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总结了我和我的合作者近年来有关城市和区域的研究，近期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

三、走偏了的城市化道路：认识上的误区

在这样一个地理越来越重要，而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强的背景之下，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就走偏了。走偏了的城市化道路源于几个根深蒂固的认识误区，我将其总结为五个问题。

问题之一：集聚与平衡矛盾吗？

一种流行的观点是，中国今天的区域间发展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是由于经济集聚导致的，是因为东部集聚了大量的资金和人才。这个看法是不对的。为什么呢？我们需要区分两个概念，一个叫规模差距，一个叫人均差距。不同城市之间人口总量或GDP规模之间的差别叫做规模差距，不同城市之间人均GDP或者人均收入的差距叫做人均差距。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看到大量的人和资本往沿海集聚，同时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呢？因为现有的政策主要限制住了低技能者的自由流动，却没有限制住高技能者的自由流动。大学生毕业之后，相对容易得到城市户籍。就算得不到，按照上海现在的政策，在上海待了七年，符合一定的条件之后，就可以得到上海户籍了。但是，请注意，要在上海获得户籍，必须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这就使得低技能劳动者几乎不可能得到上海户籍。所以，现有的政策主要限制住了低技能劳动者获得更高收入、更好工作和更高质量生活的机会。资本不断往东部集聚，劳动力也不断往东部集聚，最后，高技能者更多留在沿海了，而低技能劳动力却回到了家乡，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差距能不越来越大吗？

我们今天在做区域发展政策的时候，不去改变扭曲的政策，而是在既有的政策之下修修补补，继续依靠往内地增加补贴来寻求平衡发展。当然，补贴欠发达地区不是错的。但是，我特别需要强调一点，区域间平衡发展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劳动力自由流动。劳动力自由流动以后，区域间差距可以缩小。当然，区域间差距不会完全消失，这时，政府再去补贴欠发达地区，而且要重点补贴落后地区的医疗、教育这样的公共服务，让欠发达地区的居民至少在生活质量上和较发达地区一样。生活在内地，房子没有沿海城市的房子那么贵，交通没那么拥挤，污染没有那么严重，犯罪率也更低。反过来说，在大城市的确可能赚钱更多，公共服务也的确更好，消费的多样性更丰富，但是，生活在大城市也是有代价的，生活成本比较高，房子很贵，而且大城市可能比较拥挤和污染，甚至犯罪率也可能要高一点。于是，不同的人可以按照不同偏好自由选择，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区域间平衡发展状态。

问题之二：经济集聚已经过度吗？

第二个在认识中的误区，就是认为中国经济已经集聚过度了。《世界发展报告2009》是世界银行出版的一本用空间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方法来看待经济发展的报告。在报告中，研究了世界各国的人均GDP与经济集聚之间的关系，越发达的国家，人均GDP越高，经济集聚程度也更高，比如美国、日本和德国，而低收入国家则同时具有较低的经济集聚度。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本身就跟经济集聚有某种内在联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工业和服务业比重越高，当然经济的集聚程度就更高。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是，人均GDP和集聚程度都不高。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可以得出几条规律性的经验。第一就是大的发达国家一定有一个人口可以称之为国际大都市的龙头型城市，比如东京、纽约或伦敦，而这个世界一流城市的基本特征就是人口的规模达到一定的数量。比如说东京都，即东京圈的核心城市，在面积只是上海三分之一的情况下，人口已经达到1200万，而上海面积是东京都三倍之多，常住人口不过1900万。在日本，50%以上的人口就居住在日本的三大都市圈内，而整个日本10%的人口就居住在东京都。以东京都为中心的东京圈人口总量为3500万，占据了日本总人口的1/4多。相比之下，上海加苏州的面积基本相当于东京圈，常住人口只不过2700万。那么，集聚是不是会带来区域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世界发展报告2009》通过分析跨国数据发现，越是发达的国家区域间差距越小。因为在绝大多数国家，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而劳动力自由流动是起着均等化地区间收入的作用的。[⑤]

