高兴地喊起来：“陈明！陈明！”她那响亮的嗓门，一下子打断了那一桌子人的欢笑声。陈明立刻跑过来，坐在她们旁边，表情却有些不大自然，丁玲的话也很少，他们两个说了几句不冷不热的话，只有罗兰一个喋喋不休，一下见到两位好朋友，她实在高兴。她没有注意到丁玲和陈明两个人的神情有些异样。
陈明坐了一会儿，就回到他们那张桌子上，挨着一个女同志坐下来，那个女同志模样很文静。他们低声说了几句话，那女同志又朝这边望了望。罗兰问丁玲：“那个女的是谁？”丁玲却说：“我们走吧！”
罗兰把丁玲送回她的住处。进了窑洞，丁玲就哭了，对罗兰说：“你有没有发现，陈明变心了！”
罗兰看到丁玲落泪，有些慌乱，她还没有看见过丁玲掉眼泪呢。她赶紧劝慰道：“不会的，陈明不会变心，他不是那样的人！”丁玲说：“你不敏感，你不懂。他就要和烽火剧团的那个女同志结婚了！”罗兰一股怒气冲上来：“这个无情无义的陈明，我去找他！”她冲出窑洞，向桥儿沟烽火剧团的驻地跑去。陈明对她说：“和丁玲结合我有压力，也有顾虑，最大的顾虑是她的经历太丰富了，在这方面，我和她的差距太大！”
结婚是为了摆脱烦恼，但陈明却感觉到更多的烦恼，婚后，他依然深深地思念着丁玲。
1941年初，剧团回到延安。一天，陈明带着妻子去看丁玲，三个人见面的一刹那，空气似乎凝固了。丁玲强笑着祝这对新人幸福，敏感的陈明看透了丁玲痛苦的内心。刹那间他忽然明白，自己做了件天大的蠢事，感情这东西是绝对欺骗不了的，骗不了别人，更骗不了自己。席平从丁、陈二人四目相视的眼神里，一下子全明白了。她虽然知道丁、陈的感情，但想不到他俩是爱得那么深，那么真，她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丁玲面带笑容，祝愿他们美满幸福。丁玲表面冷静，内心却在翻江倒海，这一切怎么能瞒得过陈明呢？陈明夫妇告别后，丁玲扭头奔回窑洞，一头扑在床上大哭起来。她怨陈明，为什么做出如此蠢事，既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席平。
以后，陈明努力地爱妻子，但感到很累。不久，席平怀孕了。1941年底，刚做母亲的席平同意和陈明离婚。后来席平到延安医院当化验员，带着儿子和同是化验员的陈经镇结为夫妇，移居广州。
1942年2月，春节放假的日子里，在延安蓝家坪一间窑洞中，两个苦恋五年的情人终于结成伴侣。这一年，丁玲38岁，陈明25岁。结婚这天，他们没有举办仪式，没有请宾客，没有喝喜酒，没有撒鲜花，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两个人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不必麻烦别人，也不必惊动别人。他们的邻居、作家罗烽的母亲有些心痛地说：“你们爱得很苦！”
发表《“三八”节有感》
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先后请各方面一些亲朋好友吃饭。丁玲也在邀请之列。不巧当时她的女儿正好生病，她一听，心里很急，就借了一匹马赶到安塞保育院去了，因此没去赴宴。对于这件事，毛泽东恐怕未必在意，但江青是很不舒服的。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中写道：“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文章讽刺性地引用了江青的“一个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话。
当时有人读了，说这是讽刺江青。消息传开不多日，四月份，延安开始整风运动，在一次毛泽东主持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有些人对这篇文章提出批评，毛泽东说：“《‘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对我们党、对我们的干部有批评，但也有积极的建议，我们要不同地看待它们。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也就在丁玲《‘三八’节有感》的文章发表不久，毛泽东把丁玲找了去，专门与她谈了一次话。毛泽东说：“共产党是喜欢、愿意听批评的，如果我们不听批评的话，我们这个党就完啦！你批评了是好的。我也在批评。什么‘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听到这儿，丁玲心里暗想：他骂教条主义也骂得够厉害的了。
毛泽东抽了一口烟又说：“你这篇文章就没一点肯定人家，好像是人家一直就不好，这就不好了。应该与人为善嘛，与人为善就应该充分估计人家好的地方。”
没过多久，组织上就派邓力群来顶替丁玲的《解放日报》副主编的职务。
同年五月，丁玲参加了毛泽东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后，毛泽东与延安文化界的人士合影，他见丁玲走过来，忙从他坐着的前排位置上站起来，很有礼貌地向她做了个手势，说：“让我们的女同志坐在这位置，我们可不想在下一个三八节再受到训斥。”
不久，丁玲写了报告文学《田保霖》，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同时还有欧阳山的文章，毛泽东读后大喜，便于1944年7月1日的早晨，写了封信给丁玲和欧阳山，对她和欧阳山表示祝贺，同时约她和欧阳山到他那儿去叙谈。
丁玲和欧阳山接信后，当天下午就应约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见了他们很兴奋，他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
不久，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又说：“丁玲写了《田保霖》，很好嘛！作家要去写工农。”在一次高干会议上，毛泽东又夸奖道：“丁玲现在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
丁玲从1946年春动笔写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历时两年完稿。
1948年3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一个炎热的下午，毛泽东请胡乔木、萧三、艾思奇等人去树林散步。毛泽东走进树林，就坐下了，他见胡乔木等三人不来坐，就问肖三夫人甘露：“他们几个在干什么呀？”
甘露便走过去对他们说：“主席问你们干什么呢！怎么不来陪主席呀？”
肖三他们说：“我们在谈对丁玲写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意见。”
于是甘露便把情况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边听边抽烟，然后想了一想说：“丁玲很有才气，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
大约过了半小时，胡乔木他们来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问：“讨论得怎么样？”
胡乔木说：“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可以发表。”
恰好这时丁玲也在西柏坡。一次，甘露把她听到毛泽东对丁玲的评价，告诉了丁玲。丁玲听后，感到十分快慰。
同年6月，丁玲在西柏坡给丈夫陈明的信中说到毛主席对她的关怀和培养，还告诉丈夫，主席将她的名字列在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之后，这是她做梦也未想过的事。
后来，1982年3月8日，又是“三八节”，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一文中重提旧事，她说：“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是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我不反对跳舞，但看这些人不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没想到这将触犯到什么地方去。”这里的“她们”就包括江青、曹轶欧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