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整体经济规模扩大了许多倍，并借此重塑国际大国地位。然而中国却未遵循西方、亚洲过去的发展模式，政治改革并未伴随经济改革发生。独特的“中国模式”引发中西学界讨论：西方式的发展模式是否已被中国颠覆？

 

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系终身教授陈志武说：“中国模式和亚洲模式并不相同。台湾、日本都有一套政治上的制衡机制，抑制政府的权力失控膨胀，中国却缺乏此类制衡机制。金融风暴之后，过去一年中国政府的权力比起金融风暴前明显被强化。我担心大家对中国模式的赞美，会引导中国政府权力走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状态。现在害中国最有效的方法，是吹中国模式有多好；而真正对中国社会有益的，却是那些推动中国崩溃论的学者。”^[1]

 

陈志武教授的结论是：“西方吹捧中国模式是‘害中国’。”笔者不这样认为，说“中国模式”本身不是吹中国，是给中国总结，想找到中国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规律。其实，中国过去的30年的确值得总结，下个定义说是“中国模式”，没有什么不可以。但不能只想听好的，总结历史经验，是越客观越好，越真实越好，越直截了当越好。

 

回想30年来的改革开放，要说中国没有形成任何模式，也说不过去，任何事物的发展，必然有其内在规律可循，起码它是渐进的而非突变的、由传统向现代改良的、无政治改革的经济发展。这样表达，也可以说是中国模式，但还是表面的现象总结，没有从本质上概括。

 

那么从本质上概括，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呢？笔者以个人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所闻，概括起来，认为：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有其特定的规律，其本质上是“好的向坏的方向发展”，“坏的支撑好的经济现象”，“社会呈现出好坏并存局面”。其中的“好”与“坏”，是以“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定义的，决不能离开中国社会的历史时空，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不可能复制。

 

1978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媒体，从来都没有公开说过当时的社会主义中国有什么不好，老百姓感觉不好，也没有人敢公开说出来。也就是说，主流意识是：中国大陆百事都好，而且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好。从这一点出发，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的起点，都是“把好的东西尽可能改成坏的”。

 

1、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的认识就是往坏里改。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初，普通老百姓和基层干部，当时没有一个人说是好的，只有高层干部、党的内部材料上说好。老百姓只是道听途说好多地方“分田到户了”，如果有人公开讲，还说：“别乱讲，哪不是回到旧社会了？社会主义只搞公有制，怎么可能实行私有制呢？”真正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好，那是好几年以后的事情。

 

事实上，当时老百姓都认为“包产到户”是向坏里改，其出发点都是从政治角度看的。事实上，从生产力发展角度、从农民组织管理角度、从集体经济发展角度看，也是向坏里改。自从走大集体以来，积累的资产和集体财富，当时都分光了，剩下的资产，大多数被大队干部以各种名义与方法占有了、私分了。中国的干部贪污，首先是从农村干部开始的。30年来的农村干部乱折腾，私拿贪占等，使许多村级债务直线上升，尤其是九年义务教育普及，一村建一所新学校大多是欠债投资，几年后大都废弃了，到底全国村一级有多少债务，没有公开统计，估计是一笔不小（单位万亿）的数字。

 

因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使我国“三农问题”至今，还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农村的人心散了，想再集起来，很困难。农村联产承包改革，本质上不是进步，是倒退。但也有好的方面，即解放了农村劳动力，给了农民自由，农民可以进城打工赚钱了。但打工不是党和政府改革的结果，是农民自发行为，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附产品，而且，这个附产品一直支撑着农民到现在，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不再打算回农村了，可城市不打算要他们。

 

2、企业承包责任制，本身就是往坏里改的改革措施。

在农村改革之初，城市还没有什么大的改革动作，只是在工资之外，按劳动成果发奖金，激发工人劳动积极性。当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认为大获成功（主要是政府不用催耕催种，粮食产量直线上升）之后，有人就想当然地认为：承包制是个好方法。城市就向农村学，企业也实行承包责任制。

 

中国，当时只有国有和集体企业，基本没有私营经济体存在，向农村学习承包责任制，就是让国有和集体企业领导者个人承担企业全部经济责任，政府甩包袱，个人得好处。国有和集体企业领导者个人承包企业，开始一两年经济效益比过去好，从第二、三年起，企业承包者就开始为个人打算了，开始隐瞒企业利润，设备不修、不改造，承包者想方设法把好处转移到自己或少数人手里。中小国有企业倒闭，在承包制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最终城市中小企业一个不剩，大量工人失业，其祸患就起源于企业承包责任制。

