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公开是基本的政府责任伦理

杨于泽 

     财政部日前向各地财政机关发出一份通知征求意见稿，拟要求各地规范有序地推进地方财政预算信息公开。看样子，是要统一推进地方预算信息公开。这在各地财政官员中引起争议，有的认为此乃“大势所趋”，要公开就公开，有的觉得要求“太过超前”了。

     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于纳税人的奉献，政府的钱袋子就是人民的钱袋子。政府如何花钱，按宪法规定，必须由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最终决定权在掌握在人民手中。据说，以前预算信息有保密的规定，这是有违宪法原则的。现在建设责任政府，政府必须向人民负责，公开预算信息，让人民对政府如何花钱知根知底，是政府应该做的，这是一种责任伦理。

     这样讲，似乎都是些大道理，过于抽像，所谓宪法原则不能当饭吃。但预算信息公开之后，民众知道政府如何花钱了，就可以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对政府的花钱行为形成压力，带来道义约束，这就是预算公开的监督效应。预算公开的目的，端的在于监督。

   由于公开，引来监督，这样的例子已经不少。在前年的广东省人代会上，人大代表批评电脑采购的预算拨款平均下来太高，政府便承诺将来调整。再比如，如果预算公开，政府就不敢列支公款出国旅游的开支，招待费也会受到压缩。当然也可能变相列支，但总得瞻前顾后、畏手畏脚，开支就会趋向于正常合理。

   美国预算制度的先驱克里夫兰说，效率是政府的第一美德，而预算公开是政府效率的保证。防止公款吃喝，防止公款出国旅游，制止车轮上的腐败，都只是人民监督政府花钱的“初级阶段”。监督的“大戏”，是看政府花的钱值不值得，是政府把钱花出去产生了多大效益，增加了多少公共利益。如果效率不高，政府必须作出承诺，找到方法，及时改进。政府效率不会自动高起来，预算公开，方便各界监督，这是政府可以得到的一种外部助力。

   财政部的征求意见稿，把预算公开和“民主政治进程”联系起来，可见预算公开事关“政治大局”。现在中央要求“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民间对政治民主期待很高，而如何推进民主政治，尚待探索。在某些人看来，民主就是选举、投票。其实，公开预算信息，让民众从预算上监督政府，提高公共管理效率，这也是一种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预算民主”，这种民主形式更“实用”，更少争议，因而更加现实可行。

   对于财政部部署“统一推动”预算公开，据说有地方认为沿海在预算公开上已经先行一步，内地步子慢、跟不上，所以不宜“统一推动”，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逻辑。公开预算信息的“坏处”，无非是约束官员随便花钱，让所有的钱花得值。难道沿海地区先行公开了，就该让沿海官员“饱受”人民监督；而一直做得不够的地区，就有权免除人民监督，继续崽花爷钱不心疼？推动地方预算公开，不能让先进“吃亏”，而落后反而有继续落后的特权。

   公开地方财政预算，可以取信于民，可以增强政府行政的权威性和号召力。地方预算公开，是历史潮流。财政部“统一推动”，是顺民意、得民心之举。对于那些落后地区而言，正需要有自上而下的“统一意志”，需要来点“强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