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业困局中的政府责任

我原本并不清楚，如今做工业企业的，竟然如此艰难，尤其民营中小企业。

工业企业，在土地财政之前，一直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荷包，同时，也是安置富裕劳动力最重要的一环。

我的故乡，原来工业企业红火时，客户，记者，地方政府官员，各类劝募者，车水马龙。

不过彼一时此一时。

如今听说，许多企业门前车马日稀。昔日王谢堂前燕，如今全飞去了金融地产业了。

盛衰易势，其实是市场的常态。

缺少创新技术的工业企业，注定要没落。

不过，传统工业企业遭遇的，不仅仅是市场的寒流。

年中，故乡一位朋友，气哼哼地告诉我，工厂简直没法做了。经济危机下，原本就是惨淡经营，勉力支撑。如今搞节能减排，政府竟然要拉闸限电，签了合同，到期要交货，无法正常开工，如何是好！

后来看新闻才知道，不独我的故乡，在全国很多地方，节能减排运动，基本简化为了拉闸限电，到11月份的时候，还有类似新闻爆出。

拉闸限电，受损最大的，不是金融企业，不是房地产企业，也不是百货服务业，而是工业制造业。

类似的难以逆料的非市场行为，对于既无垄断资源可凭恃、也无官方背景可借力的大多数传统工业企业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在中国这个新兴市场创办企业，企业家所需要的智力和情商，实在远高于普通人和正常市场化国家的企业家。

毕竟，他们除了要面对市场的挑战外，还要面对许多非市场性行为，尤其是来自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变形。

当下，一项政策的出台，不仅影响企业的利润高低，甚至，还会事关企业的生存发展。

比如，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时，明显对中小规模的民营工业企业持有偏见，只欢迎“金融企业、房地产企业、央企和世界500强”。

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时，许诺低价土地，税收减免，银行对接，吸引投资。但是，没有合法性依据的权宜之计最易发生变化，加上地方政商关系的复杂性，招商引资最后变异为“关门打狗”也是常见的事。

2010年12月1日起，中国将终止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这是中国健全市场经济制度的一大步。但是，在国内，因资本性质和企业规模不同，以及地方政府政绩和财政诉求，不同企业间形成的超国民待遇或二等公民分野，事实上并没有减缓，甚至因为金融危机，有变本加厉之势，解决之途依然漫漫。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有远见的企业，对于政府的要求，已经远远超越了政府招商引资时许诺的诸多优惠，它们更期待政府回到服务型政府本身，严守边界，严格守法执法，让各类企业，无论资本性质，无论规模大小，在发展中都能均享国民待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公平获取其他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支持机会，而不是人为地把企业划分三六九等，也不是人为地强行介入企业的市场行为，干扰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更不是借力传统的政商关系，对企业釜底抽薪式地掠夺。

稳定的合乎法律精神和市场逻辑的政策和行为，才能够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最终从不完全市场经济走向相对成熟健康的市场制度。这是企业最大的福音。

(原载中国周刊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