 

其间，有少数地区的乡镇企业有一个大的发展过程，最终都失败了。但江渐地区，尤其是渐江的个体私营业者，却一直是在困难中奋发图强，最终成了气候，但至今还没有解决融资困难问题。

 

城市改革好的方面，是让无业者自谋职业，允许个体户经营。中国城市的改革最好的事没过于允许个体经营，它解决了大部分无业和失业者的生存问题，方便了群众生活，这一现状至今没有改变。但从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讲，却是致命的一击。放开了牲猪统购统销，击垮了国有食品公司；放开了粮食统购统销，击垮了粮油公司；放开了商品经营，击垮了农村供销社、县城的商业局；放开了农资，击垮了棉花公司、生资公司等等。地市级以下国有经营企业全军覆没。

 

对全国来讲，现在的个体私营业者中，只有少量个体户发展成为大公司，靠技术和官商勾结发展起来的私营业主比例也不大。

 

3、沿海地区的发展，最初都是以走私与加工贸易开始。

改革开放初期，沿海地区的发展大多是靠走私掘到第一桶金。改革开放初期，南方沿海地区的走私十分严重，甚至于发展到军队武装走私民品，其原始积累大多来路不正。

 

沿海的走私活动，是朱镕基总理通过“军队吃皇粮”和狠抓了几个走私大案才得以制止，至今，厦门走私案主犯赖昌星还在加拿大。

 

伴随走私活动猖獗的同时，港澳外资开始在广东地区建加工贸易工厂，并且以合资为主体。这种外资都是小打小闹，算是国际个体户试水性投资。当外资进入时，占用土地给当地政府带来大笔征地费和税收，促使吸引外资成为时尚。加上特区建设，大批农民向南方潮水般涌去，许多不安于现状的人，带着致富冲动的创业者，给南方带去了低廉的、吃苦精神强的劳动大军，随后就是智力汇集，促成了以特区为标志的珠三角经济腾飞。

 

沿海地区从走私开始到外资流入，按当时的观念与政策，都不是走的正道。即使是北方到南方闯市场的人，按当时的认识，都是在内地不太安份、不太听话的一些人，后来才发现那些人都是当地的“孔雀”，所以就有“孔雀东南飞”，人才流失的说法。

 

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港台与东南亚的华侨外资是主流，为沿海地区的发展起到了原始的促进作用，带来的后果，就是如今的巨额外汇储备从那时开始积累的，使我国的工业基础不是建立在自主生产基础上的浮萍式经济，中国制造的实质是中国加工。赚取的少量加工费却引来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与外汇储备贬值的事实。

 

4、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从罪恶的价格双轨制开始的。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节点是价格改革，价格改革就是实行价格双轨制。计划产品实行的是计划低价格，非计划生产的产品是市场高价格。企业利用国有资源卖高价获利，官员与权贵人群利用其权力获取计划产品指标转卖市场高价格，从中获得超额利润。后来，在海南、广东等地倒卖土地等，与其是一回事。

 

价格双轨制本身的设计，因为缺乏监管，给社会官员与权贵群带来寻租的条件，创造了新中国第一次权利寻租。1989年大学生游行、静坐，原始动机就是反“官倒”，对这种权利寻租行为在高层官员子女中十分普遍，北京出现反“太子党”标语，主要是指这个。怎么转变成政治事件，最终导致全国性政局动荡，老百姓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有一点是事实，因为1989年客观上保护了“官倒”，近20年官员腐败问题更加严重，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次事件还导致国际制裁，至今仍在延续着。

 

中国在经济制体转轨中的价格双轨制，产生的罪恶是十分深重的。

 

5、从浦东开放开发开始，国际资本进入显示了资本的本质。

中国吸引大量外资，实际是从上海浦东开放、开发开始的，当时中国的经济主体——国有企业还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经营。外资以其雄厚的资本与高新技术为诱饵，大量收购中国优质国有企业与资源。

 

