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兴南部正在进行的一项“以补促管”新政引人瞩目。根据新政，只要当地村民与一家地产经纪公司签约，即可获得每年1000元的政府补助而成为“签约户”。这区区1000元，也就成了村民出租房被买断的价格。村民如有出租意愿，必须要获得镇政府和地产经纪公司的审批同意。新政启动至今，大兴区南部符合“以补促管”政策的7.5万户中，已签约7.3万户。为此，政府将投入近亿元。（《新京报》10月28日）

      此前，大兴区在农村推行的“建围墙”社区化管理政策，即广受民众质疑，那一个个高墙圈起来的村庄，被认为是一种对外来人口很不友好的政策设计。而现在的“以补促管”租房新政，可以说与“建围墙”一脉相承，都在客观上体现为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政策性排拒。与“建围墙”比起来，“租房审批”的操作政企不分、程序不清，也因此，更欠缺公平性和合理性。

      首先，政府耗费财政巨资，买断村民房屋租赁权，却交由公司具体运作，这样的做法到底是行政行为还是经济行为？区区一家公司，即便是国资委管理的国有企业，也不应该拥有对村民房屋是否出租的行政审批决定权。尽管大兴方面一再声称公司系“不收费”运营，也难逃审批合法性的质疑。如此政企不分、混合运作，其结果只能是对现行法律的践踏。一旦镇政府与公司扭结在一起，则必然构成对民众正当权益的侵害，也必然使得村民的“出租”自由成为一项难以实现的权利。当地村民申请逾半年仍未获批准的实例，便是明证。

      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均实现了自身利益。对政府而言，由企业具体操作省时省力，且能轻易将行政强力通过经济的手段渗透到千家万户；对企业而言，则可以通过行政的力量攫取现实利益乃至预期利益，比如：公司“掌握了大量房源”，垄断了村民的出租权，“比警察还厉害”，等等。

      其次，政府动用巨额财政资金用来补贴少数村民是否合适？大兴区采取赎买政策买断村民房屋出租权，从而达到控制流动人口迁移的社会管理目标，表面上看起来，此举似乎是在用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是一种“柔性政策”。但是，所谓“经济手段”，不过是一种“伪经济”罢了。骨子里，“以补促管”政策的重点依然在“管”，以村委会为组织的签约动员，不可能真正实现村民自愿。事实上，97%以上的签约率就证明了村委会确实具备这样的动员能力。更何况，政府以大笔公共资金来换取部分人群同意的做法，不免有伤害社会公平的嫌疑。

      再次，大兴“租房审批”的政策实践，将直接导致大批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无法租到相对低廉的房屋，其合理性何在？实际上，大兴之所以在属地北部大举拆迁村庄，而在南部强力推行租房政府垄断，不惜血本、罔顾法律，目的就是要全面驱赶在此间租房居住的流动人口。而大兴区某镇流管办负责人也承认，“控制流动人口南移目的已达到。”可见，新政对流动人口的“挤出效应”已经产生。

      这样政策性排拒的后果可能短期内并不明显，而长远地看，则可能对北京城市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产生一定影响。公众对每到年关北京城即爆发季节性服务业缺工记忆犹新，而每到那个时候，政府往往通过释放善意来吸引流动人口，一旦时过境迁，则迅速抛诸脑后。也因此，类似的“年关缺工病”遂年年重复。这是辛辛苦苦服务于这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农民工的悲哀，更是一个城市的悲哀。

      作为一个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北京原本就不应该人为设定对某一个人群的准入限定。这种限定，不仅等同于褫夺了这部分人的合法权益，也有悖开放的时代潮流。外来人口是一个城市的活力所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批麇集于城乡接合部的外来人口，为北京的繁荣做出了并且正在继续做着贡献。没有人能够否认这种贡献，城市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对这样的人群抱有偏见，必欲驱之而后快。城市管理者出台相关公共政策的时候，也应该考虑到这个人群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