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源于印度，后传入中国。唐玄奘大师至西方极乐世界取回佛教真经的故事也津津乐道于民间。今日，佛教也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了大批信徒，在中国，约有30%的人口信仰佛教。而在发源地印度，佛教已经日趋没落，二战后虽有佛教复兴，但是印度国内依然是印度教占据了83%，伊斯兰教占据了13.4%。
中国的佛教来源于恒河流域的印度，传入东土之后在中国有了新的发展，繁盛之态不必赘言，而印度国内佛教的衰落的原因又有哪些呢？佛教进入中国之后是否依然纯正的发展，还是有了哪些变化呢？我们从中又可以得到什么启示呢？缺乏信仰的中国又该如何权衡宗教哲学和人间百态、市井之利、官僚权术之间的关系呢？
1首先我们从佛教的发源讲起：
佛教创建时，印度已经进入了封建领主统治的农奴社会。当时印度传统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种信仰，以及婆罗门作为一切知识的垄断者和神权统治的代表的地位开始动摇，成为众矢之的。自由思想家中出现了种种反传统信仰的沙门思潮。
佛教属于沙门思潮之一。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是释迦族的一个王子。关于他的生卒年月，在南、北传佛教中，至今仍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一般认为生活于公元前6～前5世纪。他在青少年时即感到人世变幻无常，深思解脱人生苦难之道。29岁出家修行。得道成佛（佛陀，意译觉者）后，在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区向大众宣传自己证悟的真理，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从而组织教团，形成佛教。
2.佛教在印度的演变：
佛教创立后，在印度几经演变。佛陀及其直传弟子所宣扬的佛教，称为根本佛教。佛陀逝世后，弟子们奉行四谛、八正道等基本教义，在教团生活中维持着他在世时的施设和惯例。由于佛陀生前在世时于不同场合对不同的对象有着不同的说法，弟子们对此便产生不同的理解。约在佛灭后100年，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两大派，称根本二部。此后100余年间续有分裂，先后分成十八部或二十部，称枝末部派。关于部派分裂的次第、年代、名称、地区均有不同的说法。当时佛教传播的范围，北至喜马拉雅山麓，南至基斯那特河（克里希那河）。佛陀逝世后约900年，瑜伽行派兴起。此派奠基人是无著和世亲。无著原是说一切有部僧人，因对说一切有部教理感到不足，而阐发大乘教义。其弟世亲，原是说一切有部学者，后从无著改宗大乘，称“千部论师”。无著世亲弘扬“万法唯识”、“三界唯心”的唯识论，此后传承主要有难陀、安慧、陈那、护法，之后还有戒贤、亲光等。
3.佛教在印度的衰落：
7世纪以后，印度密教开始流行，到8世纪以后，与印度教相接近。波罗王朝在那烂陀寺以外另建超戒寺，作为研习和宣传密教的中心；9世纪后，密教更盛，相继形成金刚乘、俱生乘和时轮乘。11世纪起，伊斯兰教的势力逐渐进入东印度各地，到13世纪初，超戒寺等许多重要寺院被毁，僧徒星散，佛教终于在南亚次大陆消失。
通过对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从阿育王孔雀王朝时期被定为国教，到因伊斯兰入侵而在南亚绝迹，再到二战后的复兴，再到如今的再次没落，佛教在其老家—恒河流域可谓十分脆弱，反观中国，佛教一直处于蓬勃发展的态势，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的灭佛，依然没有影响到佛教在玄奘之乡东土的强大生命力。
究其原因，佛教之所以衰于恒河而兴于东土，东南亚，和其传播地的社会历史发展有着莫大的联系。首先通过上述佛教的起源，演变，衰落我们总结出来佛教衰于印度大致有以下两个原因：佛教把本土的最高神灵梵天说成是佛陀的弟子，这让本土的很多国民难以接受，而在其他国家不会存在这种事情。佛教传不到西方国家也是这种原因。也大概是相同的原因，佛教徒与基督徒甚至经常争论“梵天”是否是“耶和华”，从此可见一斑；其二，伊斯兰打击：公元8—15世纪，随着伊斯兰教军队向中亚和印度的进军，西亚、中亚地区和印度佛教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和灭教。到15世纪时，随着伊斯兰教军队摧毁印度最后一座佛教大寺—超岩寺为标志，佛教就在印度本土彻底灭亡了。