中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也为外资进入中国核心产业创造了条件，并美其名阅“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国有大银行，一年后被抛售，成倍甚至十几倍地获得股市收益，资本的本质在中国市场上的行为，被少数人和媒体人美化成救世主，最终以资源被控制、利益被轻易成百亿量级赚走，以市场换技术成为空想。最典型的是外国品牌汽车占有了中国绝大部分市场，却没有换来技术。

 

6、市场化改革，产生了新的“三座大山”压中国百姓。

教改、医改、房改等三项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的老百姓相对改善的生活再次陷入困难境地。老百姓把教改、医改、房改形容为：“住房改革=钱包掏空；医疗改革=等待送终；教育改革=父母急疯。”

 

有年轻人说：我们的父辈曾经挣脱了旧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获得新生并做了国家的主人。可是，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却又延续父辈苦难深重的历史悲剧，再次置身于教育、住房、医疗新的“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生存、生活处于挣扎状态。

 

最使中国普通老百姓不可接受的是房改，其价格已经高到省部级干部都公开声称凭工资收入买不起房。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房产，实际销售的房屋，绝大部份不是靠工资收入积累购买的，政府事实上把中国大城市的房屋变成投资品而非用于人居住的消费品。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到2009年人均GDP达到3700美元，在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中占第99位。中国的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的第二三位，许多商品产量和消费量都处于世界前列。但是，其经济品质十分低下，上海世博会，中国只有“一个半产品”是世界首创，一个是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半个是高速铁路（对外国高速铁路技术拿再创造）；建国60年，中国只出口“一个半文化”，一个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半个是“和谐社会”（“和”字的含义外文无法全面翻译）。

 

国内经济表面上一片繁荣景象，实质上是靠“坏的经济”支撑着。

 

1、坏的房地产经济，支撑着中国近十年经济高速增长。

2010年10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发布2010《国家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国家竞争力报告》称：“中国近20年经济增长主要靠房地产”。其原话是：中国近20年的经济增长并非靠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来获得，而是靠消耗资源和扩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业膨胀发展。这样的产业结构缺乏竞争力，必须立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结构竞争力。

 

引致天怒人怨的坏经济——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现状，是存在投资规模增长过快、房价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不足、供求信息不对称、政府的短视财政与开发商的利益联结、投资渠道较窄，及投资者的素质差等因素，制约房地产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影响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谐社会的建设。

 

如果采取严厉措施打压房地产业，必然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就业、银行贷款损失、地方政府收入减少等多重矛盾。政府调控处于进退两难境地，所以只能说抑制少数大城市房价上涨过快，决不敢说打压高房价。

 

2、坏的“黑社会”经济，支撑着地方私营经济运行秩序。

如果说少数人在支配中国地方私营经济运行秩序，政府可能不认可。但广大人民群众没有人不认可，中国城乡无处不存在“黑社会性质的团伙”操控着各地经济运行，尤其是中小城市和城乡结合部，以及以私营为主的少数行业里，基本上是“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的天下。

 

自发的、社会底层的、就业弱势群体最容易结成“哥儿们义气”的团伙，这样的小团伙不足虑，大不了就是强买强卖，收点保护费，欺压老百姓之类。关键是哪些官商勾结，左右地方大型工程招投标业务、草菅人命、欺行霸市的黑恶势力团伙最可怕，

 

重庆打黑除恶说明，政法队伍是涉黑重灾区，几乎每一个黑老大背后，都有一个甚至多个“潜伏”在党政干部、政法队伍中的“保护伞”。重庆打黑除恶并不仅仅只是一场兵与匪的简单较量，更有清除“内鬼”的深层含义。

 

寻租权力和权力寻租，是当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正是体制内部分力量的默许、包庇、纵容，才使黑恶势力逐渐壮大。权力为黑恶势力保驾护航，黑恶势力为权力腐败提供资源。部分成型的黑恶团伙组织与“保护伞”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有些组织一开始并不是黑恶组织，只是与官员有某种关系，并利用靠山不断发展，后来才形成黑恶势力；有的官员则靠着黑恶势力的钱往上爬，随着职位的升迁，周围聚集的势力越来越多，自然沦为这些利益体的“保护伞”。

 

3、坏的预算外、创收经济，支撑着整个社会经济运行。

中国的计划经济被否定后，计划经济的财政体制一直受到批判。1994年以前的财政是紧张财政，由大一统的财政向“分灶吃饭”转型，其实，“分灶吃饭”就是财政包干，“甩死砣子”，超定额收入分成，财政超收成了地方财政的最高追求。

