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又推出一个 “什么是中国主流社会”的系列论章，看来，《环球时报》在2011年迎面将至之际开始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缺失担忧了。然而仔细深考，时报所忧的，其实并非中国主流价值观，而是当下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危情。社会价值观与政治意识形态，本来两码事，却硬拼凑一起，所以，当高级编辑黄晴发出《革命史造就中国主流价值》论时，也就显得实在为难甚至荒谬了。

    而要讨论中国主流价值观，首先应当解知何为价值观。我想，价值观这个东西，在中国着实应当好好讨论一番并值得广泛普及。所谓价值观，也为价值观念，但凡灵长类种属，庶几都有。其要义乃指人们关于自我生存和发展这类基本价值命题的立场、取向和态度，提升一点来解释则是人们所执的信念和理想，所以，价值观可视为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精神文明产物，它既是思想内容的表现，也是思想形式的表达，同时更决定了一个个人和社会集体行为背后的性质与动机。比如一个窃贼总是记挂他人的财物，一个贪官总是希图索取他人的贿赂，这样的行径背后，便是贼的本性和贪赃枉法以足私欲的价值观。

    对于自我存在与发展的价值之问，近代以来直至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一直都成为叩问中华民族内心的核心命题。从脱胎于封建集权与封闭农耕文明双重禁锢的中国近代史看，要摆脱重重梦魇着实是件不容易的事。1899年，年方26的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就是这样描述自己价值观的剧烈改变的:“余自先世数百年，栖于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了了然无大志，梦梦然不知有天下事……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簸荡、所冲激、所驱遣，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焉。”这一剧变，使梁由一个桃花源人一跃而成为世界公民。也正是这样的裂变，使他在第二年著写出洋洋数千言的《少年中国说》，雄文寄傲天下。以梁启超为例，从一躬耕垄亩的谷中顺民到意气风发的少年世界公民，反映出国人开阔眼界并看到真实世界之后的价值观变迁路径。这一点，与16世纪哥白尼从一名经院学者到以“日心学”的发现论而改变人类宇宙观几乎如出一辙。不过，哥白尼当时不敢发布自己的看法，而梁启超则敢冒天下之不韪，二者相比，梁的勇气更加可嘉。而二人价值观改变的根本因由，并非其它，皆是发现了自然世界的科学真理。

    看黄晴的革命史造就中国主流价值论，在感受一股陈腐无聊的左倾政治意识之外，便只是七拼八凑的麻辣火锅味道了。作者从实质淡漠的爱国主义到现代自主工业化，从语焉不详的革命文化到“摸石头过河”式的实践理性，还从回溯儒释道三教同源的传统文化跨越到当下时髦的民主法制、社会公平和环保意识等等，集成出一个“中国主流价值体系”。这样一个体系，无论怎么看，都显得空洞、苍白和无力，更缺乏历史的、实质的内容。于是，我便很怀疑起黄晴编辑写这篇文章的真实用意起来，直看到最后一段，才恍然明白：原来，黄晴之论，并非是来真正研讨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而是为“革命话语权”的旁落找寻一个重新发声的由头的。

    革命的话语权，曾几何时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登峰造极，更使一群不学无术之徒将私欲演绎到极致：从人人斗私批修，到个个狠斗私字一闪念，从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破坏掉，把一切都推翻掉，把一切都摧毁和消灭掉，如今是彻底地臭名昭著了。今天的中国人，经历了各式各样的革命洗礼，不再尿这一壶了，开始考虑自我的选择与追求，自我的价值与独立，自我的生存发展以及生而平等的权力，他们开始反对垄断，反对央企恣意妄为，憎恶贪官的巧夺豪夺，抨击官二代的恶劣行径，他们开始索要公平正义的法律法规，开始要求贫富不再悬殊，开始提出监督祼官财产，开始……等等这一些，让黄晴们发现，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正在唤醒民生与民意，正在抛弃旧有的专权，于是，黄晴们一下子觉得无比孤立和无比的无助。所以，黄晴们开始哀叹自己也有“成长的烦恼”。

    值得一提的是，黄晴在最后几句话中所称及的“愿望与现实时有距离”以及“价值观冲突时有发生”，表达出这种革命话语权旁落的心虚所在。而他所说的“急不得”，也最终暴露出试图阻止社会人文历史进步的卑琐意图。当然，在2011年面前，一个《环球时报》推出一个黄晴，显然远不敌于一个新兴的时代。所以，这样的一个编辑，除了迷乱于革命的故纸堆外，还错乱于一个全球化时代，早已不堪于当下的新兴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