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我们当前正处在这样的敏感阶段，如果处理得好，就能够顺利跨过去，实现可持续发展。现在对这个问题如此重视，说明无论是学界还是决策层，都对我们当前的发展阶段有着清醒的认识。

　　要破除 “中等收入陷阱”，必须立足于中国经济制度的差异性去思考，而且尽管解决方案很多，但必须要有一个先后次序，得找到一个突破口。

　　支玲琳：有关 “拉美陷阱”的讨论，其实并不新鲜。然而就在最近，这一话题开始陡然升温，并且媒体、学者们流行用另一种方式称呼它——中等收入陷阱。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过渡到高收入，比从低收入过渡到中等收入要难得多。许多国家都曾掉入 “中等收入陷阱”，而导致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徘徊。在不少国内学者看来，这甚至是 “十二五”时期中国面临的最大课题。 “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表述，究竟触动了当下中国经济的哪根神经？

　　陆铭：这并不意外。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在经济起飞阶段，其实发展路径大致相似。但在人均GDP向3000-10000美元发起冲击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会在这个阶段暴露出来，发展战略也容易出现偏差。

　　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就已经突破3600美元，可以说我们当前正处在这样的敏感阶段。如果处理得好，就能够顺利跨过去，就能像欧美这些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旦处理不好，有可能停止增长，贫富差距悬殊。正如阿根廷，在大约100年前，是举世瞩目的明星国家，但是至今还是未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阴影。现在对这个问题如此重视，说明无论是学界还是决策层，都对我们当前的发展阶段有着清醒的认识。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支玲琳：但是我们注意到，出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这些拉美、东南亚国家，经济体量都不大，抵御国内外经济风险的能力可能也相对要弱一些。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特殊性将如何体现？

　　陆铭：的确，小国经济发展相对比较单一，经过最初的经济起飞期后，由于缺乏产业梯度转移的空间，要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在技术、人力资本的提升上向发达国家看齐。但这种提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因此很多国家，就在这一环节发展中断了。而中国的优势在于腹地够大，可以实现经济的多样性。比如东部沿海地区，已经逐步接近发达国家的程度，但是很多中西部地区可能还处在工业化中期的状态。这样就给了一个缓冲的空间。

　　但我们也有自己的情况，这就是地方之间的市场分割，有时候可能导致大国优势发挥不出来。由于市场分割，地区间的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在未来，我们如果能够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城乡之间的“三大”关系，那么就一定能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找到契机。

　　支玲琳：我们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型是成功的，但能否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这是摆在未来发展道路上的一道难题。为此，各路专家也纷纷开出 “药方”，诸如经济发展实现内生化转型，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平衡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缩小贫富差距，等等。您怎么看？

　　陆铭：这是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当前，收入差距拉大、劳资纠纷增多等现象，在国内亦有苗头。如果不加提防，“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不是没有可能。但中国的情况，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比如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等，导致劳动力流动受限，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这些问题在别的国家并不突出。

　　我的观点是，要破除“中等收入陷阱”，必须立足于中国经济制度的差异性去思考，而且尽管解决方案很多，但必须要有一个先后次序，得找到一个突破口。至于这个突破口，我认为就是解决劳动力市场的扭曲问题。因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甚至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失衡，问题都出在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这个病根上。

　　这个逻辑是这样演绎的：由于政策因素限制了城市化进程的时候，在农村的劳动力出现了供给剩余，于是劳动力在农村的边际产出也被压低，但这种边际产出决定了农民工进城的工资“参照标准”，而农民工的保留工资又成了决定城市部门工资的基础变量。于是，不仅是农民工的工资（包括增速），都在这种情况下被压低了。在这个基础上，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持续下降、投资率持续上升、城乡差距扩大，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如果要我开这个药方，无他，就是继续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以户籍和土地制度为突破口，有序地推进城市化。无论是中国要实现根本转型，还是要平衡内外经济的关系，抑或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消弭贫富差距，没有这个基础，就是无本之木。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中国未来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所在。

　　支玲琳：现在有观点认为，是因为拉美国家不顾自身经济基础，太快学欧美国家搞福利，才导致了经济的一蹶不振。而日韩等国福利制度相对延后，避免了危机发生。对此，该怎么来看，您认为政府在其中究竟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陆铭：这绝对不是导致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关键。事实上，日韩等国和拉美在前期走过的道路相似，注重产业政策引导、国企和政府发挥作用。但问题是，进入到后半程，日韩更多发挥了市场的作用，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逐步减少，而且在收入分配上，日韩、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比较注重公平分配，实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所以得以成功转型。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要发挥市场作用，实现公平分配，政府职能就必须转变，这也是我要强调的。千万要克服一个思想误区，以为任何事情都要靠政府干预才能解决问题。目前的问题，有些地方恰恰是过度依赖政府引导，反而导致了低效率和寻租现象的发生。政府要引导的，是资源的合理流动，否则，差距不仅不能缩小，反而会日益扩大。在未来，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无疑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