问题之三：城市化产生了城市病？

第三个流行的观点是，要限制大城市发展，因为城市化产生了城市病，我们很容易在城市观察到拥挤、污染、犯罪这样一些问题。那么，是不是越集聚，城市越发展，这个城市就一定就越拥挤，越污染，犯罪越多呢？不一定。上海今天已经有十多条地铁了，为什么上海可以做到？因为城市规模大，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可以被分摊掉，这就是规模经济。像今天上海这样的地铁密度，加上以后市中心的停车费越来越贵，油费和出租车也越来越贵，未来人们进市中心就乘地铁了。当人们减少对于汽车的依赖时，拥挤的问题实际上是可以缓解的。在东京、巴黎这样的城市，生活或工作在市中心的人很少开车的。所以，拥挤和规模之间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

污染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个城市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它的产业结构会变成以服务业为主，服务业的工作都是“绿色工作”，越是发展服务业，单位GDP的碳排放越低。在《哥本哈根协议》里，中国政府承诺未来单位GDP的排放要下降，越是要实现这个目标，越应该发展城市，特别是发展大城市，这时，GDP增长更多在服务业上，有利于降低单位GDP的碳排放。中国要实现减排目标，还是得靠城市化。

真正对城市发展的挑战是犯罪。发展经济有规模经济，犯罪其实也有“规模经济”，通常，大城市的犯罪率更高。在中国，从现象上来看，好像是非户籍人口犯罪的比重在提高，尤其是青少年犯罪当中非户籍人口比重在提高。可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里有多少是由于政策导致的？城市化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所以，越是限制城市的发展，越是搞户籍制度，城市中非本地户籍的人口比重就越来越高，当然，他们在犯罪人口中所占比重也会随之升高。特别是当城市中存在着和户籍挂钩的各种各样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时，很多社会不安定的因素都随之而来。

问题之四：应该走小城镇化战略？

第四个认识上的误区，跟第三个有关，就是中国应大力发展小城镇。最近中国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了，说未来方向是放松中小城镇的户籍，大城市要考虑承载力问题。其实，这里有一个问题，中国当前面临的矛盾首先不是未来还要增加的城市人口，而是在大城市里已经生活和工作着的那些没有户籍的人怎么办。这和承载力没什么关系，在上海，没有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有约600万，这些人不是已经承载住了吗？对于未来，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是把一个内地的农村居民继续放在内地，放在农村，还是放在像东部沿海的城镇和大城市里面？哪个地方更有承载力？显然是东部的城市更有承载力！这里的气候条件、水资源条件更好，整个中国承载力最高的就是华东华南这一带。

那么，中小城镇就不要发展吗？当然不是，而是说中小城镇发展必须要以发展大城市为先决条件。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将中国在1990年时人口已经有150万的城市定义为大城市，那么，在一定范围内，一个城市到大城市越远，二、三产增长越慢，离大城市越近，增长越快（陆铭、许政、陈钊，2010）。大城市和中小城镇的关系，就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结点和分支的关系，中小城市的经济活动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也是连接大城市和农村的。中小城镇的产业结构逃不过如下几方面。第一，制造业。小城市发展制造业，配套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大城市。像昆山这样的地方为什么制造业那么发达？因为它接近上海的现代服务业，贸易、港口、金融都由上海提供。小城镇的第二个功能是居住。一定是靠近大城市的小城镇的房地产能够发展得好。大城市的人收入提高了，又有车，再加上未来有高速铁路系统，一个小时可以到很远的地方。这时，工作在大城市的人可以到周围的小城镇居住，但也不能太远，上班时间超过一小时人们就不太愿意了。小城镇的第三个功能就是连接大城市和农业。城市再大，人还要吃饭。而且越是收入高，对农产品新鲜度的要求越高。于是，中小城镇就专门从事服务于农业的种子、包装、品牌和销售。如果反过来，先从发展中小城镇开始，会怎样？新华社有篇报道，记者采访了一些农民工，说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有人认为小城镇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最好归宿，然而记者采访的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却不这么看。贫困地区的城镇发展缓慢，就业门路窄，不能就业，何谈安家。”