而佛教“兴于东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日常接触到的佛教，和佛教的本义又有哪些区别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佛教进入中国的历程：
佛教何时从印度传来，从古以来传说不一。有的说秦始皇时（公元前２４６-２１０，接近阿育王在位时）就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中国（《历代三宝记》卷一等）。随后又有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２），博士弟子秦景宪（一说景卢）从大月氏国的使者伊存口受浮屠（佛）经之说（《三国志》裴注引《魏略•西戎传》）。而最通行的传说，则是东汉永平七年（６４）明帝夜梦金人，即遣郎中蔡愔等往天竺寻访佛法；至永平十年（６７）邀同中天竺僧摄摩腾、竺法兰并赍所得的佛像和《四十二章经》等，用白马驮来洛阳，并招待于鸿胪寺内。随后就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修建白马寺，并请他们在寺译出了所赍来的《四十二章经》等。一般认为这是中国正式有佛教、有寺院、有佛像和经典译出的开始。
但在这以前即永平八年（６５），汉明帝之弟楚王英已曾“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给他的诏书中，就有“伊蒲塞”（即优婆塞）、“桑门”（即沙门）等语（《后汉书》卷七十二）。可见那时佛教确已由印度传入中国无疑。又相传汉明帝曾允许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又允许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为中国有僧尼的开始（《僧史略》卷上）。显然其时已有印度和西域沙门来中国弘传佛法了。其后，桓帝于宫中立浮屠祠，修华盖之饰，而民间奉佛也逐渐兴盛。从那时以来，由西域来华的僧人有安息国的安世高、安玄，大月氏国支娄迦谶、支曜，康居国康巨、康孟详等；而直接由印度来华传弘佛教的僧人，则有竺佛朔、竺大力等。其中竺佛朔于汉桓帝时（１４７-１６７）赍着梵本来到洛阳，于灵帝光和二年（１７９）译出《道行》、《般舟三昧》等经二部三卷，月氏僧支谶并为传言。竺大力则和康孟详共译出天竺僧昙果从迦维罗卫赍来的梵本《修行本起经》。他们对于中国佛教的兴起给了有力的启发。又如汉末徐州牧陶谦部下的笮融，于广陵、丹阳等处大起浮图祠（佛寺），并制涂金铜像，及造堂阁容三千人，令悉读佛经， 浴佛饭众。乃至当时远居交州的苍梧牟融，也著有《理惑论》，以弘护佛教。证明这时印度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已相当广泛。
到了南北朝时代，佛教在中国日益兴盛。当时天竺各国屡次遣使来华通好。梁武帝亦于天监元年（５０２）遣郝骞、谢文华等八十人至中天竺舍卫国请得释迦旃檀像归来供养（《佛祖统记》卷三十七）。 时中天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在梁京，被任为“总知外国使命”。另在北魏景明四年（５０３），南天竺国并以辟支佛牙献赠于魏（《魏书》卷八）。其时北魏大兴佛法，天竺、西域各地沙门来洛阳者有三千人。
隋唐时代，为中国佛教义学的成熟时期。首先是隋朝统一了南北两朝，复兴佛教，原在北周任郡官的中天竺婆罗门般若流支的长子达摩般若，奉令仍职掌翻译，他于开皇二年（５８２）译出《业报差别经》一部一卷。时北天竺僧那连提黎耶舍，原在北周混俗隐居，隋帝即礼请他至长安大兴善寺，重事弘译。又有北天竺僧毗尼多流支，于 开皇二十年（６００）来游长安，应请译出《大乘方广总持》等经二部二卷。据越南佛教史籍传称，他曾在隋受中国禅宗三祖僧璨的传授， 后即于归途在交州（今越南北部）弘演禅法，形成越南前期的禅学一派。又有南天竺高僧达摩笈多，历经葱岭、龟兹、高昌来抵瓜州。以 开皇十年（５９０）奉隋文帝旨延入长安，住兴善寺，与阇那崛多共参传译。后来崛多去世，他即主持译事，从大业初年（６０５）至大业末年（６１０），先后在洛阳上林园翻经馆译出《大方等善住意》、《菩提资粮》等经论共九部四十六卷。同时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僧彦琮，也精通梵学，时有天竺王舍城梵僧，来谒隋帝，事后将还本国，请求《仁寿舍利瑞图经》和隋朝《祥瑞录》，即敕彦琮翻汉为梵，合成十卷，传往天竺。
