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柏塬·陕西诗会研讨会上的发言

                                       马平川

    今天是一个非诗的年代，以喧嚣的娱乐性、消遣性为目的的流行文化以风挟雷电的势态很快占据了普通大众审美的精神空间，取代了以诗为代表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诗的神圣性和诗人头上的光环也显得暗淡无光。在一些人看来，一条价值不菲，闪闪发光的金项链远比一首情诗更能体现爱情的价值。细腻滑润的“东坡肘子”远远比“苏东坡诗词”更具诱惑力；“举头望明月，我是郭德纲”取代了“低头思故乡”的诗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成了精品楼盘开盘的最佳广告文案。
   长安作为唐诗的故乡，诗脉经久不息，源远流长。已远远跨越了西安的地域、文学的范围。曾经承载了一个王朝光荣与梦想的长安城悄然远去了，只在这里留下了一个沉默的背影。煌煌大唐，万千气象。大江南北，诗歌兴旺。浩浩大唐文明，郁郁汉唐诗风，就这样汇集于长安城墙脚下，滋润着，丰沛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千年元气，牵系着我们坚守诗歌的光荣与梦想。
    新时期的陕西诗歌，现实主义是其主旋律。根植黄土地，关切现实，忧患人生，抒发真情，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始终是陕西诗歌多声合唱中的主流。从对“文革”的反思到对改革开放的讴歌，他们的诗笔自觉地紧跟时代，写历史风云，唱人民悲欢，演奏着新时代、新建设的交响乐章。沙陵、柯仲平、戈壁舟、胡征、晓雷、闻频、子页、和谷、刁永泉、孙晓杰、商子秦、朱文杰、渭水、耿翔、远村、岛子、沈奇、伊沙、秦巴子等共同铸就了陕西诗歌的辉煌。陕西各地的诗人自身团队精神匮乏，呈现出边缘化、体制外的状态。孤军奋战，孤芳自赏。但具有独立性、自由性和自发性
    陕西诗歌艺术的探索性，开放性、先锋性、民族性和创新性远远走在陕西小说的前面。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轰轰烈烈的“朦胧诗”大潮到席卷全国的“第三代”诗歌运动，波谷浪峰间都闪现出陕西诗人冲浪的矫健身姿。在一个消费主义，利益化日趋凸显的市场时代，当下的陕西诗歌，仍然以倔强的姿态生长着。坚持自由、包容、开放和先锋性原则。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内心生活，从不放弃灵魂深处的审美诉求。
    他对中国诗歌的贡献，现已被公认。他于1981年写出著名的《土拨鼠》，把现代诗推进到更成熟的阶段。讽喻性的表达了诗人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理解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从土拨鼠千奇百怪的习性中，我们却看到了人类自己的影子：我们的尖嘴、我们的利爪、我们的文明的伪善和无聊，以及我们心灵深处触目惊心的异化。这首诗被誉为“人类生存状况及灵魂缺陷的全景图”。
    伊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诗歌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中国现代诗潮流变十二书》中，诚如燎原指出：“伊沙对于20世纪末的中国诗坛具有特殊意义。他甚至一个人代表了一段诗歌时区。”
作为一个“标本”，伊沙是以其特异的诗质存在的；而作为一个“标志”，而这样的一个“标志”在诗歌流变中的意义就在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已经不可逆转地朝向“个人化写作”的时代迈进。这些诗坛上闪亮的名字，在陕西文学界却属于“沉默的大多数”。
    墙内开花墙外香。新时期陕西中青年诗人成为中国诗坛一支引人注目的劲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汉学家前川幸雄编著的《长安诗家作品选注》，1995年在日本用日文出版，最早把陕西当代诗歌介绍到海外。陕西仅参加过素有新时期中国诗歌“黄埔军校”之称的历届《诗刊》“青春诗会”的人就有梅绍静、杨争光、耿翔、刘亚丽、伊沙、秦巴子、李岩、李小洛等近10位诗人，这些诗人显示出的诗艺成熟和创造个性，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均打破了过去“文以载道”旧一统的单一诗歌创作态势，诗歌艺术呈现出多元的美感效应及各种风格的融合的创作局面，在创新与传统、外来与本土的跨越中寻找诗歌艺术发展的生命支点。八十年代中期，他们在诗的变革与探索中，诗歌观念进一步发生了质的变化。诗更多地回到生活现场和存在，回到人的生存本质，从个体生命体验的思考中感应世道人心，呈现出精神的复杂性和人性的丰富性的特点。