问题之五：内需主导的经济发展会改变集聚的趋势吗？

很多人抱有这样的想法：在最近的经济危机以后，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受到了挑战，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不太可能像以前那样疯狂地消费中国制造的商品了，发展服务业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时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就不重要了。其实，服务业的大发展是后于工业化进程的。从服务业的分类来讲无非就两种，一种是消费性服务业，比如美容和看演唱会；还有一种叫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贸易、物流。消费性服务业要人有钱才能发展起来。生产性服务业是服务于制造业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了，就近产生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所以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都是（或曾经是）在制造业的中心周围。根据消费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特点，中国未来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在什么地方？因为收入水平更高的是在东部地区，所以从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来讲，更大的发展空间在东部地区。同时，制造业的集聚在东部完成，所以生产性的服务业也将以服务于东部制造业为主。

请注意，“内需”并不等于“内地的需求”，沿海地区的需求也是“内需”的一个部分。我们不妨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了提升“内需”，是应该将一个农民放在内地，还是放在沿海的城市里？显然是后者，这不是我的主张，而是农民工的选择，他知道他到哪里能够提高他的收入，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在我的研究团队最近的研究里，我们分别看了服务业和工业的人均GDP与到大港口距离之间的关系，两者都是离大港口越远，人均GDP越低。相对于工业来讲，服务业发展与到大港口的距离之间的关系的确不那么强，但是，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还是显著存在的（陆铭、向宽虎，2010）。

四、城乡发展的困境：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后果

上一节总结的五个认识上的误区，对于中国今天的区域发展政策和城市化道路来讲影响极为深远。在上面这些认识误区的引导下，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城乡发展困境大多是由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导致的。这里，我也列举五个方面。

困境之一：城市化进程受阻，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

我们来比较下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国第二产业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50%左右，变化不大。如果将二产加上三产，其在GDP中的比重一直在上升，现在基本上是90%左右。我们再看看人口的城市化率，即城镇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其中，只要一个人在城市里面居住到半年以上，就算城镇常住人口，不管有没有当地户籍。这样一算，当前中国的城市化比率远远低于工业化水平，按最近的数据，也就只有47%。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都大体相当。有的国家甚至出现城市化水平高于工业化的情况，当然，这也不一定好。但是，城市化如此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是这样。

再来看看国别之间的比较。我们曾用2005年的跨国数据研究了人均GDP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比率的关系，并且用一条线来拟合了这个关系，如图5所示。我们发现，以这条线为参照系，中国的城市化率远远低于合理水平，大概低了10个百分点。请注意，由于中国的人均GDP是由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来折算的，而2005年人民币汇率仍然是低估的，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发展水平是被低估的，所以，如果以国际可比的、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城市化水平为参照，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就显得更低了（陆铭等，2008）。

我们再来看看城乡统筹问题。下面这段话来自于江苏某个经济相对落后市的政府文件，文件中说，我们现在要搞城乡统筹，平均一个农民转为城市居民需要投入15-20万，这里面包括公共投入和个人投入。根据现在的沿海规划，到2020年的时候城镇化比率要达到65%，目前是45%，10年里要有160万农民进城。算下来要投入2400亿到3200亿，这么大的支出地方财政财力根本就无法支撑。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认识误区，为什么城乡统筹和城市化一定是农民就地进城呢？如果政策允许，完全可以让在城市里的农民工，在自愿的前提下，举家迁移到工作的城市，然后，允许他把家乡的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转让给工作地的城市，用这笔钱来安家置业，并且获得工作地的户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如果建设用地指标可跨地区转移，那么，就可以进一步实现劳动力净流入的较发达城市的扩张，在这些地方将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在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过程中创造源源不断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并用这些地方的土地增值收益让农民在为他提供就业机会和更高收入的地方“城市化”。