佛教在中国的发扬光大，而中国化了的佛教也产生了某些异样的元素。历史上每逢战乱时期，出征戍卒之家往往笃信佛教，继而祈求佛祖佑其家属；和平之时，商人求佛助其盈利，士人求佛助其仕途，书生求佛助其高中，每每演变，及至后来航海出船，婚丧嫁娶，乔迁筑屋，甚至后来生孩子，都要祈求“送子观音”。
而这些中国化的佛教，又是怎样造成的呢？我们知道历史的演进遵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佛教作为一种哲学的历史，其演进我认为同样遵循这个道理。我们就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来分析佛学在我中华的演变：
首先，宗教哲学受统治阶级影响：佛教的教义教诲人们苦练今生，以修来世；而统治阶级希望百姓安分守己，息事宁人。借以佛教，借以修行教化百姓，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之一道教在此点上与佛教有着惊人的默契，“无为而治”，“挥洒自然”，“炼丹升仙”等等哲学观点虽然说法各一，但都是统治阶级所希望的，让被统治阶级安分守己的论调。唐代在把道教定位国教，却又有多位皇帝恭迎舍利子的行为，恰恰可以证明，只要可以为我所用，维护我的统治，佛教、道教无甚分别的。
由此，政治把佛教本义中的许多清净修为的哲学思想政治化了。
其次，人民大众对佛教的影响。百姓把宗教哲学用于自身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也对佛教有了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佛教得以推广发展。任何宗教哲学、思想的传播都需借助广大民众做推手。其次，人民群众影响佛教，在佛教传播过程中，我们发现群众往往依据自己的意志对佛教的诸多经典，佛祖任务进行加工。例如平时我们谈及观世音菩萨时所加定语“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等等。而从这些定语之中我们也可以得出许多的结论，从而更深层次的研究佛教的中国化。
也就是说，当佛教在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后，我们所称的佛教，所称的佛祖和佛教本义的佛教和佛祖已经有了微妙的差别。因为百姓生活不平安，所以百姓祈求平安。求谁呢？求佛。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所以百姓祈求安居乐业。求谁呢？求佛。百姓不能在今生看到希望，所以百姓把佛教的修今生，更多定位于得来世。也就是佛教给了人民在毫无希望的现实生活中一点点希望，而基于此希望，不断得神化佛教。
人民有信仰，这一点无可厚非，甚至我们提倡每个民族都应有信仰。可是我们要分清楚信仰和迷信的关系。信仰是动力，迷信是托辞。有了信仰我们会努力勤奋，而迷信却不相信自身的勤奋。而佛教在大众中的传播却多了不少迷信的色彩。
人争一口气佛受一柱香，这句话，我们静心想一下，是不是人们为自己的“争”而找的借口呢？佛，依托佛教之意，修行成佛。佛即是虚无，虚无即是佛。大彻大悟之后的佛，会因为一炷香而保护你，又因为你不烧一炷香而不保护你吗？我们是在尊佛，还是把我们心里的那种物质欲望无意识的强加佛呢？
我们求观音时，会说，“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大”菩萨，请问我们是在敬佛，还是在骂佛？佛普度众生之时，需要你加那么多的定语，戴那么多的高帽吗？
而我们为什么给佛物质化，为什么给佛戴高帽，给佛加定语？因为我们的现实，我们在现实中，需要送给官员物质，我们在现实中，求人办事之时，需要好言好语。所以，我们以为佛也这样。而我们看到我们所处的环境对于我们所理解之佛，有了多大的影响？
佛教兴于东土，因为东土改变了佛教，佛教被改变，因为我们的社会风气造就了这样的改变。避实就虚的统治者，使用自己曲解的宗教维持统治；避虚就实的人民大众，我们牢记了形式，牢记了咒语，牢记了加于佛祖前的种种定语，却丢掉了信仰，丢掉了对佛学哲思的冥想和思索。