 

从1994年后，“分灶吃饭”转向“分级”财政，中央与地方彻底实行了分家。然而，中央与地方是分清楚了，地方还有省、地市、县、乡四级财政，也仿效中央与地方的方法再次分家，形成层层财权上收，苦了地方和基层。各级财政为解决自身困难，都给吃财政饭的单位以创收权。于是，预算外财政和创收项目就成了吃财政饭单位最大利益。有创收的就能生存，无创收政策的就困难重重。

 

地方上，所有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财政拨款只占其收入的一小部分，大部分靠自己去努力创收，有创收门路和执法权的则“努力执法”增收，想方设法去行使自己的权利，没有门路和执法权的，就努力创造条件创收。表面看起来是为了事业发展，实质是为了养人、发奖金。任何单位领导能为在职职工发更多的工资外收入，谁就能得到职工的拥护与支持，于是，创收、增加预算外收入成了改革开放30年的常态。

 

预算外和创收，支撑着整个社会扭曲中运行，是造成党和国家执政能力下降与经济发展的毒馏，招商引资的本质是为地方财政增收，发展房地产业也是为了财政增收，医改、教改是为了减少政府财政支出，甚至产能过剩都与财政体制息息相关。许许多多的扭曲的行政、执法与经济行为，都是出于创收的需要而扭曲。

 

4、坏的“GDP崇拜”，是造成经济发展困难局面的祸首。

GDP：即英文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缩写，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港台地区有翻译为国内生产毛额、本地生产总值）。通常对GDP的定义为：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值。中国近30年发展到“GDP崇拜”的地步，GDP成了各级党和政府组织追逐的最高目标，是官员政绩的主要表现，升官发财的捷径。

 

实体经济绝不指的是中小制造业，也不仅仅是高科技。中国目前的经济体，更大的依靠也确实是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钢铁、汽车、能源、重化工产业。试图摆脱这种经济结构，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和高科技发展确实是好事情，但是巨大的就业压力，我们还必须保留这些传统行业。它们才是就业的主体，包括房地产业及其相关50多个行业，地方经济摆脱这些基础行业，基本没有可能。

 

GDP的增长本身没有罪，关键是过份追求GDP的数字增长，甚至把它极端化、绝对化就必然出问题，近些年来，出现大量重复建设、形象工程、资源破坏浪费、环境破坏与污染、贩毒、卖淫、赌博、童工、矿难、出卖国家机密、廉价出卖稀有资源等。企业高管或高官吞噬着国有资产，瓮安、孟连、黑窑奴、富士康“12连跳”等事件频现。其中的主要罪魁祸首就是“GDP崇拜”造成的。

 

另外，国家宏观调控没有章法，如发展汽车行业，普遍鼓励没有限制，一方面，使“北上广”等大城市交通堵塞严重，另一方面，造成产能过剩的客观现实。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过度了，要么浪费资源，要么造成社会问题，好的东西也会造成坏的结果。

 

5、坏的垄断成为中国经济常态，吞噬着人民的血和汗。

市场经济，交易双方地位平等，是公平交易的前提，社会存在不公平交易状况无时、无处不在，个中原因多种多样，但有一种情况是不可原谅的，即垄断。在中国，有些商品和服务，因为历史和管理、人为的原因，垄断在中国经济社会普遍存在。往往普通消费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购买商品和服务时，本来地位就不平等，不仅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力，而且，往往购到质次价高的商品和服务，还被告蒙在鼓里，以为这是中国特色。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对社会垄断行业与垄断行为的管理，是现代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之一。解决政府社会管理的现代化，其切入点，就是反垄断。反垄断，并不是反对一切垄断，消灭垄断。而是取消不必要的垄断，对不能消灭的垄断，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政府如何限制、管理垄断行为，应该有系统的理论，科学的方法，健全的法制，还要有中国特色。

 

中国目前存在的垄断分为经济垄断、自然垄断、国家垄断、权利垄断和行政垄断。其中的自然垄断不是反对的内容，是管理的重点；国家垄断是国家战略的需要，必须由国家垄断决不能由民间经营，如军队和暴力就是必须由国家垄断；经济垄断、权利垄断和行政垄断才是我们要反对的垄断。其中经济垄断中的技术垄断，是保护知识产权的需要，不仅不能反对，还要大力提倡。