城市化必须以经济增长和就业为前提，如果没有工业化，没有土地从农业用地变成工业用地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和就业岗位，农民进城前提就会受阻。我们在山东调研发现的一个案例很耐人寻味。这个地方拼命发展工业，大量是资本密集型的，没有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但是没建设用地指标了，于是政府把农民的宅基地规整，让他们住到楼房里去，把宅基地复耕成农业用地，腾出更多的“用地指标”来发展工业。由于那些资本密集型的工业没有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结果农民住到公寓楼里面去了，他还是农民。现在反映的问题是，农民离“上班”地点太远了，因为他“上班”是种地，而且家里没有地方放农具。今天的城乡统筹工作所碰到的种种问题都出在政策把人的跨地区流动限制住了，城镇化成了就地城镇化。

困境之二：城市规模偏小，城市规模差距偏小。

我们曾经基于四个指标来度量城市的规模，然后再算一个城市间规模差距指标（上述四个指标的基尼系数），看一下中国城市和城市之间规模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我们发现，首先，城市GDP规模差距越来远大，而且上升趋势很明显，这说明中国在经济活动的意义上的确在出现集聚的趋势。再来看城市之间的人口规模差距，人口规模差距要比经济规模差距低很多，而且只有非常小幅度的上升。这说明什么？中国的人口没动起来。我们再换非农业人口来看城市规模差距，居然自1990年以来，在很多年间它在下降，尽管近年来非农业人口规模差距在上升，但从过去近2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基本上没怎么变。再来看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差距，虽然最近这些年在上升，也还是远远低于GDP规模差距。这说明什么？在经济活动意义上，集聚是客观趋势，但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讲，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土地等资源配置其实没有跟上城市经济规模差距扩大的进程。

中国今天还没有想清楚一件事情，那就是，越加快城市化进程越是有利于保护农业用地。加快城市化进程，只要能够同步增加工作岗位，一旦农民有更好的就业而进到城市并且住下来，就可以把农村宅基地腾出来复耕。城市里的容积率高，人口的人均占地越少。所以，越要保护耕地，越要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创造就业岗位，把人从农村迁出来，这才是未来中国保护耕地的根本出路。

困境之三：农村和内地的发展困境难解。

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实际上也造成农村和内地发展的很多问题。人们总觉得，农村和内地发展的问题都是由城市化导致的，这不对，这些问题不是城市化导致的，是城市化的路走偏了。比如说养老问题。看上去，年轻人都出来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很多老人在农村都没人照顾。如果进城的农民工可以在城市里面永远呆下来的话，他为什么要把老人丢在农村呢？

再说留守儿童问题。如果农民工能够在城市里留下来，给他们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包括子女教育）的话，为什么要把小孩丢在老家呢？我在安徽农村调查时，当地人反映留守儿童缺乏照看，学习成绩下降，健康和营养的情况下降，甚至心理问题和犯罪问题也凸现出来。这都是制度导致劳动力不充分流动的结果，不是城市化的错。

再来谈生育。农村居民生育率高，政策也允许有条件地生二胎。如果要真想控制人口增长率，把农民变成城市人，生育率就降下来了，因为在城市生养孩子的成本要高很多。农村居民生育意愿高，政策又管住了，于是基层政府把大量精力用来应付“超生游击队”问题，还影响了其他工作。

还有土地问题。大量的人在城市里打工，农村的地看上去没人种了，有人说，应该让青壮年劳动力再回去种地。实际上，越要促进农业发展，越是应该让农民进城，然后允许他们把农村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出去，规模经营就推进了。很多人认为，在中国不能搞土地兼并。在农业社会，搞土地兼并，造成大量流民，社会动荡就来了。在现代经济，只要农民进入工业和服务业，就可以土地兼并而且规模经济了。像现在中国这样，小规模经营，农业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有人寄希望于农业的技术革新，在农民还占有中国人口50%的时候，新技术是难以推广的，因为劳动力可能比新科技更便宜。

