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现代儒学家的评析与批判
新儒学可分为宋代新儒学和近现代新儒学。近现代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
我国人民拥有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如今, 这份遗产非但没能给我们以厚惠，反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妨碍我们踏上现代化新路的阻力。原因在于，作为民族文化的遗产，并不像一个家庭所拥有的祖业那样简单。它既可为后人的发展提供一定程度的文化基础，同时又可妨碍后人对新事物的接纳和对新生活的创造。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所面临的亦非单纯的对传统的态度问题，而是面临着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双重夹迫下的痛苦选择。在这里，人们对传统的眷恋和对民族前途的关心以及对异质文化的抵御本能交织在一起.
翻开一部百年中国史，尤其是看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几十年历史，除极少数别有意图者外，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探索，都是围绕着如何振兴民族这一时代主题而进行的。新儒家诸贤无不以饱学深思而称誉文化界。他们既有着厚实的国学底子，对西方文化也大多有着深入的了解。可以说他们的学养实在是超乎寻常的深厚。
但儒学统治国人灵魂两千余年，早已深入国人的血脉之中。今日的中国人，物质生活方面的许多东西虽早已西化，但骨子里还是滞留着儒学的东西，如家族观念、皇权崇拜、官本位意识等等。然而，这只能说明儒学的阴云太厚，对国民的禁锢太深，而不能说明没有与其告别的必要，更不能说明告别儒学就是自断血脉，自绝生命。
新儒家依恋故常，并非劝世人回到古代社会，重新去过那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生活，而是在他们看来，返本可以开新，从孔孟程朱陆王的学问里可以找到现代社会的罗盘。他们并不反对民主与科学，而且还为如何从儒学传统里寻觅可以生长出现代民主与科学的种子。这是新儒家同顽固派的根本区别。新儒学比起顽固派的文化主张来，更具诱惑力，也更容易将国人导向思想的歧路。新儒家所怀系的是对中国未来前途的关心和对生民灵魂坠落的救拔，既紧扣着现代化这一主题，又有着宗教层面上的终极考虑。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走了弯路和歧路的，以致今日还在为小康的目标而奋斗。没有理由认为，这一切乃天意所为，或者像许多懵懂学者所说的是由于“历史的选择”所致。天意和“历史的选择”的解释，都是宿命论的解释，其实质一为愚民与役民，二为历史的误导者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而假借的口实，比古人的天人感应说和君权神授论强不了许多。历史是人的历史，而非“历史”的历史。人是容易犯错误的，尤其当一个民族的命运主宰在极少数人或一人之手时，历史就越加不可能正常发展。新儒家诸先生的著述，大多围绕着这一主题而写的。
从思想文化的层面探讨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新儒家的视野无疑是正确的。中国历史步履维艰，根本原因的确在思想文化方面。辛亥革命之后，我们虽然结束了形式上的帝制，推倒了孔圣人的独尊地位，但却未能告别儒学传统，走出中世纪。只要旧文化的土壤还在，任何新生的东西都脱不了旧文化的脐缘，甚至还可能将旧文化中的负面成分发展到极致。回首百年历史，谁也无法否认，长官意志、个人崇拜、单向文化、平均主义，这等等东西不是旧文化的变态形式。近些年，新儒家喜欢拿十年“文革”作文章，认定“文革”就是反传统所带来的恶果，实则大谬，也足以说明他们的认识与中国的现状是隔了一层的。表面看来，“文革”破四旧、砸文庙、批孔孟，好像是跟儒家过不去，实际上却正是儒学传统所植下的祸根。
新儒家试图通过人生问题的解决以求得中国问题的解决，无疑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办法。本世纪中国，只要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有了现代意义的人，又何愁人生问题不能解决。相反，如果国未强民未富，人身自由无以保障，人生问题的解决只能是一句空话。
本世纪的中国与西方世界处在两个文明时代，所面临的文化问题与社会问题迥然相异。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如何走出中世纪，与人类文明的大潮合流。如果把目下的中国问题与人类问题扯到一起，作一锅糊涂粥来煮，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非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的正是现代工业文明和现代民主制度，而不应该在二者尚未发展起来的情况下就去一味地揭其短处，更不应该予以拒斥。