 

像中国的烟草、食盐垄断经营，就是行政垄断，靠行政权力保护的垄断就是行政垄断，这种没有必要的垄断，只会给垄断主体带来垄断利润，而对生产和消费没有任何好处的垄断必须反对。中国社会无处不存在垄断，虽然立了《反垄断法》，但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分类不清，二是该强化的垄断却没有垄断，三是该管理的垄断也没有认真去管理，也不知道怎么管，四是该反对的垄断不明确。

 

6、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路径，降低人民的幸福指数。

工业化是一个过程，它必须依据所在国的国情有计划、有市场调查、可持续的逐步深入、逐次推进。而我国的工业化过程完全由政府垄断，任何投资都必须由相关部门审核批准，金融部门依据政府权力机关批文贷款，政府取代市场，把市场规律转化为政府批文，其结果是中国政府发展什么产业什么产业过剩，浪费了大量宝贵的资源。

 

城市化是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逐步实现的，可是，中国政府在1958年制定的“反城市化”的户籍政策一直延续至今，使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始终是在“伪城市化”状态下进行，全国大量流动人口，异地居住，给流动人口和城市、农村带来人权、人性灾难。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徘徊，并漫延至大中专毕业生，正正规规的大学毕业生就业也不能正常转户籍。另一方面，把没有户籍人口与有城市有户籍人口，人为地分成两类人群，分裂族群，形成新的利益对立的群体，造成城市族群矛盾凸显，农村资源闲置浪费。

 

最为典型的是深圳市，1400万城市人口，只有200万人有城市户籍，1200万是非城市户籍人口，85%的人口没有资格在他亲手建设起来的城市居住，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也造成了这类劳动力流动性强的城市经济，成为典型的浮萍式、投机性脆弱经济，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迅速烟消云散。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窗口性城市，集中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弊端，它与来料加工经济相辅相成，但其他任何中国城市都是按这种模式——“只要劳动力不留人”在进行建设和发展。城乡之间的迁徙人口，毫无人权与幸福可言，不谈政治权利，就是人性最基本的成年人和已婚人口的性生活权、亲子权、教育权、医疗权等等都被完全侵夺，自发地性工作者，被以道德与法律名义轮番打击与取缔。这种毫无人性可言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是一种坏的路径选择。

 

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5477亿元，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156958亿元，增长9.5%；第三产业增加值142918亿元，增长8.9%。

 

2009年末国家外汇储备23992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4531亿美元。年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8282元人民币，比上年末升值0.1%。2010年10月15日，人民币升值到1美元 兑6.6497元人民币。

 

2009年全年财政收入68477亿元，比上年增加7147亿元，增长11.7%；其中税收收入59515亿元，增加5291亿元，增长9.8%。2010年将达到8万亿元。

 

2009年全部工业增加值134625亿元，比上年增长8.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0%，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6.9%；集体企业增长10.2%，股份制企业增长13.3%，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6.2%；私营企业增长18.7%。

 

2009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43亿元，比上年增长15.5%。分地域看，城市消费品零售额85133亿元，增长15.5%；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40210亿元，增长15.7%^[2]。

 

但是，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表现为个人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而且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形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国长期采取重工抑农、以农补工的发展战略；二是改革开放后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作用的结果；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处理公平和效率关系问题上，过多强调效率，严重忽略了公平；四是转轨时期，新旧两种体制并存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五是分配体制改革的不完善；六是产业结构的演进使得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经济利益关系调整而造成收入悬殊。

 

1、整体经济发展，呈现个人收入差距扩大。

基尼系数是世界公认衡量个人贫富差距是合适度的基准。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说明收入差距比较合理，数值达到0.4是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数值0.5以上说明收入差距悬殊过人，0.6则被定为两极分化的警戒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1970年，我国农村基尼系数人致在0.21-0.24之间，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在0.16-0.18之间，说明我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基本上显现出平均主义的状况，而1998年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455，2001年为0.4577，2005年为0.4680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认为，我国2003年基尼系数为0.438，而据世界银行测算，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67，2009年达到4.9。以上数据表明，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超过高收入国家90年代0.338的平均水平，与经济水平相近的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也明显偏高。这表明我们现阶段处于贫富差距较大的阶段。

 