接下来问题就是环境破坏。大量的农民不出来，地方政府还要发展经济，增加税收，所以就要招商引资，而且招商引资还得接受上级考核。我们今天都在讲内地的工业化不能再重复沿海工业化的道路了，不能先污染再治理。其实，地方官员心里也知道，地理条件欠佳的地方要增加GDP和招商引资，只能招来污染企业。中国欠发达地方山清水秀，从长远来讲，发展旅游业的前景是广阔的。而现在发展工业，环境污染，以后连发展旅游的机会都没有了。我到安徽某市去调研，见到据说是全中国距离市中心最近的石化工厂。据说当地市政府出面跟石化厂谈过，说你们搬迁吧，石化厂说，那我就走了吧。人没动起来，欠发达地方政府就要发展工业来创造就业和税收，保护环境就难了。

困境之四：城市内部的不和谐因素增加。

今天，我们把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还放在中小城市，对大城市的矛盾却视而不见，这样下去，城市（尤其是东部的大中城市）的非户籍人口越来越多，造成所谓的“城市新二元结构”。在上海，非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在三分之一。在广东，有些城市外来人口早就超过本地人口了。根据我和我的合作者的研究，这些没有户籍的外来人口除了收入比较低以外，他们还比较不快乐，他们也更不信任周围的人和当地政府，而且外来人口还相对聚居在一起[⑥]。这对未来中国城市治理将带来巨大的压力。我们近来的一项快乐感的研究发现，在同一城市内部本地居民和非户籍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和教育差距越大，人们的快乐感越低。在社会分割的制度下，城市人也付出代价了，也会因为不同户籍人口的收入差距而更不快乐（Jiang, Lu and Sato, 2010）。看看中国现在大街上到处都布满了摄像头，连邮局里都有保安，警察都进学校了，这都是我们在为社会不和谐而付出的代价。中国应该换一种思维方式，我们应该将公共资源用于消除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社会，比如为外来常住人口提供廉租房，而不是在社会分割的政策下用公共资源去防止社会矛盾。前者是增加社会福利的，而后者则是种浪费。

困境之五：地区间和城乡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今天的政策阻碍了劳动力流动，结果一定是城乡间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而且地区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是同步的。在统计数据上，不同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很大与城乡间收入差距大有很大关系。实际上，仅从城市居民来看，欠发达地区与较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并不那么大，地区间收入差距大关键是中国的城乡间收入差距大，而欠发达地区居民的农民比例更高。根据万广华（2006）的测算，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中有70%-80%的贡献是来自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这实际上就和户籍制度阻碍了地区间劳动力流动有关。

五、结语：中国如何持续增长？

在结束本文之前，让我们思考一下，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如何持续增长？中国的出口不会再像以前一样“疯狂”增长了。同时，中国的人口在老龄化，所以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在放缓。再者，中国投资率高与储蓄率高有关，而储蓄率又和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轻有关。人口老龄化了以后，储蓄也会下降，所以资本积累的速度也会放慢。这样一来，整个经济增长速度就要放慢了（Rawski and Perkins, 2008）。但是在我看来，要把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看清楚的话，必须要知道，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增长的潜力在结构调整上，而结构调整的出路就在于跨地区要素的再配置。现在受限制的跨地区要素再配置恰恰能够成为未来的增长动力。只要把人动一动，把农民从农村动到城市，把内地的农民变成沿海的城市人，经济就增长起来了，收入就提高了。之后，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发展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还会为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城市化进程能够为提高内需起到推动作用，加快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速度。最近，我们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日益增多的农村向城市的居民能够转化为城镇居民，其边际消费倾向将得到巨大的提升。

