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乡插队的时候，农村叫“人民公社”，田地树林是集体的，耕牛、犁头、风车等农具是集体的，劳动也是集体作战。但社员还保留有自家的菜园子，当时叫“自留地”。集体的庄稼没自留地的庄稼长得好，张春桥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党报宣传“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曰：“一大二公。”说社员的自留地是“资本主义的尾巴”。
我是公社一员，自然也有一条“资本主义的尾巴”，却长在山坡上，距我住的院子有一两里地。我貌似很革命，本来不想长这条尾巴，但老队长说：“你不吃菜？”嘱咐我：“种好自己的菜园子！”
却说我插队之初，夏七月，烈日炎炎，不宜栽种。同院子老乡，或送我半个南瓜，或送我两棵青菜，凑合而已。我就遵照毛主席教导：“看菜吃饭。”却常常无菜可看。老乡不是吝啬，而是无菜可送。虽然党报吹嘘“年年丰收”，但我所亲见，农村却普遍缺粮，社员的自留地，大块种红苕洋芋等粮食作物，小块种蔬菜，自家吃都还不够，怎能常常送我？我就用豆瓣咸菜下饭，饥肠辘辘，也一样吃得津津有味。
等到秋收后，天气渐凉，老队长说，可以种菜了。放工后，我就扛起锄头去挖自留地。我上中学，支农劳动，也挖过地，不是技术活，而是力气活。我缺少的恰恰就是力气。挖集体的地，可以磨洋工，但挖自留地，磨谁的洋工？都说小生产者自私，其实这是人皆有之的本性。我一到地里，就挥舞锄头，高高举起，狠狠落下。挖了一会儿，大汗淋漓，浑身散架。记得影星刘晓庆，插队我老家宣汉，后来在回忆录《我的路》中说，当年挖地，挖得她悲痛欲绝，如果那时，有一个人去帮她挖，她愿意嫁给他！宣汉人民却懂不起，她只好咬着牙，继续挖。她挖的那块地，在县城河对岸张家坝，现在正搞商业开发。我觉得，宣汉政府太缺乏想象力，如果在那块风水宝地上，建一个碑，题曰：“影后刘晓庆挖地处。”说不定还能成为旅游热点哩。
我当年挖自留地，却没有刘晓庆这般感慨。一屁股坐在地头，又累又饿，想：要是能回县城当个工人，按时上下班，按时吃饭，晚上读小说看电影，每月有二三十元工资拿，多好啊！媳妇在蜀水之西，高中毕业后，也曾下乡插队。说她把自留地交给隔壁老乡种，收获平分，去公社赶场，看见公社食堂服务员，悠悠闲闲坐在那里织毛衣，好生羡慕！我们的人生起点都很低，所以后来至今，哪怕是最艰难的筒子楼岁月，我们也很知足：比当年插队好多了。
却说当年，我正坐在地头喘气，幻想美好人生，隔壁院子有个叫杰巴的社员，比我大两三岁，挑着空粪桶路过，笑道：“谢知青，你这狗刨梢的地，长得出庄稼？”远远看见有个人扛着锄头，他就双手罩嘴，作喇叭状，喊道：“廉儿～～”那个叫“廉儿”的社员跑过来，问：“干嘛啊？”杰巴说：“我们帮谢知青把地挖了？”廉儿说好，就挥起锄头，挖起来。我很感动，说：“太谢谢你们啦！我请你们吃饭？”
赶紧跑回家，生火煮饭，却没有蔬菜。去隔壁扬生家，要了几个洋芋两棵葱，切片烧汤，放上葱花，几滴菜油，喝起来居然有鸡汤味道。我现在还常常炮制葱花洋芋汤，原汁原味，媳妇也说好喝，美其名曰“心灵鸡汤”。却说那天晚上，一罐子米饭，顷刻间，被一扫而光。我说：“没什么菜，饭要吃饱？”他们都说：“白米饭，不要菜，吃起来也香！”须知那年那月，按照毛主席教导，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土豆和其它杂粮，能敞开肚皮吃一顿白米饭，已经很奢侈。但那一顿，却吃掉了我两天的口粮。我正盘算怎样弥补亏空，杰巴建议说：“你那块地，最好一半种蔬菜，一半种红苕洋芋？”廉儿也说：“红苕洋芋，也顶饱。”我和媳妇虽然在县城长大，也是饿过饭的，知道蔬菜维生素虽多，却不如淀粉类的红苕洋芋能充饥。这个记忆，延续到今天。我若吃菜不吃饭，媳妇就恐吓我：“不吃淀粉类食物，就没力气！”
高家岩的贫下中农社员，杰巴和廉儿，从此成了我的好朋友。每次回城，我都带给他们珍贵的礼物：一块肥皂。肥皂凭票供应，我妈都舍不得用，留给我带到高家岩，感谢帮助我的贫下中农。他们也很感激，教我怎样种瓜菜，种红苕洋芋，怎样耘草施肥，说最好的肥料，清尿和大粪，人粪第一，猪粪次之，牛粪最差。
前任知青留下的一个旧桶，就成了我的贮尿器。清尿兑上水，浇在地里，庄稼就唰唰猛长，但一个人的制肥能力有限，我就想法另辟肥源。却说同院子的小学生娃娃，六七个，饭前饭后，喜欢聚在我屋里，听我讲故事。我就跟他们谈条件：“你们在我桶里屙一泡尿，我讲一个故事？”他们不干，说大人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尿要憋着回家屙。我也不勉强他们，开讲故事：“从前，有一个美丽的公主～～”讲到紧要处，停下来，他们很着急：“后来喃？”我笑道：“要知后事如何，请去屙尿？”他们就争先恐后去屙尿，涓涓细流，很快汇集成桶。自给有余，就跟同院子老乡以尿易粪。粪水灌园，我的“资本主义的尾巴”就开始茁壮起来。跟媳妇回忆这些插队往事，说我种的蔬菜，吃都吃不完，她却嚷道：“什么尿啊粪啊，好臭好恶心啊！”我笑引高家岩贫下中农杰巴同志的名言：“资本主义批起来臭，吃起来香！”问她：“你当年是怎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好多年后，我在狮山读研究生。同寝室大明兄，周末，跟我一边喝酒一边回首往事，说他插队时，创作过一个独幕话剧，名叫《一桶尿》。说有家贫下中农社员，尿满一桶后，老爹要担去浇自留地的蔬菜，女儿却要挑去浇集体的庄稼，戏剧冲突由此展开。贫农老爷爷上场，忆苦思甜，用烟杆指儿子鼻子，一跺脚：“咳， 你忘本啦！”然后老支书上场，宣讲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提高觉悟，统一思想。最后父女俩就抬着那一桶尿，唱道：“人民公社是金桥……”兴高采烈去浇集体的庄稼。
我笑道：“你这是编的故事？”大明兄也笑：“文学创作不是编的，难道还是真的？”说他们到公社参加汇演，找了个真尿桶当道具，一股尿骚气，把大家熏惨了！我笑着点评：“你的剧本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表演却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大明兄总结：“当年文艺创作，都这模式嘛。”现在有些后生，看电影戏剧小说，赞叹毛时代的人思想多革命道德多高尚，不知这些作品都是“一桶尿”式的“伪现实主义”，美其名曰： 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
很多年后，我任教川大，看某生毕业论文《论陶渊明田园诗的文化精神》，题记却引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名言：“种自己的园地！”想起当年插队，老队长嘱咐我：“种好自己的菜园子！”不禁莞尔。