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袁贵仁在2010年元旦召开的教育部机关司局级干部会议指出：“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许多问题没有现成答案，需要在科学调研的基础上做到科学决策、科学执政，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推进教育改革创新。”^[1]

综合各方面的新闻报导，中国国民教育系统改革的序幕即将拉开，具体怎么改革、如何改，民间的议论太多，大众期望不低，难度不小，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与思考。

 

中国的改革，有改良与革新双重含义，改良相对容易，革新却相对较难。中国教育改革，近30年，改良的部份已经越来越少，需要革新的内容却基本没动。而且改革本身又是有风险的，尤其是涉及到13亿人的社会问题，难度更大。

中国的医疗改革就走了回头路，房改，也基本是失败的。广泛受到社会诟病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其难度之大，人所共知。而教育改革，不仅涉及13人口，而且是寄托着千家万户、天下父母对下一代的无限企盼与期望，决定中国未来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教育本身就是“未来”的事业，天然具有不确定性风险性。而美国教师托尼·马伦说：“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机构是学校，最伟大的变革工具是教师。”

通常认为；理想的教育是人的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和谐统一。教育是一种需要，满足个性发展的需要；教育又是一种传承，对人类文明的传承。理想的教育，是让每一个学生终身持续发展的教育；是让每一位教师终身幸福生存的教育；是让每一个家庭享受成功喜悦的教育；是奠定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基石的教育。

教育机构，实际上受到四方之托。它既受党和政府之托，又受家长之托，用人单位之托，还受“受教育者的未来”之托。按中国“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传统意识，教育机构本来就是社会的“小媳妇”。在这种社会委托与受托关系中，要想人人满意，个个学生得到教育利益最大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一个学生多个老师，并针对这个学生制定唯一的培养方案。当然，这是绝对不经济、不可能的。

教育系统，若只是满足一个委托人的要求，那就满足不了其他“委托人”的要求。党和政府希望教育机构，既要培养一定量的德才兼备的世界顶尖的创造型人才，又要培养大量、满足社会即时需要的高、中、低级各类劳动者。受教育者的家长们，希望教育机构能为自己的家庭培养出光宗耀祖、起码也得要比其长辈有着更加辉煌人生的高级人才，即使受智能特征限制，也要尽可能向“可塑性方向”最大化培养，万不得已，最低要求也要是一个正常人，能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用人单位需要的是即期即能上岗，适用于岗位技能、素质要求和主观需要的熟练劳动者。受教育者自己的愿望是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而变化，并受环境、信息、引导、教育、教育类型与教育发掘其潜能状况而改变，其特征是幼年期朦胧的心理崇拜、少年期不太现实的心理偏好、青年期相对成熟的自主选择的与现实逐次接近的发展过程。

委托方、学生、教育三者之间的需要与可能，是有矛盾的，委托方内部也有即期与未来需求的差别。党和国家、家长、学生的未来是期望无限大，用人单位是现实的适用性，要求现实、实际、具体，学校和学生，只能是向期望的方向努力实现最大值，尽可能缩小与期望的差距。而与用人单现实需求的适用性，只能是通过劳动力市场调节来实现，学校不能只以用人单位的现实需要设定培养方案。这是“劳动力商品”与物质商品的差别所在。

国民教育系统，如何综合满足委托方的要求，并让受教育者得到“可塑性方向”最大化的优质教育，就是《教育学》和当今中国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受托方——各类教育机构“忠人之事”的义务。教育的天职就是把可能培养最大化效用之材，培养教育成才。这就是教育改革的目标所在。

教育只能是少数老师教多数学生，首先要发现、发掘学生的潜质与潜能，与委托方形成共识，并努力提供最优质的特质教育，提高成人、成才率，实现人生效用最大化的科学教育系统。因此，基础教育重在发现、发掘学生的潜质与潜能，与委托方形成共识，共同鼓励学生向可能发挥人生最大效用方向发展。高等教育重在分类，形成人性化、特质化的特色教育，而且分类越细、越具体，教育就越发达。

 

教育有基础教育和终级教育之分，基础教育是为终级教育服务的。终级教育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按教育机构的职能分类，受教育者接受了这类教育之后，社会就认定其是一个基本合格劳动者的教育。如我国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因此，基础教育，只分层不分类，而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既分层也分类。

在农业社会后期和工业化初期，人才分类比较粗糙，一般只需要高、中、低分层与专业分类即可，但进入工业化社会，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与深化，终极教育的分层与分类，是多重的，甚至是叠加的。国际上关于高教分类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不过近40年时间。

世界上，关于高等教育分类理论，目前有两本著作，两种主要方法^[2]。

两本著作是美国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伯顿•克拉克在1983年出版的专著《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和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和伯顿•克拉克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

两种方法，一是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对高等学校的分类。卡内基每隔一定时间就对其高等院校分类进行修订，先后推出了6个版本。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将全美高等教育机构分为6类(或层次)，分别为：