梁濑溟、熊十力、钱穆、徐复观四位新儒家，大多有过很好的西学训练，对西方文化有比较系统的了解。然而他们对西方文化却常常显得偏颇：似乎他们不是从西方人的历史文化中概括其特点，而是将他们事先模拟好的一种文化样式套在西方人的历史文化上面，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需要予以鞭挞。
西方文化流派之多，思想之富，成就之高，是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难于比肩的。绝对不是像新儒家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缺乏人文精神的冷冰冰的文化。为什么近代西方文化一跃而居于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为什么恰好是在人格人权平等自由这些关乎人生与道德的根本问题上，中国人需要一次又一次地从西方世界进口精神食粮？为什么最近这些年，中国人还潮水般地涌出国门，想方设法定居西方？难道这仅仅是由于物质待遇的诱惑吗？
西方有民主政治，有系统的道德学问，甚至有空想的社会主义传统。而中国，不但缺乏自然哲学，就连宗教和政治，也一并统摄于道德学问里，至今对人生、道德与政治三者的关系，还没有理出个头绪。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认为，西方人的人生智慧和人文精神不如中国人。
但将中国落后的责任完全推之于传统文化，认为传统的一无是处。很显然，此种民族虚无主义的论调是也有悖于逻辑。假如中国传统文化果真一无是处，那么西方文明就可以毫无遮拦地涌入国门，而后来的学者们也就无需再在文化定向问题上唇枪舌战，纠缠不清。日本人接纳西方文明，走上富强之路，而中国人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文明相比于日本人的文明，悠久而又深厚。日本人缺乏深厚的文明基础，自量不可能挡住西方文明大潮大浪的冲击，只好全盘接纳。在这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指责日本人缺乏民族主义精神。相反，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日本人也像中国人那样，死抱着自己的传统不放，可以断言，他们身上留下的伤痕比起中国人来会更多更深。
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对西方文明在抵御中被迫逐渐接纳同时又在接纳的过程中想方设法抵御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行程中，中国人抵御西方文明所持的盾牌自然是正统的儒家思想。结果西方人炮火的威胁和《南京条约》的耻辱迫使国人不得不从”天朝上国“的梦乡里觉醒过来，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相比具有优越性。林则徐、魏源等人就是第一批觉醒过来的人。
洋务派从传统的“道体器用”观出发，提出一套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主张以中国之道，用西方之器。他们接纳西学，举办洋务，广泛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和机器生产，同时设译书局，但是他们骨子里仍然充满着旧时代的滞气，头顶上仍然罩着一片传统文化的阴影。对他们来说，兴办洋务是为了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的目的，一是确保专制主义王朝的安稳，二是确保孔孟之道的香火不绝。张之洞是洋务派文化主张的代表人物。他认识的思想深处是，兴办洋务只是手段，保国保教才是目的。因而，中国的问题不是要学的问题，而是要变。不变而学，学而无功；变而再学，或学变并举，才可学其根本。孙中山等人比起洋务派和维新派来，视野要开拓得多，身上的传统文化的包袱也轻得多。因而，他们能够推翻清廷，从形式上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政治。
在２０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陈独秀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他不仅创办《新青年》，团结了一大批进步文人对封建传统展开批判，更重要的是，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首先是一面旗帜，一位思想领袖。正是由于他那冲决罗网的精神和激荡人心的文笔，将青年一代从传统礼教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他明确地指出：只有用民主与科学的两种武器，方可战胜传统的陈腐，方可开拓出中国崭新的前途，认为只有“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才有希望，