不禁要问，我们信的，还是佛教吗？佛教的本义，我们可曾依然探索吗？
我们来看一下佛教原始的，和经过早期译者加工的原始哲学思想概念有哪些：
第一个概念是缘起论。佛教哲学的核心是缘起论，这构成了其信仰的基础。缘起论就是佛教的世界观、宇宙观，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主要原因、次要原因互相结合、相因相对而形成的。不要以为佛教讲的四大皆空、一切皆空是没有的意思，佛教不是这样看的，不是没有，不是不存在，不是无，是存在的，是有的空。一切现象都是有的，但是现象本身是空的，这是大乘佛教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佛教认为，事物现象有、本质空。佛教所讲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解释这个道理。色，就是物质，古代叫气，中国人讲阴阳二气，物质离不开空气，空气离不开物质，即不是等于的意思，而是相及的意思，色和空是相及不离的。看到有的同时又看到空，两方面看待事物。
第二个概念是因果关系，“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世间的事物都不是凭空而有的，也不能单独存在，必须在各种因缘条件结合之下，才能存在。一旦因缘散失，事物本身也就不复存在了，这就是佛教所谓“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缘起道理。它是佛教的根本教理，也是佛教不同于其他宗教、哲学、思想的最大特性。佛教谈因果，也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的。
第三个概念是平等，因果是平等的，善的因得到善的果，反之亦然。每个人做了好事，都会有好报的，人和佛是平等的。这个很不简单，其他宗教教主和一般的信徒不是这样的。佛教认为人人可以成佛，关键看你是不是去努力。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人与动物也是平等的。与山河大地、花草树木也是平等的，没有权力去乱砍滥伐，人和自然也是平等的。
第四个概念是慈悲。慈悲，按照佛教通常的解说，慈是慈爱众生并给予快乐，悲是悲悯众生并拔除其痛苦。慈悲就是予乐拔苦。慈悲实际上就是怜悯、同情，就是爱。佛教认为慈悲是由自爱出发最后归结为纯粹的爱。佛教的慈悲原则是建立在缘起说和无我说的思想基础上的。缘起说认为，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离开因缘而独立存在，因而，每个人都与众生息息相关，这种密切的相关性构成了慈悲的出发点。因此，在佛教中有一种内在的平等机制支持着慈悲学说，而慈悲又能给平等以心灵上的保证。
第五个概念是中道。不仅修行要合于中道，做任何事情，过与不及都不好。譬如日常生活中，有人过于追逐物欲，有人过分刻苦自励；有人对金钱的使用浪费无度，有人则一毛不拔，这都不是正常的生活之道。就像一只手，始终紧握拳头是畸形，只张不合也是畸形，一定要拳掌舒卷自如，这才正常。所以凡事要适可而止，要不偏不倚，这就是中道。
第六个概念是圆融，就是要圆满融通。几个方面的要素都要贯通，圆融是中国化佛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圆融精神已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优良传统，深深影响着古今的中国佛教。其深刻的意蕴和独具的价值，对当今世界和全人类而言，都具有现实意义，它是处理问题的一个很高的智慧。
佛教源于恒河，在东土之地的中国有了自己的印迹，而其发展的轨迹，有了些许的偏颇。我们应该充分理解佛教的本义，达到相通于自然的高度，就会发现，佛教、道教、包括基督教，都是一种自然哲学的言语。偏颇的认为信奉一种宗教是“虔诚”，只能说明对宗教的认识还停留在浅显的层次。自然一气，道法相通。哲学是对宇宙的感知，而宗教无疑是经过历史长河洗涤的更高层次的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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