　　2、个人收入水平提高，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人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78年到2005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由134元增长到3095元，增长了23.01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长到9798元，增长了28.56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分别是1978年的5.82倍和6.19倍。

 

第一阶段，(1980-1984)逐步缩小的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56倍缩小为1984年的1.82倍，缩小近30%。

 

第二阶段(1984-2003)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出的生产力逐渐下降，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深入，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农村。1983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310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2倍；2003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572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22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27倍。

 

第三阶段(2004-2005)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缓慢缩小的阶段。这一阶段，国家相继出台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降低农业税直至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加之粮食价格恢复性上涨，出现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的情况。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27倍，2004年降为2003年的3.21倍，2005年进一步下降到3.17倍。

 

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是8.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8%，确实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快，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确确实实在继续扩大。2009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现金收入里，外出打工收入占了40%，售卖农产品等家庭纯经营的数据占的比重是49%，打工收入和售卖农产品为主的经营收入占到农民收入的89%。再继续增加农民收入将会更加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有扩大的可能。

 

　　3、沿海发展迅速，地区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

地区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是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衡量地区收入差距最常用的指标是人均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数据显示，1985年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的5个省（市、区）是西藏、青海、甘肃、上海、北京，职工平均工资依次分别为1967元、1664元、1345元、1344元和1343元；收入最低的5个省是四川、湖北、河南、江西和安徽，职工平均工资依次为1035元、1027元、997元、966元和950元，工资最高省份的职工平均工资为最低省份的2.07倍(中国统计年鉴，1986)。

 

随着我国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07年的18934元，总体地区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从0.12上升到0.21。1992年以后，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步伐加快，地区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从1992年的0.15上升到1995年的0.17。我国地区收入差距扩大是发展中的不平衡、改革中的不同步。

 

较之东、中、西部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而言，城乡收入差距是总体地区收入差距形成和变动的主要原因。30多年来，城乡收入差距对于总体地区收入差距的解释率平均为74%，而东、中、西部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对于总体地区收入差距的解释率平均为17%。东、中、西部各自内部的收入差距普遍大于东、中、西部之间的收入差距，其中，西部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最大。

 

　　4、各业发展不平衡，行业差距更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1978年收入最大的是电力、煤气、供水，年平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年平均工资为470元，最高行业是最低行业的1.81倍；1985年收入最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年平均工资为1275元，收入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年平均工资为878元，最高行业是最低行业的1.45倍。行业差距有所缩小，这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巨人成功，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收入水平。

 

但1985年以后，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到2005年，收入最高的金融业，年平均工资达到了31080元，而收入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年平均工资仅为8295元，行业收入差距山1985年的1.45倍扩大到3.75倍。这里同样不包括工资以外的收入，如果考虑到工资以外的收入，最高行业的收入水平比最低行业的收入水平远不止3.75倍，而且这种扩大的趋势正逐步合法化。

 

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33倍；行业收入差为15.93倍，为全球差距最大国家之一；地区收入差为2.43倍；各地居民收入差距为23倍。

 

5、GDP增长，利润、税收增加劳动者报酬下降。

按收入法计算，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十营业盈余。我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者报酬的绝对数量不断增加，按当年价格算，实行分税制改革的1994年我国劳动者报酬为23235.82亿元，2007年上升到109532.27亿元，2007年为1994年的4.71倍；不过，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等原因，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1994年的51.2%下降到2007年的39.74%，2007年比1994年下降了11.46个百分点。这一比重远低于一般国家和地区54%65%的水平。

 

有关资料记载，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美国为56.9%；英国为54.5%；法国为51.6%；德国为48.9%。相比而言，我国的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过小。

 

与此同时，营业盈余则从1994年的10556.24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8361953亿元，增长了6.92倍，年均增长15.93%；政府所得的生产税净额从1994年的618475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4082752亿元，增长了5.6倍，年均增长14.43%；固定资产折旧从1994年的5406.88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39018.85亿元，增长了6.22倍，年均增长15.16%。

 

在GDP中，营业盈余占比由23.26%上升到30.34%．上升了7.08个百分点；生产税净额占比由13.63%上升到14.81%．上升了1.18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折旧占比由11.91%上升到14.16%．上升了2.25个百分点。

 