我们不妨看一下土地资源再配置可能释放的增长空间。我的研究测算了城市到香港、上海这样的大港口的距离与其每平方公里建成区所生产出来的第二、三产业的GDP（土地利用效率）的关系。我发现，从沿海往内地走500公里，每平方公里每年GDP的产出就减少3.5亿，下降的幅度在50%左右。而且，地理和土地利用效率之间的相关系数随着时间推移是越来越大的（陆铭，2010）。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将建设用地指标在区域间进行再配置，让东部相对更快地扩张城市，那么，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资源再配置效率增长空间，从而为中国经济的未来注入新的活力。其中，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将在城市扩张进程中获得巨大的推动力。

如果比照国际经验，我们不妨做几点大胆的预测。未来中国50%的人口将会集中到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这三大地区，即在中国人口峰值为16亿的条件下，有8亿人口集中于这三大地区，而从平均意义上看，就是每个都市圈大约居住2-3亿人口。如果每个都市圈10%的人口将生活在都市圈的核心城市，那么，这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的人口规模估计要有2000-3000万左右。如果没有核心大城市的带动，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那些知识密集型的对信息交流与创意要求比较高的行业，如金融、资讯、现代教育、设计以及文化产业等都缺乏竞争力，中小城镇的发展也缺乏带动力。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论述过，中国的城市不是太大了，集聚度也不是太高了。其实，即使以2007年的统计数据，中国都市圈已经离我们上面所讲的目标不远了。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如果将中国所有沿海省份的人口加起来，2007年已经达到5.65亿，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已经达到42.8%。在泛长三角区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的人口已经达到2.07亿，其中，上海人口占到9%。在环渤海湾的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加山东，人口已经达到2.34亿，其中，北京加天津占到11.8%。而在珠三角，仅广东一省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9400万。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是要去限制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还是通过土地和户籍制度的改革来顺应企业和劳动力在生产和生活中的集聚趋势？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的结果都告诉我们，应该选择后者。

所以，我提出的政策建议主要就是让人动起来，要让中国的居民特别是农村劳动力按照他们的自由意愿来选择到哪里去工作和追求更好的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允许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向工作所在地转让其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实现农业用地的跨地区“占补平衡”。同时，中央向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也要做，但是做法跟今天不一样。今天的情况是人没动起来，然后对经济发展落后的地方给大量的补贴，并且大量搞产业转移。我和陈钊在给世界银行写的报告中曾经发现，一个省在中央财政转移中拿得越多，经济增长越慢；如果看今年一个省在中央财政转移中的份额如何影响下一年的经济增长，两者的关系仍是负的（Chen and Lu, 2008；陈钊、陆铭，2009）。最近，范子英和张军（2010）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一个省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的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使得地方经济的长期增长率降低0.03个百分点，这种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负影响在西部地区更是达到0.37个百分点。未来，等人充分动起来之后，内地的人口规模相对减少，那时，在当地发展教育和医疗缺乏规模经济，这时，就需要将中央财政转移用于对欠发达地区提供医疗和教育。

最后，我借用世界银行的研究结论来结束全文。世界银行比较各个国家在区域平衡发展政策上的得失，发现在世界上可以找到的实现了区域间平衡发展的国家，都是实现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国家(尚柯、沙安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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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ucturing the Urban System:

On the Sustainable Strategy of Regional and Urban Development of China

LU Ming

Abstract: Globalization is a shock for Chinese economy.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has been adapted to globalization, and lead to an agglomeration in the coastal area. Since production factors like labor can not move freely in China, the interregionally distorted urban system that China inherited from the planned system has not been fully adjusted. Besides, at least five dilemmas have been seen in rural and urban development: Urbanization is hindered and lags behind industrialization; City scale is limited and the inequality of city scale is too low; Rural and interior areas have problems in pension, left-behind children, high fertility rate, low land use efficiency, and pollution; Social unrest has been accumulating in cities; Interregional and urban-rural inequality has been widening. The fu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should enhance the interregional re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especially labor, so as to promote urbanization and make the urban system more reasonable in terms of scale and interregional distribution.

Key Words: Agglomeration, Labor, Land, Urban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