才能保障中国“今世之生存”。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原来就是向往民主与自由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民主比起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来，会更为广泛，更为实在，所以也就从鼓吹欧化到宣传俄化，从而使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大地上迅速传播开来。
但历代儒生对孔孟学说作了曲解，才使它变得陈旧迂腐。康有为一生，不管是变法前，还是变法后，都在做着复兴儒学和重塑孔子形象的工作，并尽力将儒学传统与中国当时的时势结合在一起。因为在他看来，中国自本自根的东西只有到儒学传统中去寻找。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梁漱溟认为，中国人由于儒家礼法的约束，“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权威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性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洋之处”。但是，又认为中国人没有个性自由，并非坏事，而是好事。西方人的个人间的彼此界限划得很清，开口就是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谁同谁都是要算账，甚至于父子夫妇之间也都如此；这样生活，实在不合理，实在太苦”。而中国人不同，“不分什么人我界限，不讲权利义务，所谓孝、弟、礼、让之训，处处尚情而无我”。
冯友兰主张，既采纳西方文化的“主要性质”，又不失去中国文化之根基。实则为一悖论。既然将西方文化的“主要性质”接纳过来，那么就势必危及到中国文化的本位性。工业化的文明一旦涌入国门，就势必对传统文化的生存构成威胁。另一方面，一旦中国文化的“主要性质”被舍去，那么中国文化还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吗？ 冯友兰将西方文化归类于“生产社会化的文化”也是欠妥的。近代西方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而资本主义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系统化的文化，有它内在的整体性质，绝非“生产社会化”一词可以概括。冯友兰试图将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起来，同样是不现实的，也有悖于文化学原理。进化史观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认为各民族封闭局面被打破之后，人类文化必将朝着一体化的道路发展，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再护住自己的文化而徘徊于世界潮流之外。
在贺麟看来，中国文化能否复兴，关键在于儒家思想能否复兴。而儒家思想能否复兴，关键又在于“儒家精神为体,西洋精神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他说：“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 这“儒化”，在贺麟看来，重要的是将外来文化消融在中国的儒家精神里。认为，中国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中国人能否真正彻底地、原原本本地了解并把握西方文化。但西方文化对中国人最具吸引力和对中国文化冲击最大的是它的科学文明，而科学文明在新儒家们（包括贺麟本人）看来，是物质文明，是身外之物或心外之物。
钱穆认为，历史在发展，文化亦在变化，但发展与变化只是一个民族内部的事情。因为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各有生命，各有个性。“我不能变而为彼，彼亦不能变而为我”。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挖祖坟的运动，全然不要旧文化旧传统，是认他人作父，盲目照搬西方文化。比如他批评胡适所倡行的文学革命，就是一种认他人作父的做法，“一意模仿抄袭西方文学”，丢了中国旧文学的传统，其结果只能是“邯郸学步，非驴非马”。
钱穆认为，中国古代是没有专制君主的，因为君主们大多无能，需要贤臣良将来辅佐他们。而且在他看来，中国君臣关系一向是和谐的，君主不可能专制。国家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宰相手里，况且朝廷的职权是有分工的，而不是皇帝一手独揽。
方东美看重原始儒家，却不大重视《论语》，认为《论语》虽然字字玑珠，但毕竟缺乏理论系统性，“既没有论及宇宙全体，也不能包括本体万有，也没有对本体万有的最高根原加以阐明；它虽涉及德目论，但是没有普遍的价值论。总之，它即使充满了丰富的人生之智慧，仍不脱‘格言学’的范围，不代表哲学。认为，中国人的才能素来缺乏科学理性，亦缺乏宗教热情，强调的是艺术精神和道德精神。