我国城镇家庭平均每人每年可支配收入从1994年的3496.2元增加到2008年的15780.8元，增加了3.51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从1994年的1221元增加到2008年的47606元，增加了2.9倍。从1994～2008年，居民收入（包括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占GDP的比重从46.49%下降到43.26%；而政府收入主要来源的税收收入则由10.52%上升到19.24%。我国GDP从1994年的48197.9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300670亿元，按现价计算增长了5.24倍，年均增长1298%；财政收入从1994年的5218.1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61330.35亿元，增长了10.75倍，年均增长17.85%；而同期居民收入从22407.8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130077.9亿元，只增长4.8倍，年均增长12.44%，明显低于财政收入的增幅。

 

6、高速发展与快速致富理念，摧毁了传统道德体系。

经社会调查，惊人地发现，越是落后地区、贫困人群，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意识越强烈，保留的传统意识越多。反过来，越是急于快速致富的人群，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意识简直是荡然无存，其心中的守护神，基本上由金钱利益所取代。在干部体系内，越是道德品质等理念被权力、权利意识所取代者，更能实现个人的理想，并顺利处于社会地位上升之势。

 

在农村，传统的道德体系基本完全被摧毁，致富、赚钱才是第一要务，人贩子与卖淫者，心中基本没有人性与道德要素。企业经营缺诚信与竞争无序、无规则是普遍现象，蒙牛与依利两大乳品企业间的非正当竞争，只是冰山的一角。

 

传统的农业经济道德体系被摧毁，新的市场经济规则还没有树立，我们经常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缺乏载体，整个社会处于无德、无规则运行之中，中国经济社会从里到外，缺少了精神支柱、思想上没有守护神，经济发展方向与指导思想主线不明确，这是十份危险的事情。

 

而且，这一点，在全党、全民思想上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更可怕的是，一讲道德就与政治相联系，与党的思想意识相联系，与社会主义相联系，讲的全是大话、空话、套话，基本没有诚实可言，制造的典型人物没有大众化意义，说教式的高压态势，谁也不认可，人人知道大会上的官员，讲的话没有一句是真心话，所有人都清楚对方在说假话，但个个都假装说的对。少数官员挖空心思制造新概念、新提法，挑逗大众智商，仅仅为了博得听众的掌声与喝彩。在这种环境下必然薰陶出“我爸是李刚”式的“官二代”，整个社会没有真正的道德教化与廉耻感的“民二代”，也不会好到那儿去。

 

中国的市场经济这台大戏，刚刚演完第一幕，曲折的故事情节已经铺开，未来一幕幕，可能是惊心动魄的，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总之，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2010年2月1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的时候，严肃地表示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极其复杂，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增加。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必须保持清醒头脑。

 

“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这“三不”的提法是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初，当时中国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升温的时候提出警告。两年后，温总理同样提出这样的警告，可见这个问题不是偶然出现的，这是一个经济的结构性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经济制度问题。从2008年到2010年，两年时间一个周期，周期非常短，矛盾在加深。

 

“不平衡”指的是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指第二、三产业不协调。也就是农业，工业，服务行业不协调，投资和消费之间的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快，赖投资和外贸出口。“不可持续”，经济泡沫化，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

 

从生态资源上来讲，一是环境污染问题严重，二是能源、资源消耗大。有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可逆转，资源与能源不可再生。社会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增加。

 

从服务上讲，国有股份制大银行成了世界级的巨人企业，可大量的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基本没有贷款的途径。没有把占就业人口80%的中小企业当企业，更没有把个体户当经济实体看。老百姓就业主体和谋生门路，都没有纳入党和政府的工作范畴。

 

改革开放30年，始终没有把私营经济作为平等的一员，参与社会主义小康建设。

中国30年的改革过程，整体上是扭曲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用三句话概括改革现实中面临的问题：第一句话，中国的现实是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与右的社会政策相结合。第二句话，这样的结合是最愚蠢的：专门用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去惹社会精英，用右的政策去惹普通老百姓，结果弄得大家都不满意。第三句话，今后怎么办：政治意识形态向右转，社会政策向左转。

 

不能够由对改革的反思导致对改革基本方向的否定，改革的基本方向无论如何要坚持。改革的必要性，不在于这20多年的经济有了多么快的增长，也不在于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多么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个改革，实现了最基本的制度框架的变化，使得中国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成为世界上比较正常的国家，而这就是改革方向为什么要坚持的核心理念。

 

 

                                                2010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