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1869～1936）是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与学界泰斗，杜月笙（1888～1951）是上海滩卖水果出身的流氓头子，这云泥之别的二人是怎么“与”到一起的呢？这要从杜月笙对专制社会的认知说起。

    民国初年，杜月笙在上海流氓出道，社会地位与日俱增。但他深知，他的主要影响仅限于黑社会。而上流社会，尤其知识阶层，对他这股道上的人，无不鄙夷，往好处说，人家知识分子也只能对他敬而远之。杜月笙知道要想在这个社会上混得大气与体面，不至让人单纯地把他看成一个流氓头子，不仅要攀龙（政权阶层），还要附凤（知识阶层）。军阀政客已在杜月笙的股掌间，龙（军阀政客意义上的龙真不是好东西）有了，他还缺凤。怎么办呢？杜月笙真是个人物，他为了接近知识分子，愣将自己与其党徒的服饰来了个大更迭，他规定：手下的人一律不准再穿上海流氓传统的短装，而要一年四季穿长衫，盛夏季节也不准赤膊露体。他还规定其身边的党徒言谈不准有粗话，要给人以一幅文质彬彬的印象，特别要给那些有名望的大知识分子以文雅可亲、可登大雅之堂的感觉。

    在杜月笙接近和笼络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章太炎算一个。章太炎晚年居住苏州讲学，经济并不宽裕，但名声很大。杜月笙一直想与其结识，以抬高自身身价，但惜无良缘。有一次（此节颇多争议），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章太炎的侄儿，与一位颇有身份与背景的人发生房屋纠纷，相持不下，就请章太炎帮忙。章太炎虽是名满中华的革命元老与国学大师，但在只认权贵与金钱的上海租界里，却是无能为力。无奈之中，章太炎忽然想到了杜月笙，他是法租界炙手可热的大亨，左右逢源，神通广大，于是放下名流学者的架子，给杜月笙写了一封信，请杜帮忙。杜见信后喜出望外，他尽全力为章太炎的侄儿排忧解难，并使房屋纠纷双方都得到满意的结果。事后，杜月笙借机专程去苏州拜访章太炎，章热诚以待。杜月笙告辞时，悄悄将提前准备好的一张两千银元的钱庄庄票压在章宅茶几的一只茶杯下。在杜月笙走后，章太炎才发现这笔重礼。这时的章太炎对杜月笙是既感激又敬佩，认为杜讲义气，重礼节，礼贤下士，有古豪侠之风，自此二人过往甚密。杜月笙每月都派人给章太炎送钱，接济章的生活；章对杜也另眼相看，不仅为杜修撰家谱，还常常讲杜的好话。

    章太炎与杜月笙的交往，几乎成了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污点，受批评最多的也是他的这段经历。用清高知识分子的话说，章太炎这叫出卖灵魂，也叫被“诱奸”；用雅俗知识分子的话说，章太炎这叫“士为知己者死”。不过我始终觉得，杜月笙名气再大，再有豪侠之风，仍不过一流氓。不可小觑之处就是，他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具有高级政客般的智商与远见，既知道拉住当前关键几个没骨头但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就可以在潜意识里“掌控”专制天下的士人，并因此获得“关心知识分子”的美名了。从这一点上看去，高等流氓头子与高级政客，实在没有什么区别。反过来我们再为章太炎们想想，他们之所以去附庸一个流氓头子，一定是这个流氓头子有比政客更具吸引力的一面。所以，说到章太炎们的“失节”，仅仅指责这些书生没有骨头是不够的，而更应该指责的是那个唯权是上的社会，这种社会往往把知识分子制度性地工具化，这就好比皇宫里的太监与宫女，用得着，你是太监——对权力无“私”奉献；用不着，你是宫女——对权力有“私”不能奉献。

（选自魏得胜著《另类人生》，湖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