民主与科学这两样东西，原本就是西方人对人类社会的两大贡献。但是，新儒家中许多人不承认这一点，硬要说这两样东西是“吾家旧物”。唐君毅虽然没有走这一偏蔽的路，但却从另一角度认为民主与科学本身就是有缺陷的，不足以解决当下。在他看来，科学只能解决知识问题，衣食问题，无法解决人生问题。其最大的缺点是，则是把人本身之具体内容与人之价值性，完全抽象化，符号化。单纯的理智分析，最后亦可能把人带入一最大的虚无境界。哪里还谈得上为人类解除危难呢？。”在他看来，君主专制下君主之所以有权，是由于人民对君权价值的承认；贵族政制下少数人之所以有权，也是由于大多数人民对贵族政治的价值的承认。认为，君主和贵族还可采纳人民的意见，以及召开人民大会来讨论国事，以集思广益，或通过选拔贤德人才，保证政治的合理性的发展。此种君主专制和贵族政制，可以避免集权的弊端。君主和贵族握有政治大权，自然会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亦可增强他们为政施政的道德意识。而在民主政治之下，人民专注于所得的权利，亦可增强他们对权力的贪恋意识。
在唐君毅看来，政治最根本的是道德理性，法律及民权观念只是手段；一旦人人皆成了圣贤，法律和民权观念是可以不要的。我们看世界交往日益频繁的２1世纪，国不强，民不富，政治无民主，精神无自由，根本就没有条件和资格谈民族尊严与文化本位，到头来，国人终究还是花果飘零，作他人文化的乞丐。
大凡专制极权者都是反对变革的，他们总是以社会稳定和维护传统文化为藉口，来转移人们的视线和消弥民众的变革要求。此种情况，尤其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日益广泛的时候，更为明显。
从梁漱溟开始，新儒家便有着强烈的反科学的情绪，认为以科学文明为主导的西方文化非但不能给人类带来福音，反而造成灾难。而牟宗三认为，要想中国文化得以重建，传统的儒学得以光大，不能忽视学统和政统两个方面。
徐复观尽管想远离政治，作一名布衣教授，但是他的思想和他手中的那支笔却很难离开政治。在徐复观看来，儒家思想非但不是专制的护符，相反倒是对专制政治的限制。这主要表现在儒家的德治主义与民本主义。
它要求统治者必须首先成己之德，然后便是人人各尽其德。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乃是以德相与的关系，而不是以权力相加相迫的关系。这可能吗？
近百年的人类历史表明，物质生活越丰富，政治越是大众化民主化，人们的精神反倒显得越来越空虚，越来越痛苦，越觉得生活没个滋味。时处21世纪，如果其他民族已过上丰裕的物质生活，或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的道路，而自己这一民族却依然是落后的，并处在专制极权的统治下，他们的痛苦又会更甚。这样的民族，物质生活与政治生活， 如没有民主政治下的人格保障，很难提升精神境界。人家吃肉，我吃青菜； 谁愿呢？
诚然，新儒家是极富民族责任感的。他们既关心人生问题，又关心中国问题，深为中国的前途与命运而忧心。就这一点，他们同那些借弘扬传统为幌子而实际上别有祸心的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他们执着于传统，又实有助纣为虐的可能，尽管这一点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更不是他们的本意。可新儒家又如何能保障自己对传统的弘扬不被专制独裁者所利用呢？
在今日中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八个字已成为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两句套话，每当论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人们便把这八个字的套话拿出来，却不去深思这种套话究竟能否算得上一种文化主张。表面看起来，好像很可取，很“科学”，但不能解决问题。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首先必须弄清楚何为精华，何为糟粕。怎样“取”和怎样“去”。 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标准。 有人看作精华，有人看作糟粕，没有一个公认的认识标准，所以这种套话又很容易为某些人所利用，作为愚民的思想工具。
可以说，本世纪中国问题未能解决，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文化的传统太深太厚。文化的失向，社会的混乱，并非因为传统儒学的地位不显，而是因为其阴魂不散。 妨碍今日中国历史健康发展的，仍然是封建的东西，儒家的东西。一方面，官本位作崇，当权者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日益严重。另一方面，面对官场黑暗、道德沦丧的严峻现实，人们不是去考虑如何消除腐败的土壤，如何在制度建设方面作努力，而是徒劳地宣扬儒家德治思想，试图用唤起腐败者的良知良心的办法消除腐败。对百姓们来说，他们不是去深思中国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而是一味地怀念５０年代的质朴、公正与平等，甚至怀念“文革”期间的大锅饭、平均主义。他们怀念毛泽东时代，因为毛泽东本人在物质生活方面两袖清风，不贪不沾，当时的干部也比现在的清廉。没有跳出封建文化的圈子。始终绕不过对明君清官崇拜这一道思想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