1、博士学位授予院校；

2、硕士学位授予院校；

3、学士学位授予院校；

4、副学士学位授予院校；

5、专门机构(指层次不太分明，集中于某一领域的教育机构，如宗教学院、军事学院等)；

6、族群学院及大学(指专为美国原住民提供高等教育及社区服务的机构)。

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教育分类法》，已经推出了两个版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修订的《国际教育分类法》。高等教育包括第5级和第6级教育，第5级为大专、本科、研究生教育，第6级是博士研究生教育。

目前，中国的教育分类，还停留在农业社会粗糙的分类状态，进入21世纪，因为社会工业化对劳动力分类需求的逼迫，才开始从教育机构分类是着手，大量设置高职院校，并没有按人的教育需要、社会人才需求、多方受托原理出发，全方位研究和适应性改善中国的教育结构。

高等教育分类，不能停留在学科分类上，除研究型高校按学科分类外，其他高校应按社会行业、职业、岗位分类标准分类，以满足用人单位适用性需要。因此，中国的教育改革，首先应该是高等教育分类，而不要急于取消高考制度。教育改革的基本规律，应该是“先立后破”，决不能“先破后立”，用新的制度优势取代原有制度落后的方面，当新的制度得到共识之后，旧的制度也就没有生存余地了，这种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对社会的冲击最小，稳定就在其中。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认为：“教育发展在于改革，教育改革在于创新”^[3]。教育创新，有理论创新、目标创新、过程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方法创新等等，教育创新的系统性、社会性、不确定性，要求我们必须制定严密的改革战略与战术。

 

战略（strategy）一词最早是军事方面的概念。战略的特征是发现智谋的纲领。在西方，“strategy”一词源于希腊语“strategos”，意为军事将领、地方行政长官。后来演变成军事术语，指军事将领指挥军队作战的谋略。公元579年，罗马皇帝毛莱斯用拉丁文写了一本名为《stratajicon》的书，被认为是西方第一本战略著作。在中国，战略一词历史久远，“战”指战争，“略”指谋略。春秋时期孙武的《孙子兵法》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对战略进行全局筹划的著作。在现代“战略”一词被引申至政治和经济领域，其涵义演变为泛全局性、高层次的重大问题的筹划与指导，如经济发展战略、国防战略等。

战术，是指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在战场上指挥军队的计谋。

战略目标一旦确定下来，战术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决定战略目标的实现的程度。战术必须是具体地针对个别情况而制定的作战方案。所以，它具有丰富多采的变化和机敏迅速的反应这两个重要的特点，是与高瞻远瞩而制定的“战略”相对应的具体的作战组织方式与方法。

战略的特征是发现智谋的纲领，战术的特征是创造实在的行为。战略是宏观的、全局性的，战术是局部的、具体的；战略是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战术是实施手段、方法；战略是大范围、长距离、长时间、国际的，战术是小范围、中小距离、一段时间、国内或者区域性的。教育改革战略，一般只存在教育机构层面，有国家宏观教育发展战略，区域教育发展战略，学校发展战略。对长期发展战略还可分解成近期、中期、远期发展计划。而战术是根据发展战略和计划，制定的具体的行动方案。

具体到中国国民教育改革战略目标的实现，有以下三个层面的战术性要求：

第一，同一系统不同层次的教育组织之间，战略与战术是不同的。国民教育系统改革，有高层的国家和教育部的改革，有中层的省、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改革，有基层的学校改革。从大类上看，有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普教与职教改革之分。在高等教育内部，有普通高教与高职教育改革之别。

改革过程，要立足于现有利益各方的现实状况，联系中国社会人才需求实际，借鉴国际经验，通过市场手段，政策引导与调控，实现结构调整与重组。

第二，不同层级与不同类别的教育组织之间，各有各特征，各有各的需求。高层不改，基层怎么改也改不动；高层改革，基层不动，改革就是空中楼阁；高层和基层改革，中层不动，改革必然大打折扣。高层改革，需要中层和基层响应与配合，上、中、下联动、互动，才能实现国家教育改革的宏观战略目标。

在设置教育改革目标和设计改革项目前，要广泛听取四种委托人的意见，以及基层教育工作者的意见，吸纳各方合理化建议。

第三，高、中层的教育改革战略目标，必须落实到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当中去，才有意义。实现国家教育改革意图，关键是基层学校的改革，国家宏观教育政策调整，起到引导、指导、诱导的作用，其鼓励、限制、激励机制不可或缺。改革的效果具体体现在学校日常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上，人才培养的测重点上，最终，要体现在毕业生的知识、素质、劳动技术与专业能力上。

    教育政策是一个系统，不可能通过一两个改革项目的调整，试图改变教育的现状，其中的教师主体作用不可忽视，教师职业是一个创造性的特殊职业，既要有竞争机制，更要有富裕与尊严。

 

                                                  2010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