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生活节奏快，快得让我这个急性子的人都感到有压力。香港人走在马路上，从来都是一幅急匆匆地样子，很少见到有人在马路上东张西望地踱“四方步”。也许是粤语原本的发音特点决定了他们说话的速度很快，即使他们面对北京人故意放慢语速说“普通话”，也会让我这个北京人有“耳”不暇接的感觉。在湾仔、铜锣湾等地区的餐厅中，人们吃饭的速度也快得惊人，我和同伴坐下来享受港式美食的时候就发现，我们一餐未尽，周遭的座位已经“翻台”两次。香港人的工作节奏也很快，无论酒店、餐厅、车站，所有服务人员的脚步频率都很高，有的甚至可以用小跑来形容。在香港，无论你走在街上还是坐在餐厅里，都会深刻体会到“时间就是金钱”。香港人多地小，竞争激烈，为了获得更多的机会，大家都加快脚步，谁慢一步，谁就有可能被淘汰。这种激烈竞争的积极意义就是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激烈竞争的负面影响就是人们的精神压力太大。

在香港街头，随处可见目光呆滞或表情麻木的人从你身边走过，有些做生意的摊贩，坐在那里神情恍惚，表情僵硬，无论顾客怎么询问，都是一幅不理不睬的样子，只有你付款的时候，他们的目光才会勉强移动一下。从他们的表情中，我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快乐和希望，只有对前途的忧虑。我与一位朋友相约在香港中环地铁站的出口见面，我早到了几分钟，就独自站在地铁出口处四下张望。突然，一名中年男子指指点点、边走边说，独自朝我走过来，我以为是我那位朋友赶到了，于是也赶紧转向那名男子准备搭话。结果，那男子从我面前直愣愣地走过去，仿佛完全没有看见我。我才意识到他可能是一名精神病患者。在骆克道附近的一个报摊前，我准备买一份当天的《文汇报》，顺便向报摊主人问路，无论我如何客套，那卖报的中年妇女都是一幅面无表情的样子，对我的提问也懒得作答，再细看，这位报摊的主人面色憔悴、神情黯然，一双眼睛完全失去了光泽。我自知又遇到一位精神压力大的人，所以就悻悻地走开，不忍心再打扰她。在旺角洗衣街的路口，有一个名叫“麦花臣游乐场”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公社去居民无偿使用的足球场，主体当然就是一个标准的硬地足球场，场地被漆成浅绿色，乍看一位是草坪。足球场的两个半场上还分别用红色油漆划有篮球场的标线，应该是一地两用。球场的一侧有看台，看台不大，估计最多能容纳2000名观众。我到那里的时候是晚上8点多，我的同伴在邻近的通菜街（女人街）上疯狂购物，我倍感无聊、四处闲逛，无意间看到这个“麦花臣游乐场”灯火通明，于是，进去决定进去看个究竟。看台上零散坐着一些观众，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因为观众不多，彼此间隔很大。我挑了在看台的第三排落座，距离前后左右的观众至少2米距离。但见球场上有两支球队正在比拼，两队分别着绿色和黄色球衣，裁判着黑色短裤、红色上衣。两队一攻一守、有来有往，颇有夺标的氛围，裁判也跑前跑后，不敢稍有怠慢。奇怪的是，看台上的观众没有喝彩声，也没有拉拉队，大家都默默地坐在那里静静地观看。只有个别相识的观众小声议论着什么，整个看台根本没有看比赛的氛围。我向身边的另一位观众打听是什么人在比赛，那人面无表情的看看我，然后摇摇头，一声不吭。我也试图向另一位观众打听，但立刻作罢。无非就是一场民间的娱乐，管他谁和谁呢？在我观看比赛的过程中，不时有人默默地站起来离开球场，那种静默让我感觉不是身处足球场而是在外科手术室。不难发现，看台上那些观众多数人是把这里当成一个放松的地方，而不是看比赛的地方。他们面无表情，不为比赛欢呼呐喊，也不为比赛拍手叫好，让我感觉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坐在那里，至于他们心里在想什么，我就无法获知了。但从他们的表现中，我看到的仍然是忧郁，他们究竟为什么而忧郁，我也无从能够知晓。我此次去香港，每天早晨起来都要买一份《大公报》或《文汇报》，以便了解时事。我一共买过3份报纸，其中1份报道是有关精神压力大而跳楼身亡，还有一份报道是一男子因财务问题持刀杀害亲属。我在香港滞留短短5天，就通过报纸得知2起因不堪压力而导致的命案，可见，这类事件在香港并不鲜见。

早就听说香港有一种卖淫的形式被称为“一楼一凤”，意思是说每个房间里有一位卖淫的妇女，这些妇女也被称为“凤姐”或“楼凤”。这些“凤姐”大体有两类人构成，一类是本港当地的家庭主妇，另一类是从大陆、东南亚等地流入的妇女。那些本港的家庭主妇很多是有夫之妇，其中不乏改革开放以后嫁到香港的大陆女性。她们在租屋中卖淫，丈夫大多知道，但迫于生活压力，也没有办法，只能如此。据说在香港，有很多工薪家庭都有这种情况，有些甚至就是依赖这种“一楼一凤”的经营方式维持着家庭生活。可见，在香港，卖淫不是为了致富，而是为了维持生活。我在尖沙嘴、旺角、铜锣湾的居民楼门上，都看到过这种一楼一凤的广告，初见时觉得有点别扭，但看得多了，心态也就平静了。

我以前也认识一些香港人，他们在大陆人的眼中是有钱人，但他们在香港，基本上就属于普通市民。他们需要面对住房、就业、抚养孩子等各种压力，而香港社会的竞争确实让很多人无所适从。我认识的一个香港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只要有一份工，就好办。这句话听上去平淡，实际上包含了多少辛酸和无奈，只有他自己知道。从我们今天的情况推断，香港的今天就是北京的明天，总有一天，我们也会面对和香港社会同样的生活压力，我不敢对我们后代的事情妄加预测，但我这一代肯定会遇到类似于香港市民的压力，也可能是5年以后，也可能是3年以后，也可能就是明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