    曾经见证和滋润过长安城的盛世繁华的诗歌，在今天的遭遇就如同“八水绕长安”的清流，已悄然进入西安历史的下水道，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我们都只能站在干涸的河床边，在无限的感伤怀旧中，梦回大唐，拥抱诗歌。把栏杆拍遍，无人会。只能凭栏黯然眺望当年的汩汩东流水了。作为代表陕西传统文化的诗歌没落如斯，究竟孰之过？这与陕西作为“文学大省”的称谓不相匹配，这与陕西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地位不相匹配。
   “长安小说贵，诗人大不易”。陕西文学多年来一直靠几部获奖小说，寥寥几个人赖以苦苦打点支撑门面了事。诗歌在陕西小说屋檐下仅仅是只小小的麻雀而已。早在2000年《文艺报》在一版头条刊文希望陕西有关方面对陕西诗歌创作给予充分的关注和帮助，使其早日走出痛苦的沼泽。《陕西日报》呼吁《给陕西诗歌一个坛》，《三秦都市报》》发出《救救陕西诗歌》的呼唤。然而陕西文坛对诗歌的忽略、冷漠、排斥的现状，至今未见有任何改变。陕西诗人们只有无奈接受，忍气吞声，但依然热爱生活，坚持写作。他们凭借着自己的才智和力量，在现代诗荆棘丛生的道路上，默默而行。这既要忍受精神上的孤独和寂寞，同时也为胡宽的诗歌写作付出了代价。
    在陕西文学界, 强大的权力主流话语重视的依然是小说创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陕西文学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小说，但很少有诗集。小说一问世，风光无限。首发式，研讨会，官员到会捧场，评论家倾巢出动鼓吹，媒体竞相炒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陕西一些诗人自印诗集和自费出版诗集，私下交流，得不到陕西文坛的公开评论和肯定。
    当代陕西诗歌写作长时间一直处于被忽略的地位，始终游历于陕西文坛的视野之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陕西诗歌就长期处于无人关注，无人喝彩的境地。我认为这既是中国诗歌的悲哀，也是陕西文学的悲哀。诗人伊沙说得好：“西安没有了诗歌，就是西安；西安有了诗歌，才是长安。”文学在陕西,这么多年来，给人印象是只见小说，不见其他。我在多种场合一再注意到，有人论及陕西文学，实际上评议的仅仅是陕西小说，“文学大省”其实就是 “小说大省”，而“小说大省”就是两位“双子星座”著名小说家独挡江山。陕西文学界近30年来召开的“作品研讨会”，几乎都是“小说研讨会”，没有开过一个像模像样的诗歌研讨会。陕西的一些文学奖其实就是小说奖，陕西的评论家其实就是“小说评论家”，面对诗歌往往处于失语，漠视、尴尬的状况，导致诗歌理论建设的滞后和批判的缺席。正式成立的陕西文学院首届签约的14位陕西作家选题全是清一色的长篇小说。作为陕西省文学艺术最高奖的首届陕西文艺大奖，其中“文学奖”评奖的范围明确规定为长篇小说。这是陕西文坛对陕西诗歌的一种偏见和傲慢。
    扪心自问，作为陕西文学和文坛的管理者的文学体制本身，究竟为繁荣发展陕西诗歌作了些什么？文联、作协是党联系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肩负着繁荣文艺事业的重任。充分发挥联络、协调、服务的功能，围绕抓创作、出人才、促精品，带动文艺创作全面繁荣。它有责任为诗歌的繁荣和发展。创造和提供必要的呵护与激励。陕西的各级作协、文联及相关主管部门的现行文学体制，目前还带着上世纪传统文学意识的惯性状态的文学观念和眼光，对诗歌的新生力量缺乏敏锐的眼光及客观的接纳态度，与体制之外的诗歌写作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对话，所以也就根本谈不上对诗人施以有效和积极的影响。陕西诗人和现行传统文学体制基本上脱节。他们已经不再指望也不可能得到传统文学组织、体制与势力的关照与提携，他们也从来不期望挤进去从中分得一羹。
    目前是陕西文学承前启后，加快发展，再创辉煌的关键时期，陕西文学要敢于正视不足，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观。以服务人、满足人、提升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诗人的物质条件，提倡对每一位诗人的团结和尊重，尽最大努力为诗人提供支持和帮助。充分尊重诗人个性化、多样化、不同风格的诗歌创作与探索。举办一系列诗歌活动，繁荣陕西诗歌创作。创造良好的文学氛围和创作环境。将陕西诗人推到前台，使诗人通过他们的作品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努力构筑陕西诗歌高地。加快陕西文学事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