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前有次到香港，在上海书局那间二楼店里买到香港基本书店印制的《围城》，这个版本使用一九四七年晨光版翻印，底本是《围城》早期版本，繁体横排，虽手中这册为盗版，却另有一种殖民地阅读文化特征，尽管钱氏说：“我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但在读者来讲，似乎《围城》超过了作者其他学术著作，因此收集《围城》版本也是钱迷的基本要求。钱氏又曰：“出版了我现在更不满意的一本文学批评以后，我抽空又写长篇小说，命名《百合心》”，若从作者角度而言，大约写小说比著学术更惬意顺手，用钱氏自己的话：“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还是忍不住想继续在卖笑的路上走下去，不过读者依然喜欢他那种带有文人气质的刻薄与幽默，这也正是《围城》可以传世的高妙之处。许多文章谈到钱锺书皆喜论其学问，且以《谈艺录》与《管锥编》当作钱氏学问成果，倘使要我作点评说，还是以为《围城》才是钱锺书先生的杰出妙品，其所谓代表作，以此著为第一。无论钱氏学术如何高深，言钱锺书必谈《围城》当为世人所认同。这里夏志清先生说得分明：“《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讽刺文学，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是，它比它们优胜，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对《谈艺录》的评价则为：“此书用典雅的文言撰写，沿用传统诗评方式，对中国古今数十位诗人的风格和用字作了精密的研究。可是，尽管此书眼光正确，范围惊人，旁征博引(举例时援用了上自柏拉图下迄白瑞蒙神甫HenriBremond的西方诗学)，却没能替中国诗的急需重新估价立下基础”

今年为钱锺书先生诞辰百年之纪念，其生前所任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他召开学术研讨会，出版精装《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前些年许多人写文章称颂钱先生，赞他为“文化昆仑”，实在是将自己置放到瞎子摸象的位置上，失去辨别，换言之，“高山仰止”的道理只在自己太矮小，并且可悲地认为旁人也用同样的角度抬头仰望。此纪念会所出版文集分作四辑，读后觉得书中收文尚算平和，已无以前刻意拔高的作品入选，除对钱氏学术研究之外，多为友朋交往回忆，陈历往事，亲切可读，见识钱先生风趣也或顽皮淘气的个性，菲薄和调侃他人取乐，文人之癖，性情如此，实与学术或创作无关，倒是凭添趣闻，也是谈逸事的好材料。毕竟像钱锺书这样的天才，才华早已在其作品之中，夸大与贬低都为不智，平实方可亲近。

《钱锺书评说七十年》分“怀念”、“钩沉”、“争鸣”、“论列”四部分，前两部分为老生常谈，为多年前早已散见各刊之文，编入书中亦乏善可陈，后两部分虽也是前些年的批评文字，汇编结集，给读者一些可值辨析与思考的益处。不过那些批评的文字多意气用事，颇多火气，难免语言过当，流于攻击的情绪里，而致论述失于偏颇，读者作参考可也，却难以信之为凭。

《一代才子钱锺书》为汤晏先生所写钱锺书的传记，原在台北时报公司出版，书名《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可见作者多有夸张，后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改作《一代才子钱钟书》，仍未脱俗套，难怪作者想请杨绛为此著写《序》遭拒，听杨绛所言：“未能从头至尾细读原稿，对于您所采用的某些资料是否可靠，我不知道”便知因由。据说杨绛有评曰：“书印得很好，照片比别的书清晰。有些事不确切。”替人作传之难，于此可见。

2010-11-12中午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